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3—4日，中国农村研究青年论坛（该主题第三次活动）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兄弟院校的10多位学者和30多名青年研究生分别围绕各自的研究论文做了会议发言。论坛共分为两个环节，第一天由各位研究生发言，第二天是学者专场发言，其中包括陆学艺教授所做的专场演讲。在论坛正式开始之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致欢迎辞。为了能够清晰地总结本次论坛的核心内容，本文将以论坛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为线索展开综述，而不是分别列举各位学者的单独观点，希望以此能够更明确地展示出本论坛的特色与理论“深—广度”。

首先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选题，各位学者及其弟子的论文体现出了不同取向。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话题到“机构养老”这样的具体问题，论坛所宣读的论文充分体现出了选题的广泛性。陆学艺先生指出，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三农问题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紧迫形式就要求农村研究领域的学者树立明确的问题意识，要以解决这些问题和寻求顺利实现中国“三农现代化”为导向，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他以某些日本学者将“灶神是男还是女”等作为研究主题“反喻”中国学界存在的“无现实关怀”问题。同时他还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的核心就是农村社会学，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学应当关注的主要内容；减少农民是化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方向。其他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研究选题的相关观点，但从他们的发言中不难看出各自的选题偏好，其中核心的差异存在于政策导向与纯学术导向之间、认识问题优先与解决问题优先之间等。

其次是关于对既有农村社会研究的反思，到场的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农村研究对象与内容十分复杂，要获得全面与深刻的认识，就必须不断加强对“研究工作”的反思，不断提升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程度。王晓毅研究员通过对“主流媒体当中的农民形象”之分析提出，我们对于中国农民与农村的认识在潜意识中就存在着某些歧视，对他们的研究也因此经常变得有失客观。卢晖临教授通过对中国农村问题形成过程的历史分析指出，从宏观历史的视角审视中国农村问题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内在逻辑，克服短时段研究的缺陷。熊万胜教授明确提出要针对现有的农村社会研究进行“再研究”，建立起从经验研究到社会哲学研究的整体“工作体系”。贺雪峰教授则从批判“照搬西方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一不良学术倾向反思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他认为扎根中国乡村社会获取深刻的经验知识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在参会的学者之中，赵旭东教授算作是最激进的“反思主义者”，他认为“如何理解农民”的问题尚未解决，农民有着与学者不同的思维与行动逻辑，盲目根据肤浅的经验研究而提出某些“干预性”意见是危险的，因此，如何来提升对农民的认识水平才是最为紧迫的任务，这就需要对社会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深度批判性反思。

与对既有农村研究之反思相关的问题是围绕社会研究方法论展开的争论，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理论与经验的紧密结合与相互促进，努力实现“社会理论的中国化”，使社会学这个外来学科能够形成对中国社会的特殊解释力。但是如果说上大家在整体原则不存在明显分歧的话，那么在研究起点与学科建设等具体问题上则出现了重大分歧。贺雪峰教授坚持认为，农村社会研究的核心是“经验”，只有通过实地调查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的农村与农民，才能形成鲜明的问题意识，研读西方社会理论经典才会具有意义，否则就会陷入西方社会理论的泥潭不能自拔。而其他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认为，与经验研究相比，学科建设与学术积累同样重要，因此纯理论的引介也是必要的，其中，熊万胜教授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更有的学者认为没有深度的理论积累，经验研究就不可能深入，缺失了科学的方法论之指导，实地调查与经验研究往往会陷入肤浅的问题呈现，而难以把握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再次是关于国家—民众间关系形态的判断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贺雪峰教授再次提出了鲜明的观点：我们不应该情绪化地认为，在围绕征地、上访等而进行的“官—民斗争”中，政府就一定是强势的，其实这是一种利益博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政府还处于弱势，比如他们不敢直接动用军警而是借助黑社会来镇压反抗的农民，再如农民的漫天要价现象；同时，农民本来就不因该获得被征土地的市场价值，国家民族的整体发展强大需要政府掌握这些经济资源。在场的其他学者大多持有与之相反的观点，毛丹教授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长期性持续存在主要是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长期以来基于对农村、农民的政治管制与市场剥削而形成的社会发展方式必须进行调整，否则所谓的三农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策调整意愿。林聚任教授则提出了“一元化发展”的理念，希望通过对传统“城乡二元”发展思维的彻底性反思与批判，达到获取中国社会平衡发展的目的，从而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这属于对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的颠覆性见解。

最后是关于当今中国三农研究领域各具体问题的探讨。胡荣教授通过对社会资本与城市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定量研究发现，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社会资本拥有与融入情况影响着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由此引出了需要改善农民工生存条件的建议。李远行教授从历史回顾与类型区分相结合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民的“合作”问题，着力关注其中的“困局”之形成，最后提出需要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与推进“多功能合作”。姚兆余教授通过对南京市老龄人口的实证调查提出，当地政府热心发展的机构养老可能面临许多制度设计者预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在老人精神慰藉方面的内在缺点，因此，家庭养老方式不应该轻易抛弃，政府一厢情愿地执行某些政策很值得反省。张玉林教授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分析切入关于东亚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台湾）农业发展模式，进而指出，中国的农业发展不能盲目模仿日韩台模式，该模式所隐含的悖论警示着中国难以步其后尘，现代化背景之下的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需要进行全面深刻的思考，方能未雨绸缪，防止出现现代性的危机。

在对以上内容的梳理过程中，笔者自发地产生了如下几点思考：西方社会理论真的就是像很多人认为得那么高度“水土不服”吗？在学者们讨论的诸多话题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更重要的社会背景性知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争论本质上是什么？意识形态因素是如何渗入到很多看似客观的争论与分歧之中的？

回顾西方社会理论的某些经典就不难发现，中国社会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远没有我们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大，正是由于国家机器、学术界与大众媒体的不断叙说和论证，这种差异才显现得十分突出，因此，其中颇有些“自我建构”与“自证成立”的味道。西方国家提倡民主自由，中国也一度高度推崇民主自由；西方现代文明倡导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观，中华传统文明也十分提倡“仁者爱人”；基督教追求上帝关爱之下的救俗世界，儒家精神也以“大同世界”为最高的社会理想。但是，如今的中国主流学界热衷于讨论中外差异，而对两者之间的相通性则经常视而不见，这背后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而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对中国特色的“过度强调”、对普世价值的“过度反对”不利于提升理论水平，偏狭的认识倾向注定会导致很多学者陷入到“中国特殊论”的困扰之中，而难以保持与国外社会科学界的健康对话与交流，社会学家对经济学的批判最应该关注到这一问题。

在倾听与思考本论坛的系列发言之余，笔者自然地联想到了香港大学哲学系慈继伟教授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做的一次演讲，他分析指出，中国大陆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广大民众已经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基本养成了“个体主义”的人格特征，这就需要社会、政治等各层面进行相应的变革，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及其参与者的人格特征，其变革的方向就是自由民主政体与现代理性主义文化；当然将经济体制推倒了改革之前的时期也是可行的，因为那同样可以维持社会结构的平衡性，但是企图维持目前的社会结构分裂状态已变得越来越困难。我认为，慈继伟教授向我们提供了开展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背景性知识，那就是中国的社会变革路径可能是诸多社会问题的总根子，自然也包括“三农问题”的形成。众所周知，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属于一种“权宜性政策”演绎出来的过程性结果，其中的核心特征在于经济运行模式的重大调整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僵化保持并行、民众个体思维与行为方式的显著变化与传统社会组织模式的长期维系并行、社会道德需求的持续增长与良好社会道德的孕育环境不断恶化并行，这些“人为与政策性”的基本矛盾共同塑造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甚至可以说，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正是这些矛盾自然孕育出来的结果，它既有鲜明的客观性源头，但更具有深远的“人为性”原因。如果学术界对这一重大社会背景性知识不能够有充分的认识，而盲目地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政治形势等相对客观的要素寻找原因，注定会迷失方向，甚至陷入某种“决定论”的困境，认为这些问题大多是不可避免的或难以寻找到责任主体的。

围绕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之争，笔者有如下一些思考：社会研究无非是回答三个问题——事实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今后又该怎么办，如果说“是什么”的问题主要依赖经验调查来解答的话，“为什么”的问题就必须借助前人积累的学术资源进行思考与分析，而“该怎么办”的问题则必须结合以上两类信息而开展预测。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关于经验研究与理论引介的关系问题，不少学者之间的争论就显得有些多余，一味地关注经验研究或对理论引进的过度偏爱显然都不能构成完整的社会研究，但学科分工的客观存在又可以证明各自的价值所在，而没有必要非得争个高低。从现实经验到概念提升，再到理论框架建构，最后形成社会哲学，这样一个社会研究工作的“连续体”必然需要不同抽象层次的社会研究工作，其中的相互关联性与相对独立性又充分证明了“多元研究”取向并存的合理性。当然，到会的学者们之间也存在一些难以协调的观点冲突，比如有人认为赵旭东教授体现了太多的消极悲观情绪，而核心的依据就是赵教授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不可知论”的认识论色彩，以及他对各种形式的“社会干预”所抱有的极端谨慎态度。

此外，贺雪峰教授对经验研究的极端提倡以及对西方社会理论所表现出来的“不屑”也从另外的角度证明了不同学者的方法论思想差异；更重要的是，贺教授的系列观点还体现出了明显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痕迹，他强调国家与民族利益至上，与五四时期某些激进的国粹派学者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可以认为，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之争也并非简单的学术争议，还往往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有些某些关联，当然，这已经不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讨论话题了。与此相似的是，如果有学者从根本上就否认“现代性”的合法性与必然存在，中国的三农问题也许从来就不存在，而是某些人刻意勾画出来的“问题图像”，这也证明了意识形态要素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