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最新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城镇就业登记失业率是4%左右，但是社科院2008年全国调查出来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9.6%，两者差异很大。
中国青年报1月2日报道 2008年12月15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09年《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教授作为主报告者，解读中国社会形势并预测2009年社会热点。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此后中国经济开始较快增长。李培林教授也是在这一年开始参与第一本《社会蓝皮书》的编写工作，迄今已是第17本。李培林教授如何感受17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过去的2008年，他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2008年12月26日，李培林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中国青年报：您从1992年就开始参与《社会蓝皮书》的编写工作，您对中国这17年来社会形势变化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李培林：这些年来，每一年都会出现新的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一年有特别大的波动。而2008年是比较突出的，大事多，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出现的波动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有两个数据我一直关注。一个是就业，17年中就业出现了几次波动。1992年经济出现了一个增长高峰，所以1992年到1997年之间，相对来说就业还没出现非常严峻的局面。1997年到2003年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减员增效，职工下岗现象比较突出，那个时期就业就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2003年以后由于经济增长，就业市场相对稳定了。但是今年形势突变，又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另一个是农民收入。农民收入也经过了一个波动。农民收入在1997年到2003年增长缓慢，平均年增长不超过4%。原因很多，比如说粮食价格和工业产品的价格相比，比较收益不断下降。另外中国人多地少，每个家庭生产规模很小，全国平均0.5公顷土地，而其他国家平均几十公顷、上百公顷，显然我们没有竞争优势。这种小农经济的操作，很难使一个农民达到中等生活的水平。2003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率逐年加快，到2007年达到近11年来的高峰，但今年跟去年相比估计又有所下降。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一直关注这两个数据的变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李培林：关注就业，是因为就业虽然涉及到的是劳动力人口这部分人，但是它对社会生活影响比较大。就业和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增长快，对就业的拉动力量也就比较大。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在降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带动的就业人数在持续减少。我国劳动力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不能一味地强调用技术替代劳动，要多发展效益好、污染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多，但至今我国的增长方式还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来推动。
关于农民收入，十几年前我们就在强调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但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的确非常困难。这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坎。现代化有各种指标，但农民普遍富裕起来，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我们已经实行了取消农业税、粮食直接补贴、种子补贴、农机具补贴等一系列措施，但恐怕还是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兼业机会，使更多的农民能够从土地以外的工作获得收入，这么多农民在这么点土地上讨生活，是难以普遍富裕起来的。
中国青年报：在最新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中，哪个数据最令您感到意外呢?
李培林：失业率。当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城镇就业登记失业率是4%左右，但是我们2008年全国调查出来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9.6%，这就有些差异了。
实际上，这十几年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是有差异的，通常是后者高于前者。当就业市场相对平稳时，这两个数据接近，就业形势不好时，两个数据就会有较大差距。因为我们的失业保险不是覆盖全部城镇职工的，比如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失业后就难以被统计在内。这次城镇调查失业率远高于城镇登记失业率，说明就业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另外就是农民收入的增长没有较大幅度下降。我原来以为随着城镇收入的下降，农民收入也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现在来看，农民收入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少。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因为2008年是个特大丰收年，二是因为农业生产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
这次国际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景气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经济景气对企业利润和就业的影响，可能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的最大影响因素。这种下降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对失业人员、农民工返乡人员、企业减薪放假人员的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影响。对这些人，应当有一些特殊的扶持帮助政策。
中国青年报：请您用一个词来概括2008年的中国。
李培林：简单地只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变”。一年之内形势变化非常大，包括国际、国内的经济态势、物价、就业等等，不可预料的影响因素多。我国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能够把握大局，沉着快速应对，这是2008年的一大亮点。
中国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2008年既是改革开放30周年，又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奥运会在亚洲国家举办只有三次，前两次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均被视为这两个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北京奥运会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高速增长后，继续前进的一个新起点。
中国青年报：那么，您觉得2009年中国发展要注意哪些问题?
李培林：难以预料的因素多了，这些因素本身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应该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形势各个方面的变化。从社会方面来看，我想要注意三点：
一是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市场，在非常时期采用一些非常措施，保障和促进就业。要充分认识到，保就业就是保民生、保稳定。实施大规模的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计划，鼓励回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和自谋生计。减少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税收，提供优惠的小额创业信贷，减免自我雇佣者的经营税费。要继续深化大学生就业体制改革，树立新的就业观念，为大学生创业和自谋职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志愿服务制度，对具有志愿服务经验的大学生，国有部门用人应当优先聘用。高等教育也要根据就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加快进行教学体制的改革。
二是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更多地依靠刺激和扩大内需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逐步扭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不断降低的趋势，增加和改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确保农民的增产增收，加大对生活困难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稳定和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信心，继续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我想也可以普遍采取消费券的办法，这比提高一部分人货币收入更能有效地刺激最终消费。过去我们一遇到经济不景气，消费市场就会低迷，老百姓普遍产生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储蓄利率降到接近零老百姓还是去存钱，于是国家大量发行国债，以财政赤字为代价负债大规模投入，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又容易使资金沉淀，难以对最终消费产生影响。我们这次要争取走出这样的怪圈。
三是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保证基层社会的稳定。近几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但相对而言，县乡两级财政仍然比较薄弱，有的甚至非常困难。基层政府肩负着税收、计划生育、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重任。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薄弱，不仅影响到基层建设，也容易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影响社会稳定。因此，要重视充实基层财力，完善基层公共财政保障机制，促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把建设服务型政府落实到基层。
在经济调整时期，利益格局的变动更容易诱发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容易形成影响广泛的新型社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创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健全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机制，发挥工、青、妇和各类社会组织参与调节社会矛盾和劳动争议的作用，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普遍开展社会志愿者活动，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李颖 本报记者 韩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