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9日，王元化先生归隐道山，学术界、思想界曾不胜唏嘘。之后的一两年，常常能够读到为他一周年或两周年祭日的纪念之作。在上海，在元化先生逝世一周年之时，华东师大隆重举行了“王元化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包括出版《清园先生王元化纪念文集》、举行“王元化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及逝世周年座谈会等。
不过，近两年，对先生的纪念热度已不复存在。今年，他去世五周年的祭日已过，似未曾见过学术界和思想界有什么纪念活动。对此，我常常有些无端的感慨。
王元化虽然也从过政，但不是政界显赫人物，他的影响力没有越过学术、 思想圈，因而也不是公众注目之星，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怀念他——怀念一个人，是怀念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对一个作者的喜欢，是因为其作品往往引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学术界，人们有“北钱（钟书）南王”之说；在思想界，有“北李（慎之）南王”之说。姑且不论诸种说法是否得当，王元化踞学术、思想界一方重镇则毋庸置疑。
清园先生
王元化先生晚年的著述，常常在文末注明“写于清园”；在其出版著作内封的作者像左下角，常题“清园王元化”。他晚年的不少论著，常以“清园”命题，如《清园夜读》(1993年海天出版社)、《清园论学集》(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清园近思录》(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清园文稿类编》(1999年华宝斋)、《清园文存》(2001年江西教育出版社)、《清园书简》(2003年湖北教育出版社)、《清园谈戏录》(2007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等。后来，索性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沪上清园”。
“清园”者，清华园之谓也。他有如此强烈的“清华园情结”，一是童年对清华美好记忆的“内存”；一是清华园的精神是他孜孜以求之目标。
1922年，父亲王芳荃（1880－1975）到清华任教。王元化得以在清华园生活了十多年。当年的清华园，给王元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胡晓明《王元化传》中写道：在他眼中，与北大“破破烂烂的”、“人声噪杂得很”相比，清华“那里都是井然有序的，都很用功读书，大家没有那种嚣张、杂乱、争斗的事情”。这种童年时的感受，使他深受“清华精神”影响，因之对于清华感情深厚，诸大学中他独崇清华——“我对大学的观念就是在清华形成的。”
王元化开始在清华园生活时，就有幸与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等这些迄今仍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有重大影响的大师们同住一院，而父亲与梅贻琦等人更是通家之好。或许，对于梅贻琦眼中的“老天爷”——一个又调皮、又任性，也许还有点跋扈的公子哥——王元化来说，这些大师所拥有的学问以及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他并没有意识，但童年留存的记忆显然成为他终生的坐标。抗战时期，王元化在编辑《展望》杂志时，首次使用了“王清园”的化名，这大概是对童年记忆的反刍，并在反刍中体味清华精神。
“清华精神”是什么？学界惯常的解释是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提碑铭上的一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元化在晚年常说的一句话是：“为学不作媚时语。”其实是对这句话的另一种表述。想来，在王元化使用“王清园”的名字时，对于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一清华传统，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并由此成为他以后学术和思想活动的支柱，也成为他在精神和人格上与大师们亲近和感应的契合点。
与王元化熟悉的李子云，认为王元化在性格上有少年得志的“骄横”之气，但这种“骄横”却“并非无端的自负，其实包容着一副不屈的傲骨”。而傲骨是需要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信念才能铸造。
1955年，为政一帆风顺的王元化，不期然与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整肃遭遇。说起这场遭遇，很有些历史的滑稽。作为文化官员，王元化是被称之为胡风集团“窝点”的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在他手下的那些“胡风分子”们对他的领导也多有不满，遭到他们的攻击。而等到胡风“反革命材料”公布之后，王元化又因为与这些“分子”们有过通信往来——凡有信件公布者一律立即沦为审查对象、沦为“分子”的一员，他不仅遭遇审查，而且当即抄家隔离。
长时间隔离审查，写不完的交代，受不尽的侮辱。他或许想到了王国维。他没有王国维从清华园走到颐和园鱼藻轩的自由，他选择的方式只能是以头撞墙。1959年“结案”时，上海文化界的官员夏衍和中央的官员周扬都惜其厄运。在他的问题即将“结案”时，周扬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即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他坚持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不予接受。结果被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这种傲骨如同王国维一样，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悲壮！
此后，王元化的仕途中断，转而进入上海文学研究所古典组，开始了学术研究。李子云认为，如果王元化没有遭遇这种厄运，“中国就少了一位大学问家，而多了一个作风峻急不太高明的文化官员”。
不过，作为一名研究者，不管客观环境如何恶劣，王元化依然奉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坚持“为学不作媚时语”。
“文革”后期，开展大规模的评法批儒运动，尊韩非子为法家。王元化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四人帮”倒台前夕，他完成了《韩非论稿》，并送给李子云看。
李子云回忆说：“我虽似懂非懂，但是他所作出的论断还是让我吓了一大跳。他说韩非思想以‘术’为主，他所主张的以‘术’治民，并非法治，而是正好相反的‘君主本位主义’。这不是和当时的批儒评法运动，和对韩非的评价正好唱反调吗？特别是他对‘术’的解释——说‘术’主要指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运用，这是非常可能会被上纲为影射、攻击运动发动者的，那不再一次引来殃及全家的大祸吗？我劝阻他千万别拿出去，等将来形势有所变化时再说。这件事让我更懂得了他这类知识分子，有言在心不得不发，对自己以为是的，执着不屈。哪怕杀头也得发出来，更可贵的是，他对自己也不断地进行反思，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甚至进行自我否定。”
正是在不断地反思过程中，王元化更加认同“清华精神”，他的“清园”情结也愈发重了起来，童年记忆中的那些清园学者，都成为他关注的对象。
1978年，王元化还戴着“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勉强在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谋得一个编辑职位，他最先关注的事是陈寅恪遗著的收集。他不但着手调查陈寅恪遗著散落的情况，并刊登在出版社的简报上，以期引起重视，而且鼓励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给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和北京的周扬写信督促，并亲自致信周扬阐明这种追查的重要性。他在信中说：“据蒋先生说，陈寅恪先生于六九年逝世后，虽举行过追悼会，但当时‘四害’横行之际，只是敷衍了事。迄今尚未给陈寅恪先生进行彻底的平反昭雪。由于陈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现将情况反映如上。”
在乍暖还寒的季节，这样重视仍戴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陈寅恪的著作，足见其对陈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的认同，也是他“清园情结”的体现。
2003年11月25日，我给元化先生打电话，专门谈到所发现的关于陈寅恪遗稿的这一组信件，也算是个电话采访。他说：“陈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对他的著述进行整理、刊布，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文化遗产整理的问题。”他特意说到自己在清华园生活的童年岁月，与陈寅恪的渊源。
转过年后的春天，我完成了《追寻陈寅恪遗稿》一文后，特意趁去上海出差的机会带着稿子去拜见他。他谈陈寅恪、王国维，谈“清华精神”，也谈到他1997年那次清华之行。他说，王国维的纪念碑，“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仅是清华园神圣的所在，而且是中国现代思想神圣的灵魂。他说，在他主持的一项国家博士点科研课题中，提出应好好研究王国维、陈寅恪。
作为“清华懿弟子”，他与住在南院的那些导师们，越到后来，越是产生了某种精神和人格上的亲近和感应。我能感觉到，他的“清华园情结”，实际上是认同清华园所代表的价值观，并以这种价值观来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这使他在离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党务工作回归到一名学者后，从学术界走向思想界并博得了声望。
启蒙的轮回
王元化在思想界声名鹊起，是他在反思“文革”及批判极左思潮之后，自觉充当新启蒙的推手。
启蒙教育，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大潮后思想界拯救中国的一把钥匙。但是，思想解放运动进行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有人开始对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进行非议，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投入过多的关注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是丧失了学术独立。这种人为的声音，使得一些知识分子纷纷走回书斋做专业研究。这些现象被李泽厚概括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现今看来，当时虽有这种情况出现，但 “思想家”也没有都“淡出”，因为还有人——如王元化、李慎之、何家栋等——在坚守。
王元化坚守的方式是，主编了一份《新启蒙》的刊物。这个刊物后来引起来自左的势力的批判和诋毁，成为一个80年代引人注目的标志性思想事件。
王元化早在18岁时曾写过“新启蒙”的文章《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当年，陈伯达明确提出“新启蒙运动”，并引发了多人的拥护，王元化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但后来由于国共合作抗战，这个口号失去了号召价值和政治策略的意义，故沉寂下去。
“新启蒙”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文化口号，两边的政府都不以为然，只有适合他们需要的时候，才会关注。当他们不需要的时候，启蒙就会破产，所以王元化写完文章不久，就“得到通知不要再用‘新启蒙’的提法，这次出现不久的新启蒙运动也就夭折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对于王元化个人，犹如一次轮回。
《新启蒙》创刊于1988年10月，先后出版发行了四册，分别为《时代与选择》（1988年10月）、《危机与改革》（1988年12月）、《论异化概念》（1989年2月）、《庐山会议教训》（1989年4月），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元化主编这份刊物的初衷，是从文化角度的高层次来探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他在第一期的“编后”中说明创刊缘起：“没有堂皇的目标，也没有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在当前娱乐性、消费性读物迅速挤走有质量严肃读物时，为活跃学术空气、推动理论探讨做些工作。”又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摒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讨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心。”这份刊物，以其清新的思想内涵，曾使我们这些在校读研究生的学子趋之若鹜。
王元化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为“新启蒙”，而且为了某种坚守，他的这份刊物并“不打算兼收并蓄”，这样，“新启蒙”的政治指向就非常明确，也使得这份刊物从一开始就命途多舛。
1988年10月，试刊号编辑完成后，王元化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编委会，也叫“新启蒙与现代化”的文化研讨会。参加者有邵燕祥、金观涛、于光远、于浩成、李洪林、郭洋、阮铭等大约20多人，都是当年思想理论界的风云人物。会后就有人捅给香港报刊，被报道为“国内民主派的大结集”。刊物还未曾发行，就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
1989年1月，为了《新启蒙》发行，王元化到北京参加“都乐书屋”为《新启蒙》论丛而举行的发行会。这次发行会，却由于当时一名“敏感人物”到场而成为沸扬京城的“都乐书屋事件”。事件过后，据说当时北京宣传部中某人把“新启蒙”视为一次“运动”，并作了这样的论断：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那么“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
《新启蒙》的编辑工作主要在上海，而出版则是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北京这次发行会，湖南教育出版社打电话告知其地的公安厅要传讯他们关于《新启蒙》的事，编辑部当时估计是出于北京某些部门的指令。为使论丛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王元化曾特地写信让编者去北京到有关方面据理申诉。申诉的结果是，湖南方面不再受查问了。
1989年4月，王元化在一次答记者问中，特意对刊物的宗旨作了说明： “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为‘新启蒙’，无非是说现在的思想启蒙不仅是继承‘五四’的启蒙运动，而是深化了”。但这也不能改变《新启蒙》停刊的格局和以后遭受诋毁的命运。1989年7月，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人民日报》那篇关于“反暴乱”的长篇报告中，把那次本来只是为《新启蒙》举办的发行会称之为“新启蒙沙龙活动”而牵连到那场风波中去（详见《王元化传》）。
这种定性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直到1990年还有来自于不同领域的诋毁。程代熙的批判文章说：“与四项基本原则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越演越烈，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启蒙’构成了它的核心内容。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具有机关刊物性质的《新启蒙》的问世。”李希凡在《从五四启蒙中继承什么——重读〈新民主主义论〉兼评〈新启蒙〉的某些观点》中认为：“所谓‘新启蒙’，他们要接续‘中断’了的‘五四’‘启蒙’，实际上不过是在召唤资产阶级思想的亡灵，要我们‘补’资产阶级的课，用资产阶级的文化观、价值观来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航向。”
2008年6月，我在湖南长沙见到李冰封老人。那时，王元化刚去世，话题有些就是关于王元化的，自然谈到了“都乐书屋”的事情。那时，李冰封是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他和王元化的联系是通过李锐撮合的。他坚决支持出版这份刊物，并为此向省委主管副书记请示，得到同意。“都乐书屋”事件之后，公安部门来找李冰封，查问《新启蒙》的情况，并将已经编号的五六册稿子调走。那场风波过后，李冰封就背上了很多罪名，诸如“背离党的出版方针，批准出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推荐和批准出版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撰文和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启蒙》”“宣扬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做舆论准备提供了阵地”，等等。李冰封说，那一段时间他和王元化交流比较多，对各自的命运都很关心，也相互支持和鼓励。
《新启蒙》夭折后，历史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王元化自称90年代是“我的反思年代”，从那时开始，王元化先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反思过程，其中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最为彻底，也最为思想界所称道。
“五四的儿子”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应一律使用国语读本的命令，这是前一年“五四运动”最直接的结果。而这一年出生的王元化，几年后初涉蒙学时，开始接受这种新式的教育。晚年他认为，自己“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是“五四的儿子”。
因为自认为与“五四”有这样一种“血缘关系”，王元化要决定对“五四”进行反思，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智慧的。因为无论从官方还是传统的认识来看，“五四”本身的要义都被范式化了，要反思或者给予重新的认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我曾有幸亲自聆听过。
1997年10月下旬，我随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百年潮》杂志社社长郑惠去上海，为《百年潮》的办刊召开座谈会。郑惠和王元化熟悉，因而在召开座谈会前就带我前去拜访。那次谈话是在10月24日，我的笔记本上记录很简单，但关于两人对“五四”的谈话占多数。现在回想起来，那次谈话时间很长，大半谈的是关于“五四”的评价问题。记得当时郑惠还让我记下来，明年向王元化约稿，为1999年“五四”80周年组稿提前准备。
也就是那次谈话过后，我很关注王元化对“五四”的研究文章，他发表后的文章有时也通过我转给郑惠“一阅”。所以，对他对“五四”的反思看得比较多一些。而且，在1999年第五期《百年潮》上，纪念“五四”80周年，也有王元化撰写的《五四精神与激进主义》，即是他对“五四”反思的一个成果。
王元化首先从对“五四”的再认识开始。他认为“‘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还有的是走了样、变了形的真理在影响，我们应该把它清理出来”，以免真正的“五四”精神被形形色色的“五四”思潮所隐没。
他指出：“今天仍需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1920年，从小就受到了‘五四’思潮的洗礼。我的科学信仰以及后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我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谟、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分怀疑，少了一分信念。这就是所谓偏识。”
王元化对长期以来有关“五四”的既有看法，重新进行了估价与澄清：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不能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时期文化的整体；“五四”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只提出了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五四”反儒不反法；“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由此，王元化提出，“‘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象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
在谈到当时反思的经历时，王元化先生说道，“我是先思考激进主义，才对‘五四’作再认识的反思的。所谓再认识就是根据近80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进行理性的回顾。今天我们强调继承“五四”，这与反思“五四”是并行不悖的。继承“五四”，意味着继承“五四”的精髓。
王元化认为，“五四” 精神体现于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近年来这句话渐渐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比较容易被理解了。倘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方面去衡量“五四”人物，那么褒贬的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我们的教科书或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其荣誉和威名于不坠。自然一般所强调的民主与科学是重要的。但什么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只能说停滞在口号的层面上。这也是近80年来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一直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
据此，王元化认为，“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的是个性解放，不过“五四”一代人的努力，因为偏离了轨道，并没有在中华大地上制造出奇迹。“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许多人到了上世纪30年代左倾化之后，放弃了个性解放精神。像鲁迅这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命文学的。”
王元化还曾阐发说：“多年来，我一直赞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说法，并曾援用‘为学不作媚时语’这样的格言。……‘五四’时代的思想大师，无不具此种精神。有的较多强调理性态度，有的则较多表现为启蒙思想，然而独立精神，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共有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在潮流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能采取趋附时髦或随波逐流的态度。胡适曾说他不趋附时髦，也不躲避危险，这句话很值得借鉴。”
王元化依然在思索，并对“五四运动”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 他说，“五四”以来，人们在反传统中往往运用了与传统思维相同的模式。这就是双方在讨论问题之先，都各自具有的“意图伦理”。他解释说：“按照认识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恰恰应该是相反的。因为结论要从事实的分析中才能得出，正确立场要经过明辨是非的认识过程才能确立。已有的结论固然可以有助于去分析未经探讨的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而事实却可以改变过去所获得的结论。同样，原来的立场也必须在继续不断明确是非的过程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否则就会流入由意志代替真理的信仰主义，形成一种宗派意识。”王元化鲜明地指出，这种司空见惯的意图伦理的危害性在于“唯意志论”：“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并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派性意识。”他例举1919年东西方文化论战时，蒋廷黼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的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用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种从政治信念引发出来的“意图伦理”，就成了独断论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于是就将这种人视为敌人。结果只能是：不把他们消灭，就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那样的人。很显然，“意图伦理”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践踏。
王元化对“五四”的反思所提出的启蒙命题，与他所崇尚的“清华精神”如出一辙。
“好在那一头，有张可等着他”
有论者说，中国文化界现当代真正称得上书香伉俪的，有三对夫妇：林语堂与廖翠凤、钱钟书与杨绛、王元化与张可。
张可（1919－2006）出生苏州世家，受教于李健吾、孙大雨等名师，18岁时即翻译出版奥尼尔的剧本《早点前》。后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名教授、莎士比亚专家。
1937年在上海的租界沦为“孤岛”时，王元化与张可在“戏剧交谊社”结识，那时她正在济南大学外语系攻读英国文学。共同的爱好使他们走到一起，两人在戏剧社排演讲戏，或到张可家谈文说艺，或共同参加地下党的刊物编辑工作。十年后的1948年3月，两人在上海慕尔堂用基督教仪式成婚。此后，他们成为基督教结婚誓词的最忠实实践者。
1955年，王元化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隔离审查，长期的孤独与压抑使他成为心因性精神病。张可顶住了各种政治压力，以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重担。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王元化没有工作，只拿生活费，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张可的工资。她在悉心照料丈夫饮食起居的同时，为丈夫所钟爱的学术研究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并和丈夫一起翻译了国外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言，其后编成《莎士比亚研究》出版。
在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后的1979年6月，张可却突然中风，昏迷七日不醒。后经抢救脱离了危险，病情基本稳定，人也渐渐恢复了神志，可由于大脑受损，竟完全丧失了阅读能力。王元化看着病中的妻子，一时情不自禁地像个小孩子那样嚎啕大哭。
王元化曾深情地说：“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23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使我会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的流露。这不是许多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王元化曾赞叹妻子“心里几乎不懂得恨”，“无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王元化曾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读莎士比亚》，这是王元化、张可夫妇二人在学术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是他们60年相濡以沫走过风云岁月的见证。王元化后来说，译这本书时，他和张可没有社会交往，没有工作，在政治身份上沦为“贱民”，这时候张可拉他一起阅读莎士比亚，翻译作品，逐渐燃起了他工作的热忱，使颓丧的心逐渐显发出光彩来。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翻译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王元化夫妇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在王元化88岁生日时，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精装本，王元化得到了最可心的生日礼物。
王元化去世后，有位网友留下非常动人的一句话：“好在那一头，有张可等着他。”如今，他们已经在那一头相会五年了。想必，他们也会与在这一头一样，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
作者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