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治公平化是政治体系结构和价值功能的公平化，这是关系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础性理论课题和重大的实践问题。如果说政治公平化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本质要求，那么，“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也必然要走政治公平化之路；如果说西方国家在政治公平化方面已经陷入了徘徊不前的现实困境，那么，政治公平化理应成为超越西方政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创新性目标追求；如果说政治公平化更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的现实需要，那么，也就应该以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执政引导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平化，以国家治理公平化推进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平化，以民生国家建设保障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平化。

关键词： 政治发展；政治公平化；公平执政；公平治理；民生国家

在研究中国特色政治发展时，人们对于政治的公平化发展问题，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也就谈不上系统深入的研究了。实际上，政治公平和中国的政治公平化，是关系政治发展的基础性理论课题和重大的实践问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持续性的研究。本文仅从政治公平化的本质要求、西方国家政治公平化的困境和中国特色政治公平化的必然性这三个方面，对“政治公平化应该成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创新追求”这个重要问题进行倡导性的分析论述，并试图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平化以及国家公平治理体系和公平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一种理论支撑。

一、政治公平化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本质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的广义政治观认为，政治的发展并非与国家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相同步。实际上，政治与人类的生存活动具有本质的相关性，它始源于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始终。这即是说，人类政治自产生之后，就一直处于变化发展和文明进化的过程中，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生活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文明进化过程，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应该是从前国家的社会政治到国家政治再到后国家的社会政治的进化过程。①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政治发展并非开始于西方近代，既不像西方发展政治学者所说的那样，政治发展只是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所发生的政治变迁和政治现代化，如权力理性化、政治能力化和政治民主化等；也不是西方未来学者所说的那样，政治发展就是人类从过去农业社会到现在工业社会、再到未来信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政治变迁，如民族国家陷于崩溃、官僚集权政治行将就木、将以少数派的权力为基础、半直接民主或参与制民主的盛行、“知识阶级”地位的凸显等；亦不仅仅如中国学者所讲，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政治行政化，②政治管理的效率化，③或者政治道德化即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复兴。

根据这种广义的政治发展观，可以将政治发展概括为政治人本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公平化和政治法治化这四个趋向。④所谓政治公平，就是相对于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而言的政治领域的公平。究其具体内涵，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诸如，政治公平是指政治体系自身权力结构配置的公平，政治公平是指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的公平，政治公平是指政治资源分配的公平，政治公平是指政权机关治理能力和职责行为的公平。概括起来则可以说，所谓政治公平，在静态上包括价值理念、权益分配、制度机制、职能行为和社会效果等多方面的公平政治要素；在动态上包括执政者的公平执政、国家的公平治理、政府的公平施政和公民的公平参政等公平政治行为；在类型上既包括政治体系自身结构的公平，也包括政治体系对外功能的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政治公平化，即政治体系结构和价值功能的公平化，就是在政治发展进程中，通过公平执政、公平治理、公平施政和公平参政，提高政治体系的公平化治理能力，并通过政治体系公平功能的履行而推进经济的公平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应然性上可以说，政治在本性上应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谋求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人类政治体系的基本功能。政治公平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本质要求，政治公平化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核心主线和永恒目标。推进政治公平化，意味着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的消解过程，并且，也是执政者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执政者应当以其“政治良知”，推进公平的政治理念和政策，谋求社会富强群体与贫弱群体之间的权利公平分配，控制并缩小社会的两极分化，促进社会成员的利益共享和公平正义。因此，从本性上讲，人类应该追求也能够追求政治的公平化。

其一，作为公平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正如罗尔斯所说，人类制度设计的正义性在于能够以公平抑制特权。“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疑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和社会利益的权衡。”[1]因此，人类需要借助社会政治制度的合理设计和安排来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其二，人类政治发展不仅要谋求权力民主化，更要追求权利公平化。从逻辑上讲，“公平或平等在本原上优先于民主，政治源于人类对公平的需要，而公平或平等的政治需要才引导出民主的产生”[2]，也促成了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从权利公平化的视角来讲，“政治关心的是整个社会资源的产生、分配和使用。……按照这种政治观念，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怎样确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保障社会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合理使用，以钝化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之间矛盾的尖锐性”[3]。由此看来，通过“权力民主化”实现“权利公平化”，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

其三，政治公平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人类有追求政治公平的本性和能力。正如美国政治学者达尔在《论政治平等》⑤书中所指出的，政治平等值得追求，政治平等在一个国家是可欲的，“如果我们相信民主作为一个目标或理想，那么我们明确地表示，我们必须视政治平等为一个目标或理想”。这是因为追求平等和政治平等是人类的天性使然，是人类情感的反映，“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没有一人在内在价值上优越于其他人，每个人的好处或利益必须给予平等的考虑”[4]1。而且，“在成年人中间，没有人比其他人具有更好的资格进行管理，以至于他们应当以完全和最后的权威委托给政府”[4]3。这是因为人类“道德和谨慎的判断为政治平等作为可欲的和正当目标或理想提供强烈的支持”[4]4。

其四，政治公平化是人类政治发展史的核心主线和永恒目标。在实践上，政治公平化的进程大致可以描述为从特权到平等的转化过程，即从特权在道理上讲是正当的→底层阶级对精英统治的怀疑→更加有利的条件→日益增长的变化的压力→主导集团内部的支持→从属阶级开始收获政治平等的历史进程[4]14-16。

在人类政治思想进程中，政治学始终关注着平等，在人们的正义直觉中，政治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形式的政治平等，政治公平化诉求贯穿了人类政治思想的始终。在人类政治生活的早期，普罗泰戈拉就主张公民的政治平等，认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参与政治的品德和权利”[5]。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正义应该是政治的平等，即根据社会和道德地位来分配政治地位，因此，“所谓正义就是对于应该平等的方面给人们以平等的待遇，而在不应该平等的方面则对人们加以区别对待”。因此，政治上的正义可以“在为了达到自足的目的而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发现，他们是自由的，而且或者在比例方面，或者在算术方面彼此平等”[6]89。

到了近代，在“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之下，英国内战时期的平等派认为，“在政治上也应该人人平等”，而且应该以“某种形式的民主政府和全体男性公民的普选权，作为政治上的平等的制度性体现”[6]287－288。卢梭进而将平等作为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价值目标，认为他自己的“使命就是提供某种政治和社会的设计，使人类重新回到平等与自由的状态，这种设计就是他所说的社会契约”[6]290。孟德斯鸠则认为，人的政治品德就是爱平等。这正如他在《论法的精神》的“著者的几点说明”中所指出，“我所谓品德，在共和国场合，就是爱祖国，也就是说，爱平等。这不是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政治上的品德。”而他所说的“平等的真精神的含义并不是每个人都当指挥或是都不受指挥；而是我们服从或指挥同我们平等的人们。这种精神并不是打算不要有主人，而是仅仅要和我们平等的人去当主人”[7]。而且，政治品德要有效地发挥作用也必须法律化，由法律来确立道德的“界限”，因为“在一个共和国里，如果要让人爱平等和俭朴的话，就应把这二者订入法律”，而“当一个社会把平等和俭朴规定在法律里的时候，平等和俭朴本身就能够大大地激起对平等和俭朴的爱”。由此可见，孟德斯鸠所倡导的是法治下的政治平等。

在当代社会，“政治正义视角下的平等涉及的是分配领域的平等。可以说，所有的政治哲学家都相信某种意义上的平等，都同意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与尊重。与此形成差别的是，对于平等的理解不同”[8]。正如美国学者德沃金所指出，现代各种政治理论并没有诉求不同的根本价值，“任何一种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政治理论都分享着同一种根本价值——平等”。加拿大政治学者金里卡也认为，当代政治哲学的争论中可以找到一个“平等主义共识”。当代“具有一定可信度的不同类型的政治理论都是‘平等主义’理论”[9]7，“各种不同的平等主义理论都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其公民：每个公民都有获得平等关照和平等尊重的权利。这种更根本的平等理念既出现在诺其克的自由至上主义中，也出现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9]7-8。诸如，罗尔斯倡导差别平等，诺其克倡导资格平等，德沃金倡导资源平等，阿马蒂亚·森倡导能力平等，尼尔森倡导激进平等，而沃尔泽倡导复合平等，如此等等。这些学者所倡导的政治正义上的平等，实际上就是主张政治公平和政治公平化。

二、政治公平化在西方国家面临着现实的困境

西方学者自信地宣称，基于对平等的不懈追求，人类在政治平等上已经大有收获。达尔即认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许多平等诉求包括政治平等被制度、实践和行为所强化。”[4]13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已经超过了人类以往获得的任何政治平等。简要地说，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相比，西方国家在政治公平方面所获得的实质性进步，主要表现为平等权基础上的普选民主制、政治权力结构的均衡配置以及政府通过福利国家等政策制度对经济社会的公平干预等。然而，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有关政治公平的问题和矛盾的存在，西方国家在政治公平化方面，似乎已经陷入徘徊不前的现实困境。

其一，政治公平在理想与现实上存在反差和鸿沟。这即是政治公平的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是无奈的。“从道义的角度来看，人类从根本上讲是平等的，但是从描述性的、事实的或者经验的角度来看，人类至今从未完全平等过。”[4]78而且，“政治平等的目标和它的实际成果之间的鸿沟还是很大的。在有些民主国家包括美国，这个鸿沟也许正在扩大，甚至也许达到危险的水平”。有悲观者认为，“政治平等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人类的限度以至于我们应该寻找更加简单易行的目标和理想”[4]1。

其二，民主与公平之间存在着异化和背离。从价值理念上讲，民主与公平之间应该是兼容互助的关系，理想的民主应该是公平的民主，而公平的前提基础应该是民主。这正如达尔所说，“只有统治国家的政治制度——合法性和它的政治制度来源于政治平等的理想——是民主的，政治平等才能实现。”[4]4但实际上，民主不一定是公平的，民主国家也并非都实现了公平，例如绝对的精英民主和极端的平民民主，就不一定导致公平。从制度设计上讲，基于平等权而普选产生的民主制政府，理应公平地履行职能并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但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却出现了平等民主选举的政府和官员精英化及其政策措施非公平化的现象。譬如，德国比较政治学者默克尔在《资本主义与民主结合失败助长不平等上升》一文中指出，由于存在社会下层被排除于政治参与之外的“选举隔离”现象，西方民主选举未能有力遏制不平等。在他看来，“理想的民主体制中，投票选举是终结不平等现象的途径。按这一逻辑，低收入人群会将选票投给那些致力于经济再分配的政党，然而数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选举投票率持续下降，经济条件较差的人口群体放弃投票的比例高于社会中层和上层”。其原因在于，“他们不相信参加选举会给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带来任何改变”。这就是民主与公平之间的异化和背离。这种异化和背离的过程表现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选票是西方国家社会下层阶级用来抵抗资本家和富裕阶层的工具，底层人民通过为左翼党派投票来巩固工人权益、实施再分配性税收、扩展福利国家制度，这一阶段大部分发达国家经历了从上至下的经济再分配。然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实行放宽市场管制、减税、缩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引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随后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并依赖于此，民主选举失去了抑制不平等的力量，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10]。

其三，存在“公平政治—不公平政治”循环的历史周期率。其典型表现，正如美国经济学者、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所做的概括和分析：美国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的转换经历了“严重不平等”的“前新政”时期、“相对平等”的“新政”时期和“高度不平等”的保守主义政治时期这三个阶段。⑥首先，“前新政”时期最突出的特征是，高度的贫富不均贯穿始终，且从未动摇。这种“前新政”时期的美国如同21世纪初的美国一样，是一个财富与权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实行富豪统治的政治，一个有名无实的民主政治体制未能代表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其次，“新政”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杜鲁门通过政治改革和福利国家政治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最后，保守主义政治时期，由于保守主义的不平等政治盛行，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不过，克鲁格曼认为，2006年美国民主党的中期选举获胜，这意味着美国公众其实已准备迎接改变——一种新的平等政治，就是说，美国面临着走向新平等政治并实现贫富差距“大缓和”的历史机遇。然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却表明，美国的不平等政治仍然在延续，美国至今未能从制度上解决‘平等—不平等政治’周期性转换这一政治不公平问题”[11]。

其四，政治公平是否需要的矛盾分歧。西方学者一方面也像马克思那样，从根本上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产生不公平，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内不公平问题不可解决。但另一方面，又从现实上认为，政府有义务对社会进行公平干预，也有能力减少不公平，社会的严重不公平源于政府的失职。这意味着他们既怀疑政治公平又期望政治公平。譬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就在其新著《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就是说，“‘不平等’主要来自资本持有者和劳动者获取收入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基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平等而产生的”。而且，“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很不公平”，“如果资本不平等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修正，资本回报率保持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态，那么将产生极端不平等”。因此，“没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解决不平等问题，它只会拉大不平等差距。”[12]如果真是这样，政府在解决不公平方面将无能为力，那么，也就无需发展政治公平了。然而默克尔却又表示，“资本主义导致不平等出现，资本主义越趋向自由放任的曼彻斯特模式，不平等就越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越是受追赶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驱动，此时期社会经济不平等就越严重。相反，资本主义受监管调节的程度越高，税收和福利体制越发达，就越接近‘嵌入于社会’（或‘根植于社会’）之中的资本主义（socially embedded capitalism）。”也就是说，政治（政府）公平与否，对社会的公平与否具有现实的决定作用。英国学者艾伯森也认为，“在稳定的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财富集中是一种自然趋势，这源于资本主义的本质。”[10]他也一方面承认不平等“源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干预有助于减少不平等，而且，要减少不平等，政府必须强力、有效、无腐败行为且为公民所接受；国家必须制定规则并向人民提供市场不会自发产出的集体物品。美国经济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指出，“有些国家能缓解不平等、减少贫困，实现机会均等，这就表明不平等现象不仅是经济发展造成的，也是经济政策和政治造成的。”[13] 克鲁格曼则从“政治决定经济”的视角认为，平等的政治决定平等的经济，两极分化的不平等政治决定了不平等的经济。具体而言，是政治并通过制度规范的改变导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制度与规范的变化而非晦涩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是收入不均拉大的原因”。根据有关证据判断，“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不平等加剧的主要源头是制度与规范，而非科技或全球化”[14]。据此，他还描述出了所谓的“美国现代史之弧”，即在美国现代政治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相互转换并决定着经济不平等与经济平等相互转换的历史过程。

综上所述，美好的政治公平遭遇着现实的无奈，民主选举失去了抑制不平等的能力，政治在公平—不公平之间的历史循环以及政治公平与否的纠结，如此等等的矛盾问题，使西方国家的政治公平化陷入了徘徊不前的困境，甚至如西方学者所说，还发生了历史性的倒退。如皮克迪指出，资本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回到了19世纪那种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还使‘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即与劳动创造的财富相比，代际继承的财富具有绝对优势，资本集中将走向极端，造成社会不公”[12]。西方学者对西方国家政治不公平问题所进行的这些自我揭露和自我批评，将有助于西方国家政治公平化进程的重启，也对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平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通过政治公平化推进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

如果说政治公平化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本质要求，那么，“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也必然要走政治公平化之路；如果说西方国家在政治公平化方面已经陷入了徘徊不前的现实困境，那么，政治公平化也应该成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创新追求。因此，基于以下诸多的理由，应该可以说，政治公平化也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未来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能否通过“权力民主化”促进“权利公平化”，并通过政治公平化推进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第一，从政治发展目标来看，社会主义的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理应注重通过政治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马克思主义是谋求人民解放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民解放的一般历史进程分为“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自身解放”这三个历史发展阶段。⑦所谓“阶级的政治解放”，就是人民在政治上当家做主；所谓“经济的社会解放”，则是通过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而“人的自身解放”即是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在人民谋求“经济的社会解放”的现阶段，政治公平对于经济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具有“决定性的反作用”，这就要求执政党有责任谋求人民“经济的社会解放”，通过公平执政和国家的公平治理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第二，从面临的世情来看，全球性的不公平风险也给中国提出了政治公平化的责任要求。近20年来，许多国家出现了收入、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少数人掌握着大多数财富，世界人口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已是全球性问题。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年全球风险报告》所称，世界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全球近一半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已威胁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甚至可以说，最富裕人口和最贫困人口之间长期存在的收入水平差距，即贫富不均，将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十年的最大全球性风险[15]。这种公平性风险和挑战也可以视为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政治公平化要求。对此，斯蒂格利茨明确地指出，“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是中国和其他很多新兴国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应对这种挑战，只靠市场是不行的，需要中国“政府发挥积极作用，要在各领域促进公平和经济转型，这是市场难以做到的”[13]。

第三，从面临的国情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经到了应当注重以政治公平促进社会经济公平的时候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高速的甚至奇迹般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与当今中国实际存在的唯GDP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效率政治不无关系。因此，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下决心抛弃唯GDP的发展方式，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公平发展为导向，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执政理念转换的必然选择。

第四，从面临的党情来看，能否实现经济公平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基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上述国情，公平执政考验和公平执政能力不足的危险将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施政的合法性地位，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还要公平执政。这也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公平执政能力的建设，提高公平执政水平，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公平发展。

第五，从面临的社情来看，提高社会公平治理水平，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中国社会由于利益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群体事件不断发生以及干群关系紧张等社会问题丛生，这必然将社会公平治理提到了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突出位置。因此，党和政府就有责任通过公平执政及公平施政，切实有效地加强和创新社会的公平治理，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持久和谐稳定。

第六，从面临的民意来看，政治公平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在政治上的最高体现。为了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在关系人民最根本的、切身利益的分配上，坚持公平正义，真正反映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和纠纷。归结起来，就是要通过政治公平保障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第七，从全面深化改革来看，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必然要推进国家公平治理体系和公平治理能力建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设计，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而在当今中国，由长期以来不合理体制、制度和机制造成的种种特权、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所导致的不公平（不平等）的“体制性不平等”，即是当前公众普遍不满、强烈要求尽快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中国行业、企业、个人财产—收入差距无端拉大的根本原因。恰恰是这些体制性不平等的困扰，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最主要矛盾。⑧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围绕消除“体制性不平等”这个主攻方向来深化政治行政体制改革，通过政治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公平。

综上所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广义政治发展观，可以认为，政治公平化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本质要求，可西方国家在政治公平化方面却陷入了徘徊不前的现实困境。因此，政治公平化可以成为超越西方政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创新性目标追求。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通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公平执政，推进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公平化，并最终走向政治的社会化、人本化、法治化和公平化，这应该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其中，公平正义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政治公平化应该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简要地说，中国特色政治公平化的发展机制可以归结为公平引导机制、公平推进机制和公平保障机制这三个层面，即以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执政引导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平化，以国家治理公平化⑨推进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平化，以民生国家⑩建设保障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平化。

注释：

①有关“广义政治观的政治发展理论”，详见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康晓光认为，可以用“政治行政化”来概括改革时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详见《未来10年中国政治发展策略探讨》，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③李景鹏认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是以政府管理效率化为主导，通过政治管理的效率化，进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详见《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④有关“政治的人本化、社会化、公平化和法治化”的论述，详见刘俊祥《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四个趋向——政治的人本化、社会化、公平化和法治化》，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达尔等西方学者在思想过程中，几乎在同等意义上使用“政治平等”和“政治公平”概念。至于“政治平等”和“政治公平”在术语上和含义上的细微差别，将另文辨析。

⑥有关“美国‘平等—不平等政治’历史周期率”的分析，详见［美］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⑦有关“人民解放与政治发展三阶段历史进程”的论述，详见刘德厚《对马克思人类解放历史进程学说的再认识》，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⑧参见宋则《体制性不公平应是中国改革的主攻方向》，载于《经济参考报》2013年10月3日。宋则还认为，当今中国，存在两种成因和性质完全不同的不公平、不平等及其导致的收入、财产差距。一是“市场性不平等”，二是“体制性不平等”。这种“体制性不平等”，属于排斥市场竞争、不讲规则、依赖特权、制造歧视、政企不分、权钱交易、凭借行政垄断和政府不当干预所导致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⑨有关“国家治理公平化”的论述，详见刘俊祥著《论国家治理的公平化》，载于《福建论坛》2014年第2期。

⑩有关“民生国家”的论述，详见刘俊祥著《民生国家论——中国民生建设的广义政治分析》，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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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生成、危害和防治机制研究”（13AZD020）

作者简介：刘俊祥（1964－），男，四川乐至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政治学理论、比较宪法政治、中国政治发展与公共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