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虽题为《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实则是为其所谓第三版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辩护。可惜，笔者认真阅读之后仍然认为林的论证经不起推敲，“新结构经济学”也和“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没有什么关系。
据林文，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系“以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第二波理论思潮则“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林在文中委婉道出他的第三版理论的特征包括“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和“主张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好一个集大成的理想主义者！
接着林开始就“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孰为主导回应学者韦森的质疑。林认为，斯密的分工只是有利于“交易技术”的创新，但是，“交易技术的创新无法得出新产品、新产业的创新”。对此我不敢苟同。事实上，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进步能够解放更多人力投入到产品和产业的改良和升级工作中，而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则是创新的动力源泉。笔者同意韦森的见解，区分“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很困难也不必要，事实上，林也没有具体指出不同的概念到底如何“得出不同的政策侧重点”。当然，如果非要选择，我更同意“斯密型增长”的主导作用，道理很简单，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目的是“人”，市场存在的意义是“人”通过交易实现资源和财富的优化配置，所有的创新都来自于人的需要，而交易若不充分，就无法得知人的需求，创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可以说“熊彼特型增长”的毛是附在“斯密型增长”这张皮上的。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有没有将两者分得这么清楚我不得而知，但我国的情况是：创新呼声日益高涨，却始终在全球低端制造链上痛苦挣扎，高端制造业则不掌握核心技术，如今面临着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高端制造业向欧美国家回流的双重压力。这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味强调创新而忽视培育市场内生的创新动力不可行呢？
林反对韦森关于第三产业的论断，指出“亚非拉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远大于中国，但是，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却远低于中国”。笔者以为，这仅仅能够证明以上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有问题，而不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问题。事实上，第二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比中国发展速度慢的国家第三产业比重比中国大，恰恰说明中国经济的反常。垄断问题、市场准入问题、税收政策、甚至城管制度，严重制约着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权且举我家乡的例子吧。这两年先是征地拆迁把生意兴隆的小批发市场关了，然后提高税收以致远近商人都不敢过来做生意，消费者可选择的商品少了，贵了，老百姓的福利就这样被牺牲了。
林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节给我们勾勒了一幅“完美的政府帮助市场实现完美”的蓝图。在他笔下政府被拟人化，甚至让我有种人间“上帝”的错觉。果然，韦森等学者也认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立足于“好人政府”并对此表示质疑。林反驳说“新结构经济学”的前提是政府领导人有长期执政和青史留名的个人目标，因为这两点也符合他的利益。显然，林是在发达国家的政治框架下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了。因为只有民主国家的政府领导人才有长期执政的忧虑，在一个非民主国家，长期执政在领导人自己的眼里是个问题吗？ 难道这不是专制的必然吗？退一步讲，即使一党或一政府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重要性，在权力不受权利制约的情况下，其内部成员甚至整个集体也不一定把人民和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为“颜如玉”和“黄金屋”比起“长期执政”这种虚无缥缈的政治理想诱惑力实在太大。他们所倾向于维持长期执政的手段，很可能并不是为民造福，而是思想鸦片、政治高压，甚至铁腕维稳。至于青史留名这个问题，我想这和林本人推崇儒家学说有关吧。只是古今中外，到底有多少官员“稀罕”青史留名，翻翻古书，看看现实，不就推测出来了吗？林接触过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官员，认为他们发展本国经济的愿望非常迫切，这一点我也不否认。但他们是否真的将国家的发展放在首位，是否真的能够战胜“利益冲突”的规律，这就有待更细致的实地观察。
林认为宪政民主并不是好治理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甚至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且，“英国和美国在工业化的早期只有少数拥有资产的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权”，其“宪政民主政制也是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笔者以为，林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对宪政民主的本质理解得有偏差。托克维尔写《美国的民主》的时候美国尚有奴隶制度，可是谁会说托氏错了，美国那时候不是民主国家？如果从本质上去考察民主，那么英国大宪章时代就是民主的肇端，因为那时候贵族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至少他们的改革间接有利于人民。诚如林所言，“即使有现代宪政政制也不能保证其政府和领导人不被利益集团绑架”，因为宪政民主只能给公民权利和国家利益以最低限度的保障，在这种制度下利益集团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但长期看仍然会处于一种动态平衡。宪政民主也不是经济永远繁荣昌盛的充要条件，却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林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困境是由于没有完全照搬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可那些陷入泥潭的经济体有没有真正照搬西方的民主呢？要知道政制制度与真实运行的政治体制之间往往有巨大落差。把这些国家转型的失败归咎于宪政民主，其实是逃避现实和思想懒惰。
西哲曾云：商品经济是逻辑的母体。何妨套用一句：商品经济也是民主的母体。只有获得政治自由，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经济自由，对经济自由的要求必然引导人民走向政治的角斗场。有人说预算法是小宪法就是这个道理，西方最初的议会其实就是预算会议，宪政首先解决的就是财政和税收问题。看看我国混乱的财政和税收状况，你能说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吗？按照宪政的原则来规范我国的财政和税收制度没有意义吗？我国比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强在哪里？强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起步比他们早，虽然这个市场极不完善。市场培育出来的公民精神，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在市场已经成熟的西方，政府的参与和指导尚且有限，有人甚至认为发达国家的政府就是资本家的政府，如果这样的政府能够实现“新结构经济学”的蓝图，还要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来点拨吗？在市场极不成熟的中国，政府的参与和指导只能造就光伏产业这样的畸形儿，企业损失大把的金钱，政府拿人民的血汗来弥补企业，这其实是一种犯罪。
我们可以假设所有的学者都是单纯的，他们只关心学理，不关心政治。但笔者以为，任何学者都和普通人一样，不可能对现实政治充耳不闻，这不仅有关利益，也是一种道德关怀。每一位学者都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就是理论一诞生就会成为政治的工具。因此他即使在宣扬一些正确的理论的时候也应该注意时机，警惕某些读者无意甚至刻意的解读，遑论他的结论很可能错误的！林质疑宪政没关系，但是，恰恰在我们最需要宪政的时候，令人十分遗憾。在我看来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国对于“公”与“私”根本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区分。宪政却是区分“公”与“私”的最好的工具。否认宪政，就是鼓励少数人公私不分，假公济私，以私害公。
宪政也许并不完美，但却是必要的。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政府也会被利益集团绑架，也会为了精英出卖民众的利益，但他们得意的日子不会太久。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市场会腐败，企业会腐败，但是政府很少腐败，甚至不会腐败，因为他们不敢腐败，而且优秀的政府也有能力和空间进行必要的改革去遏制市场的腐败，比如美国的威尔逊政府。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也会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冲突，也会有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的龃龉，但是总是会处于一种动态平衡，实现一种螺旋形发展，而不是像某些国家挂羊头卖狗肉，既不保护集体利益，也不保护个人利益，只保护权贵的利益，即使大家都知道哪里错了也改不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当然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很少，但是我们不是有“中国梦”吗？难道我们的“中国梦”就是和比我们更落后的国家一较高低之后满足于自我陶醉吗？
二O一三年七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