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辩

韩非那套法、术、势所建立的太平盛世，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甚至不得互相往来，互相往来，就有朋比为奸犯上作乱的嫌疑。“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扬权》）人民也不得随便讲话，争辩是非。因为明主之国自有法令在。

法令条例就像海涅在《辩论》这首讽刺诗中所说的那个犹太拉比的圣书《钟托夫》一样，是至高无上的言行标准。“行不轨于法者必禁。”君主的话就是法令，该说的、该做的都写在法令上了。所以除了重复法令的话以外，愚者不敢言，智者不须言。韩非是主张“无辩”的，他用无辩来箝制口舌，禁锢思想，以为这样一来，就万喙息喙，天下太平了。可是他忘记了他的老师荀子这几句话：“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

在无辩的社会里，文学艺术自然也在排斥之列。不过，我们应当公平地说一句，韩非是很有艺术素养的。至今流传的“画鬼容易画人难”，就是从他那里传下来的，不过他说的是犬马，不是人：“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他对音乐也很内行。《外储说右上》有一则谈到歌唱的理论：“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诎之，其声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疾不中宫，徐不中徵，不可谓教。”这些话需要具有一定艺术造诣才能说得出。但是韩非却是反对文学艺术的。大概这是由于他只讲“致霸王之功”，而反对“艳乎辩说文丽之声”，认为艺术和霸业是矛盾的缘故罢。

《矛盾论》为何批德波林

近从—份材料中看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博古在一片指责声中检讨，说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王稼祥也检讨自己“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习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理论，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从此段记述才知道，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批判德波林，是和当时斯大林整肃布哈林、德波林，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有关。但毛反对德波林的差异性。认为只有矛盾而无差异的哲学观点，对于以后思想界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后果，即提倡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使合二而一成为反革命理沦。从此哲学教科书中再也没有“多样性的统一”的观念，甚至连这一词语也绝迹了。取消了“多样性的统一”，也就取消了思想多元化，而使之定于一尊，实现舆论一律式的一元化统治。

再有一点值得注意。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在延安正是批王明、博古等“言必称希腊”（指搬弄苏式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许多人以为毛不再以苏式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了。观以上所引《矛盾论》援斯大林批德波林，以及延安整风中博古等人在此问题上之检讨，可知毛并非摆脱依傍，走自己的道路。他是灵活的。否则也难以解释，何以解放后他又重复提出以俄为师，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口号。

艺术的快与慢

力主京剧现代化的人声称京剧节奏过于缓慢，已不适应今天时代的要求。但我认为节奏的快慢，有两种不同情况，必须加以区别。一种指作品从内容到表现，究竟是拖泥带水，枝蔓芜杂，充斥附赘悬疣，还是简洁明快，该压缩的就压缩，该省略的就省略，没有浪费的笔墨，多余的蛇足。后者就是一些外国戏剧家称赞中国京剧是以秒针来计算，而他们自己的戏剧则迟缓拖沓的缘由。还有一种快与慢的观念与此完全不同。它是要求艺术作品能够一看便知，即用所谓“嚼烂了喂”的办法。或者去满足一种非刺激就不能接受的口味，作品中的颜色非大红大紫不可，声音非大喊大叫不可，情节非大死大活不可。

须知艺术作品倘使不再具有含蓄的功能，不再蕴藉更多的情愫和内容，不再通过这些手段去唤起读者的想象活动，那么，就会造成读者的想象惰性，使观众的艺术鉴赏力逐渐丧失。艺术并不是为了让观众的想象萎缩、退化，相反，而是要使他们的想象活跃起来。就这后面一种节奏快慢的观点来说，我同意友人毓生说的，艺术的欣赏与接受不能比“快”，而是要比“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