【一】
郭沫若解放后创作水平的全面滑坡，集中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在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的２７年间，郭沫若笔耕不止，共写新诗和旧诗一千几百余首，出版有《新华颂》（１９５３）、《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１９５５）、《百花集》（１９５８）、《百花齐放》（１９５８）、《长春集》（１９５９）、《潮集》（１９５９）、《骆驼集》（１９５９）、《东风集》（１９６３）、《蜀道奇》（１９６３）、《邕漓行》（１９６５）。离世后由他人编选的还有《沫若诗词选》、《东风第一枝》、《郭沫若游闽诗集》，总共１３本之多，另一些诗作因某种原因没有收入。
郭沫若可谓活到老，写到老，直到他去世的前两年，还写下了当时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不仅如此，他还创下了解放后诗歌界的几个“最”：一是在同辈诗人中写得最多的诗人；二是最先发明了“政治打油诗”这一新文体；三是最先写出歌颂新时代的诗作《新华颂》，比向来敏感的艾青的《旗》早了整整７天。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两年，可称之为郭沫若诗歌写作的“狂欢节”期。他生产诗作之快，简直创造了自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奇迹”。常常是一天一首甚至数首，与相对讲究的历史研究、历史剧创作比，在题材上可以说到了狂放无忌、什么都可以入诗、什么都可以顺手拈来的地步。
当然，他在艺术上的粗制滥造，也“登峰造极”。郭沫若热烈地关注着全世界和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和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将之作为他诗歌创作的主要灵感。大至怒斥美帝国主义干涉我军炮击金门（《斥美国战争狂人》）、陪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天安门（《庆祝建国十周年》）、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朝鲜战争、“三反”“五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颁布、长江大桥和十三陵水库建成、“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小到扫文盲学文化、防治棉蚜虫、除“四害”、山东民间剪纸和看高甲剧团演出，无一不摄入他的笔底，引发他诗歌创作的冲天豪情。
郭沫若写得最多、最滥的还是“纪游诗”，每到一地皆有诗作。但即使抒发游山逛水的豪兴，也不忘联系国内形势、政治斗争和建设成就，给人穿凿附会的印象。他在一篇文章中记述自己拼命赶制诗作的“心态”时，曾形象地说：“我到张家口地区去，自然而然地写了几十首诗，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是：‘遍地皆诗写不赢’，完全是我的实感。那些诗不是我作的，是劳动人民做在那里，通过我的手和笔写出来的。”（１）
熟悉郭沫若创作历史的人们不禁会问：这位中国新诗的奠基者，难道昏庸到竟然不知写诗的义理和章法了吗？答案是：否。
【二】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郭沫若曾明确宣称：“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他向往强有力的个人，在想象中塑造了那个具有无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把是否有突出的个性看作诗的生命。他认为，“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底自然消涨’”。（２）他还说，“具有音调的，不必一定是诗，但我们可以说，没有情调的，便决不是诗”，“非诗的内容，要借韵语表现时，使我们不生美的感情，甚至生出呕吐的”效果。（３）
正因深信“个性”、“内在韵律”、“情调”是构成诗的基本要素和创作的根本原则，除此之外都是“非诗”的东西，在１９２８年完成诗集《恢复》之后，已有敏锐危机感的郭沫若决定不再写诗，而改写戏剧和从事历史研究。
唐晓渡认为，解放后的郭沫若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完全是“屈服于权力和政治中心话语”的结果，（４）丁东则对晚年的郭沫若持着一种宽谅的口吻，他说：“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郭老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５）
郭沫若未必是真心背叛和抛弃艺术信仰，问题在于他已经不能再像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那样完全掌控住自己的笔。郭沫若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像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道德观念，深刻地支配着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深刻支配着他的言与行。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予了他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给了他连想都不敢想的最高的“礼遇”。对一生都处在飘泊和动荡之中的郭沫若来说，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和５０年代整个社会和谐、健康与上进的气氛，与他和同代知识分子所长期奋斗与苦苦追求的“社会理想”应该是一拍即合的。（６）
【三】
作为文人，他只有手中这一管笔；而“知恩图报”，则是他这一时期最适当和最真诚的个人表达。在此情况下，“歌颂”和“赞美”新时代成为郭沫若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７年间诗歌创作的“主旋律”，是极其正常的，也是十分符合逻辑的。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０日他在《新华颂》一诗里写道：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遍地红。
生者众，物产丰，
工农长作主人翁。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在《记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用陈叔老原韵·其六》中流露了替国分忧的真实心情：
协商谈判是一端，
五国能齐举世欢。
漫道和平无原则，
还须增产克艰难。
１９５７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看到广大人民群众万头攒动的热闹情景，不禁豪情万丈，他真正地激动了：
天安门下人群如海，
天安门上胜友如云。他满眼所见的都是：
你看呵，孔雀在开屏，
一群蝴蝶在闹着星星。
五彩的探照灯的光，
在半空中织成云锦。于是，他要把真诚的祝福献给“使人们欢乐着直到天明”的这个新时代。
同年９月，武汉长江大桥提前竣工的消息传来后，兴奋之中的郭沫若，马上挥笔对那座遥远和宏伟的大桥展开了丰富而夸张的艺术想象：
一条铁带栓上了长江的腰，
在今天竟提前两年完成了。
有位诗人把它比成洞箫，
我觉得比得过于纤巧。
一般人又爱把它比成长虹，
我觉得也一样不见佳妙。
长虹是个半圆的弧形，
旧式的拱桥倒还勉强相肖，
但这，却是坦坦荡荡的一条。
长虹是彩色层层，瞬息消逝，
但这，是钢骨结构，永远坚牢。
我现在又把它比成腰带，
这可好吗？不，也不太好。
那吗，就让我不加修饰地说吧：
它是难可比拟的，不要枉费心机，
它就是，它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手舞足蹈的郭老，在这里竟和热爱他的读者玩起了绕口令式的文字游戏。但手舞足蹈、癫狂有余而感情充沛，何尝不又是郭沫若和当时整个时代情绪的真实写照呢？！
１９５８年是郭沫若个人的转折点，诗歌的滥情年，和他一生文学创作的全面崩溃期。这一年的郭沫若，开始渐露出厌世与玩世之态。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他写诗２３２首，平均不到一天半一首。这还不包括那些扔进废纸篓，或没有收进《郭沫若全集》的无法统计的诗作。这一年，郭沫若的诗歌音调突然高了几个八度，有一种直冲云霄的形象和效果。
【四】
造成这种结果，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将面临全面的失败，假话、空话和大话恶性发展成全社会的普遍风气，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直接诱发了诗人内心世界的毁灭感和虚无感，使他理想社会的大厦在顷刻间坍塌下来。他从五四时代起即执著追求的“自由”、“民主”和“光明”的宏伟目标，一时间土崩瓦解，溃不成军————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实的刺激和打击。有人说：“郭沫若对‘大跃进’把学生身体弄坏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夸、虚报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肿病，他也有点忧国忧民。”（７）
８月２８日，他在一封信中流露出尖锐的讽世口气：“有人称我为‘社会主义的哥德’，更希望我‘写出二十世纪中国的浮世德’来。这若不是开玩笑，就是一种嘲讽罢。”（８）
然而就在半年前，他却言不由衷地鼓励青年学生说：“红就是朝气发扬的象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你们看，那是多么精力弥满、朝气发扬。我们就是要做到这样的红，有气魄创造新文化、创造幸福生活、创造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９）玩世不恭之态，是对社会现实的曲折反应。
二、“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提倡，成为一个日益狭窄但凛然不可冒犯的文学创作原则。本来对新中国的“人民文艺”抱有热望的郭沫若，这时严重地意识到，所谓“个性”的、“自由”放任的诗歌创作已完全不可能。由此形成了心理上的极大反差：一方面他热情地附和这一文艺主张，写出多篇文章向社会推广，另方面私下又把表露屈原独立人格的旧作《桔颂今译》抄与友人，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灿烂的桔树啊，枝叶纷披，
生长在这南方，独立不移，
……
啊，年青的人，你与众不同。
你志趣坚定，竟有桔树的作风。（１０）“桔树”的作风，在这里恰好构成了对所谓“两结合”的强烈反讽。值得深思的是，桔树的高风亮节和独立品格是对浊世的彻底否定，而郭沫若在公开场合的随波逐流，却又是对桔树形象的一种亵渎。
三、现实的扭曲导致了郭沫若人格的扭曲，而人格的扭曲则造成了他诗歌创作的彻底变形。于是，“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有（？）什么时事，《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找他约稿，请他作诗表态，他一般都不拒绝。约了稿就写，写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１１）对郭沫若这一阶段私下的言行，上述所引只是一个存有争议的孤证，我们一直找不到有分量的旁证。而历经时间的淘洗，出示孤证的人是否经过了有利于现在的修改或润饰，也很难说。不过，从他创作数量的骤然增加，艺术质量的普遍粗糙化来看，以上推论当是无可置疑的。
玩世态度是培育无聊之作的天然温床，而无聊的意境，则将大量诗作变成了令人罕见的艺术赝品。郭沫若１９５８、１９５９两年的诗歌在题材上可分两类：一是迎合时事而不假思索的“应时之作”；另一类是游山玩水的纪游诗。前者具有代表性的是诗集《百花齐放》，其他遍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３、４卷中。
１９５８年３月，郭沫若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决意把两年前做的“牡丹”、“芍药”和“春兰”三首诗拿出来，凑齐一百首，艺术地象征社会生活中“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他承认对花了解不多，“在写作中，很多朋友帮了我的忙。有的借书画给我，有的写信给我，还有的送给我花的标本或者种子。我还到天坛、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的园艺部去访问过。北京市内卖花的地方，我都去请过教。”（１２）
创作不是依靠生活的触发、心灵的激动，而是去硬找、硬作，并居然表白得如此堂而皇之，一副无聊之心态不禁跃然纸上。他用《鸡冠花》比喻总路线的一日千里的形势时曰：
因此，我们特别地把颈项伸长，
因此，我们特别地放开了喉嗓：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
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象样！他以改变《腊梅花》的开花日期奉承“人定胜天”的大道理，说：
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希奇，
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
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
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跟着批“白专道路”的舆论，他把诗的意境完全丢在一旁写道：
阳光如果缺少，我们要起变化，
红色的花会要变成白色的花。
在这里显然包含着深刻教训：
红色专家也能变成白色专家。
郭沫若“跟形势”写诗的例子可谓多矣，下面不妨举出几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他马上写出《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讯号》；纪念“十月革命”４０周年的前一天，他就创作出《歌颂十月革命》；偶尔看到毛泽东的一幅照片，他写了《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看完歌剧《白毛女》之后，他顺手又写出了《题五位白毛女合影》作为祝贺；得知我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获得好成绩的消息后，郭沫若发表了《体育战线插红旗》；离建国十周年还差９天，他就为这个节日准备了８行短诗《庆祝建国十周年》；为中央气象局他题写了《题气象馆》，刊于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６日的《气象简报》第三十期上；他还专为一家杂志题诗，题目叫《题〈图书馆通讯〉》，并登在１９５９年《图书馆通讯》第十期。等等。
今天看来，这些诗作不光意境平庸，语言粗糙，而且诗风也甚恶劣，对作者本人的形象也是整体的糟蹋和破坏。据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传》所述，作者那两年已发展到近于疯狂和失去理智的状态，到了被天下书生所耻笑的地步。１９５８年五六月间，郭沫若亲率北京第一批“走马观花”体验生活的文艺家们，以文联参观团的名义去张家口地区深入生活，先后在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和张家口市访问和劳动了半个月。由于当地频频施放亩产“卫星”，郭赶写的数十首诗从手稿到交新华社发稿，常常要几次更改数字，因为他诗中的数字跟不上“跃进”数字的变化：什么番薯“争取亩产一万斤”，什么“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什么“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究竟是在写诗还是写童话，连作者本人也不辨真假了。（１３）
【五】
如此的“诗歌创作”受到今人的讥评，是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洪子诚指出：“这些代替了他二十年代初在《女神》中的‘自我’形象和个性化的情感表现，是概念的堆砌和对事实的一般性描述”，“这已经近于文字游戏了。《百花齐放》可以说是开了从‘大跃进民歌’到六七十年代时兴一时的简单比附的咏物诗的先河。”（１４）谢冕对郭这一时期的诗歌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他为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任务写诗，从某项政策的颁布到农村的学文化和防治棉虫。为了加强政治意识，他不惜以大量的标语口号入诗，著名的组诗《百花齐放》可以说是以简单的外形而装填流行的政治概念的标本。”（１５）
以上的创作，实乃是“政治打油诗”的典型的品格。说郭沫若是当代把这类诗品推向极端的“桂冠诗人”，应该不算是一个过分的评价。从事这类诗写作的人，实际既不对政治认真负责，也不再对自己的心灵负责。它象征着我国当代社会一部分高层文化人士一种玩世的极端情态，在它背后，隐伏着５０—７０年代社会道德、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深刻危机。
１９４９年以后，郭沫若也曾极清醒地指出：“您对于‘人民本位’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认为它不仅与‘帝王本位’相对立，而且与‘官僚本位’相对立。我同意您的看法。在封建制度之下，‘官僚本位’是依附于‘帝王本位’的，前者乃是后者的延伸；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虽然‘帝王本位’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然而‘官僚本位’的恶性势力还有所抬头，应该说，这正是一股封建残余。”（１６）这说明他对当时的现实，不是没有自己的认识。但他最终放弃了“浮士德”式的探索，而走向油滑、自我保护和自我亵渎的一途。
由此可以说，“政治打油诗”正是郭沫若无奈与荒诞心态的真实反映。在今天，对这一文学现象和精神现象的深入探究，也许比对它的彻底否定更有思想的价值。
■注释：
１·郭沫若：《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９日致陈明远》，《郭沫若书信集》（下）第９６、９７页。
2.郭沫若《论诗》，引自《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１９２５。
３·郭沫若：《论节奏》，引自《文艺论集》。
４·唐晓渡：《郭沫若和新诗的现代性》，《文艺争鸣》１９９７年１月号。
５·丁东：《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黄河》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6·１９２４年８月９日夜，从中国回到日本的郭沫若在信中向老友成仿吾吐露了生活的窘况：“我们在这儿收入是分文没有的，每月的生活费，一家五口却在百元以下，而我们到现在终竟还未饿死”，又说，“我为这三百元的路费在四月底曾经亲自跑到东京：因为非本人亲去不能支领。我在东京的废墟中飘流了三天，白天只在电车里旅行，吃饭是在公众食堂，一顿饭只要一角钱或一角五分钱，晚来在一位同乡人的寓所里借宿。”不单如此，三百元刚取来即还了二百五十元旧债，最后终因拖欠房租，被房东“赶出来了”。这种个人苦难与郭向往的“新时代”之间的鲜明对比，成为我们研究他５０、６０年代真实心态的一个重要参照。参见郭沫若《孤鸿———致仿吾的一封信》，《文艺论集续集》，上海光华书局，１９３１。
７·同１。
８·《致陈明远》，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第９９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９·郭沫若：《致青年同学们》，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０日《中国青年报》。
１０·同１
１１·同１。
１２·郭沫若：《百花齐放·后记》，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５８。
１３·同８，第４１１、４１２页。
１４·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第３８、４０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５·谢冕：《２０世纪中国新诗：１９４９—１９７８》，《诗探索》１９９５年第一辑。
１６·《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３日致陈明远信》，《郭沫若书信集》（下）第１１５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