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祥:宪政进行时——以经济公平转型推动政治民主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4 次 更新时间:2013-07-23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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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祥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不能从传统经济视角只看GDP指标的高低,也不能仅仅由经济学者进行“克强经济学”的纯经济性观察分析,而应该运用“克强经济政治学”,政治学者也参与进行经济-政治性的观察分析。根据“克强经济政治学”,“新经济总理”李克强奉行的新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通过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的民生化、公平化和法治化。根据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原理,中国的新经济转型,很有可能会推动中国政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高效政治转向“注重民生公平”的社会公平政治,并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基础和提供动力。因此,可以期待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以经济的公平化转型推动政治的民主化转型的经济-政治改革发展道路。实际上,这就是走向中国特色民主共和宪政的渐进发展道路。如果愿意承认中国特色的这条宪政之路,那么,也可以说,中国就正处于“宪政进行时”。进而言之,如果不是空想中国宪政文明的到来,那么,政治学者也应该关注“克强经济政治学”和中国经济的公平转型,并以此为动力基础助推中国政治的民主转型,从而,渐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共和宪政。

一、“克强经济政治学”:中国经济的公平化和民生化趋向

对于“新经济总理”李克强奉行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经济学者们用“克强经济学”来描述和概括。如《南方周末》的文章提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李克强经济学的基调,那就是,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巴克莱银行则把Likonomics(李克强经济学)总结为三大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还有人将李克强经济学理解为强化市场、放松管制和改善供给这三个方面,或者说,“克强经济学”是“有底限”的转型等。很明显,这些都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观察分析新一届政府的经济理念和发展政策。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必须要有政治力量的大力支持;而经济转型一旦成功,又必将对政治的转型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因此,观察分析新一届政府的新经济理念和发展政策,必须要立足于经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由此,可以从“克强经济政治学”的角度,将这种新经济理念和政策概括为注重民生公平的经济,其转型改革就是推动中国经济从单纯注重高效发展向更加注重民生公平的转向,从价值目的来讲,则是要中国经济的公平化转型。

根据“克强经济政治学”,从一些经济学者的观点中,也可以合理地解读中国当前经济理念和政策的公平化和民生化趋向。一方面,有经济学者认为,“李克强经济学”的一个要义在于“社会公正是经济社会活力创造的源泉”,因此,只有谋求社会公平正义,才有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由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在于利益的公平分配,因此,有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依靠利益分配引导资源配置的时代。政府调整利益,市场配置资源,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增量改革的过程,利益分配是果,资源配置是因;存量改革的过程,利益分配是因,资源配置是果。而中国国内利益再分配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全球利益再分配过程中受益或受损。因此,李克强时代的改革就需要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而且,破除户籍制度,至少是逐步解决部分进城农民的户籍问题,城乡统筹,让进城农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也是李克强提出的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还有,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解决财富分配差距过大问题,而不仅仅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即是说,要改善供给,强调减税促进投资,完善福利制度,调整国内利益分配,政府和企业向民众让利。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必将触动利益群体,改革阻力也异常强大。然而,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又不得不调结构、促改革,要以短痛换效益。因为,中国经济转型要成功,就必须拒绝权力支配市场,必须攻克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拦阻。如果不能更符合正义地重新分配利益,何谈良善的改革呢?

另一方面,有经济学者提出,中国要摒弃投资保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切实关注民生。各级“父母官”应该关心所管辖的民众基本生活,关注收入是不是增加了,孩子上学是不是更方便了,有病的人就医是不是更方便了,这应该是各级“父母官”的根本任务,而不是关心GDP增长多少。并且,要通过改革来实现拖延已久的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者主导的结构性转变,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今后的收入分配适度高于经济增长水平,这样,才能把结构调整好,才可以把筹资分配的结构直接调整过来。基于此,亦有学者对中国当前的“新经济理念”,作了“民生主义”的解释,即“无论是保障经济增长率与就业水平等的‘下限’,还是物价涨幅等的‘上限’,归根结底都是坚守民生的底线。发展经济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是为了保障民生(详见人民网载《专家解读李克强总理经济理念:落脚点都是民生》一文)。

总之,诚如有学者所讲,中国现有”7.5%的经济增长目标意味着党中央、国务院不再追求过高的速度,不再以GDP的增长论英雄,而把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向转方式、调结构。我想,这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一种主动调控,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对传统的、粗放的发展模式弊端的自觉认识。从而,在将经济保持在一个平稳的发展速度的同时把更大的精力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上来。“实际上,这种调结构、转方式和促改革,就是推动中国经济跳出唯GDP困境,坚决走民生导向和公平发展的新增长之路。

二、新经济总理:走民生、公平和法治的经济增长之路

根据”克强经济政治学“,”新经济总理“李克强奉行的新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通过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的民生化、公平化和法治化,也就是坚决走民生导向和公平发展的新增长之路,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

在中国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经济总理“应该是总理的职责分工和角色担当的客观要求。新一届政府上台伊始,李克强总理就阐明了他的”新经济“理念,其核心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其目的是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带领全国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具体地说,这种新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其方法手段是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稳增长、促改革和调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这种新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的价值目的是经济的民生化、公平化和法治化。将上述方法手段和价值目的结合起来,可以说,所谓稳增长,就是保持适度的经济发展,不仅仅追求发展效率,不唯GDP,谋求经济的公平发展(要发展,但必须是公平的发展)。所谓调结构,就是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支持扩大内需、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所谓促改革,就是推动包括分配制度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利益分配格局,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这种新经济理念和政策,就是倡导中国要走民生、公平和法治的经济增长之路。譬如,(1)强调要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就阐明了他的新经济理念,即是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定不移、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开放,发挥好改革对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作用、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新的起点上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因此,要做好2013年的经济工作,关键是要把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着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一是速度要实实在在,不要盲目攀比,不要有水分;二是要能增加就业,有就业老百姓心里就安稳;三是收入要和增长同步,让群众获得好处;四是速度和效益相匹配,没有效益就不可持续;五是能源资源环境可支撑,在环境优化中实现发展。

(2)强调发展的关键在于转型,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因此,要扩大内需,推进市场化和法治化的体制改革。2012年12月28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指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出路在转方式调结构,而最大的结构调整就是扩大内需;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是发展的潜力富民的动力;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为此,要着力推进发展与改革,一是在扩大开放中扩大内需,二是推进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三是建设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法治经济,市场化改革也是法治化改革。要推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平等的竞争条件,使群众有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推动区域发展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讲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以制度作支撑,以法制作保障。

(3)新城镇化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李克强总理曾指出,面对世界经济低迷的趋势,中国作为大国要立足内需,城镇化就是最大的内需。要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因此,要以扩大开放释放改革红利,用倒逼机制推动转型升级,以现代农业支撑新型城镇化。

(4)新一届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从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和建设法治政府等方面,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李克强在当选总理后的首场记者会上,就重点从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三个方面,阐释了新一届政府需要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改善民生方面,他指出,如果说政府也是民生政府的话,就要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来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其中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住房等,努力逐步把短板补上。还要坚守网底不破,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还需要有三大保障:一是建设创新政府,依靠改革开放使经济社会充满活力;二是建设廉洁政府,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效率;三是建设法治政府,这尤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府。为此,李克强还详细阐述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五大路径:要在扩大开放中扩大内需,立足内需,面向世界,深耕亚太;要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立足于拉动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要是环境资源可支撑;靠开放促改革,靠制度创新释放红利。

(5)要科学看待GDP指标,不能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坚定地走新增长之路。正因为对上述新经济理念的坚持,即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低,GDP不如以前好看,李克强总理也反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要“用勇气和智慧推动转型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针对改革已到“深水区”的现实,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这场“硬仗”,强调既要有效地应对好短期问题、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又需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既要有效地破解当前结构调整中的难题,还要逐渐化解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垫底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6%,低于往年;一些过剩行业和企业嚷嚷着经济速度太低,不断游说地方政策加快发展;在外界看来富得流油的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等多省一把手进京“喊穷”,拜会财政部寻求支持。如果经济继续持续走低,甚至接近7%,中国是否需要启动新的投资刺激计划,此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面对新经济政策是否还能继续推行的关键时刻,在2013年7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要科学看待GDP指标,不能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我国经济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更加注重依靠转型升级,“要适应新形势,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形成科学的宏观政策框架”。这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再次明确表明,新一届政府坚定了进行结构调整的决心,坚定了通过结构调整走新增长之路的决心。

综上所述,根据“克强经济政治学”,“新经济总理”李克强所奉行的新经济理念和推行的“中国经济升级版”,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中国正在下一盘利于当前和长远的“大棋”。这盘“大棋”,一方面,要求领导人要有坚强的政治决心和发展智慧,依靠顶层设计和大部制等行政改革,通过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成功地走出新增长之路。另一方面,要求通过新经济理念的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和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经济民生化、公平化和法治化。

由此可见,从“克强经济政治学”来看,新经济总理领导下的新一届政府,所要推行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传统唯GDP的经济模式,转向民生、公平和法治的新经济模式,从而,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其最终目的是要让人民满意,让人民受惠。归纳起来,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就是要从仅仅高效发展的经济模式转向注重民生公平的经济模式,这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通过改革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因此,在改革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的“改革红利”。

三、走向宪政:以经济的公平转型推动政治的民主转型

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经济转型是政治转型的动因和引擎。从高效发展的经济模式转向民生公平的经济模式,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任务。这种经济转型,可能会推动中国政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向“注重民生公平”的政治转型,并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基础和提供动力。因此,可以期待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以经济的公平化转型推动政治的民主化转型的经济-政治改革发展道路。也可以说,这就是走向中国特色民主共和宪政的渐进发展道路。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执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现在的“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转型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发展过程。具体地说,这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权政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再到“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政治的发展和转型。(1)“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权政治形态。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总纲,也是中国最主要的政治形态。阶级斗争的核心是决定国家政权的归属,以谋求人民当家作主和政治解放。(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形态。当政权归属人民的问题解决之后,必然要通过经济政治谋求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经济解放。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由此实现了中国政治形态的大转折。于是,邓小平在1979年两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认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163页)具体地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经济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194页)(3)“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政治形态。从政治的利益本质来看,国家以民生利益为本,这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个国家行使了财富创造职能之后,必定还要履行财富的分配职能。因此,政治社会化或走向“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政治,坚持民生政治,就是谋求人民社会解放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必然。

从“克强经济政治学”来看,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从仅仅高效发展的经济模式转向注重民生公平的经济模式,在政治价值功能上,就表现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效率政治,转向“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公平政治的发展和转型。由此,我们就可以体会出中国走向宪政的可能性和前景。

简而言之,通过经济公平转型推动政治民主转型并走向宪政的内在机理,主要表现为:由于通过转型升级所要实现的中国新经济模式,就是民生导向;注重公平;下放和限制政府权力;更多发挥市场作用;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府等的新经济模式。而人类共同的宪政梦想,又主要包括善政、驭权、法治、良宪和人本这五个政治理想追求(详见刘俊祥著《人类的宪政梦想--善政、驭权、法治、良宪和人本》一文,共识网载)。根据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传动机制,民生导向和注重公平,有助于推动政治的人本化和民主化;下放和限制政府权力以及更多发挥市场作用,有助于实现驾驭权力的良善政治;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府,有助于推进法治政治和良宪政治建设。综合起来,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公平转型有助于推动政治的民主转型。而且,一旦通过政治的民主转型,促使中国走向政治人本化、民主化、限权化、公平化和法治化的道路,中国特色的宪政文明,也就走上正轨了。

总之,如果愿意承认中国特色的宪政之路,可以通过经济的公平转型推动政治的民主转型并渐进地走向民主共和宪政,那么,就可以说,中国就正处于“宪政进行时”。进而言之,如果不是空想中国宪政文明的到来,那么,政治学者也应该关注“克强经济政治学”和中国经济的公平转型,并助推中国政治的民主转型,从而,渐进地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共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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