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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一词又流行和神圣起来了。
早就拟就这个题目，一直未写，因为它于我是个五味杂陈的题目。最近读了转自《学习时报》上一篇谈“群众”的文章，觉得还是把文章写出来，可见谈“群众”有多个角度，我写的当然是我的角度。
对于“群众”，百分之九九的人都可自视为群众，实实在在地痒一把。
一提“群众”，我们脑子里便会出现田头地角或市井大街那些芸芸众生，群众也就是指许多（复数）的普通人。倘说“联系群众”就是联系普通人，作为普通人的一员，似乎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不免沾沾自喜：“你得联系我，不然你就脱离了群众。”
执政党及其领袖在执政之前和执政之后无数次讲过“联系群众”一类的话，执政党治下的主流媒体也出现过无数“群众”怎样拥护执政党某个决策的感人画面，无数的文人和非文人写过“密切联系群众”的文章。
实际情况怎样？你说你的，媒体上的“群众”跟实际群众无关，除群众中分裂出极少的人进入权力圈，大多数群众依然沉默。不是说他们不说话，而是说他们在背地里说话，或他们说的话上不了台面（媒体），更进不了高层权力者的耳朵和眼睛，因为其间有无数门槛把群众的话给过滤掉或给挡住了。何况权力者学着最高权力者，收集的尽是符合上头意愿的群众意见。何止是收集，而且用各种法子推行，让领导喜欢的话由更多“群众”之口表达出来。合作化是必要的，“三面红旗”是必要的，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批林、批周是必要的，拨乱反正是必要的，清除精神污染是必要的……执政党搞的每一个政治运动都是必要的，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的社会不是这样过来的吗？而相应的政治意识形态又有着“自圆其说”的功能，比如当年刚刚拥护大食堂的群众，不久便挨饿，那是苏修逼债的结果，美帝反动派包围的结果，是地富反坏右破坏的结果。所以群众高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这恰恰又成了“群众意志”的见证。毛泽东说的“相信党相信群众”不愧是宇宙真理，数十年的政治运动就是这宇宙真理的实践。在封闭状态下，一般的人根本不会察觉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比如那个时代毛就是党，相信群众就是相信唯毛是从的群众，别的群众是称不上毛心目中的群众的。
“群众”就是中药铺子被放进格子里的中药，只须抓其中几味，就具有“群众”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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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语境中，“群众”的边界其实是模糊的。李辉主编的《黄永玉自述》有这么一句：（他们是党员，）我是群众。就是说在1950年代，党员不叫着群众，党外的人叫群众。同一个党组织，支书就不是群众，其他党员就是群众。知识分子和农民，前者不是群众，农民是群众。开一个大会，党员干部不是群众，别的人是群众。在一个单位，局长（常常兼支书）不是群众，其他的干部职工是群众，所以他的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就是在跟单位的人搞好关系，为他们搞好福利，否则年终考评，职工不打“∨”，说明你群众基础差，说明你脱离群众。当年我作为知青下乡，公社书记就会提醒我们：你们是知识青年，不要混同于一般群众。电影里有群众演员。生活中的群众是廉价的，不入领导耳目的。
所以，“密切联系群众”本来是件容易理解的事，但实际上却是“曲径通幽”。一个领导干部到某地工作，工作时间或长或短，当他离开时，上级评价、他自我评价“受群众欢迎”，这“群众”指哪个场域的群众？一般而言指的是他身边的人，上级考察也是向他身边的人打听，而不是不在“场”的工人或农民或居民或打工者，因为客观上，后者根本对他不了解。当然身边的人夸他或批评他，也会借“群众”之口，比如，“群众说你不关心”，“群众对你有意见”，其实是身边的人对他有意见，即使非身边的人有意见，他身边的人也不会如实传达，这叫聪明做人，投其（上司）所好、说好话总不会错。
时下实行的“民主测评”，是说上面来了检查组，对某项议题（比如反腐），或要提拔的干部，进行群众测评，若以县为单位，那么就要县直属单位（科级）一把手到会场，进行打“∨”。且不说会议主持者有诸多暗示（领导层早就决定了要提拔哪个），台下坐的诸公就是群众了，这样的“群众”历练无数，知道怎样打“∨”就能实现领导的意图。当然有少数几个“群众”出于各种原因走反调，而大多数“群众”识大体顾大局，提笔一挥而就。从理论上，“群众测评”，好啊。那些下马的贪官其实都经过了“群众测评”这道程序。
我再举一个例子。县直某局是肥水单位，局长却因本单位“群众测评”不过关，就是说大多数职工反对他，主要原因是对职工关心不够，就是职工所得的福利比上任局长少多了。但是该单位退休职工（群众）就夸他好，因为每年都被组织到外地旅游（当然是公费），显然用于这种旅游的钱就不能让在职的“群众”享受了，而在职群众有直接的话语权（至少有年终考评）。所以，从切身利益，“群众”各有不同。
再说，群众需求，群众利益，是与时俱进的，不但会有物质需求，也会有精神需求，比如平等，公正，得到尊重，想有一个平台施展才华，私下，确实能够听到这类呼声，但在公开即官方场合，都表现为金钱的满足，一切以钱衡量，从县直机关到乡村，莫不如此。这就是给群众以实惠，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就是当今社会最一般的“群众”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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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种年纪的人，有一定阅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群众”的内涵及外延有着自己的体察。直白地说，像对发生在中国的其它事情一样，提及“群众”就贯穿一条“中国化理解”的隐性红线，通过国家掌控下的主流媒体，引导对“群众”的理解即挑选，就是说，哪些“群众”是我们能够依靠、值得宣传的“群众”，哪些“群众”不应归于群众，中国许多时候，做“群众”是讲究资格的，你是芸芸众生之一员，但领导可以不把你当作“群众”。领袖说得明白：群众分为左中右，联系群众就是联系群众中的左派，而左派又是主流政治所钦定的，所以，凡有意无意表达符合最高当局意志的群众，就是符合主流意愿的基本群众，否则你说得再对再好再多也上不了台面。为什么说是“最高当局”而不是说是“党”（执政党）？因为党由各级领导来体现，他们宣传政策就会有偏差，他们的“意见”均有“群众”基础，因而这样的时候，“相信群众”就成了空话和套话，转换成实际上的以最高当局的意见为准，当然最高当局所钦定的“群众”就是名正言顺的“群众”了。
1950年代“土改”，在斗争清算阶段，逼迫地主交出金银，地主分子本人受刑不用说，把其家人及小孩也捆绑受折磨，有的群众心软，心里认为这样做不对，可积极分子非常亢奋，在场的领导当然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心软的群众也只有跟着呼口号。这种“群众之痛”有谁听见？文化大革命又重演，而且变本加厉，受折磨的对象扩大到“反动知识分子”和“走资派”，这就是毛所肯定的“群众发动起来了。”
“群众”可不是从来就充满尊崇意味的。有的单位领导在会上刚刚讲要联系群众，转身就会斥责“你又听见街上群众的叽呱啦！”更有“不要做群众的尾巴”的种种警示。真正的群众是沉默的，无论在一时事弄出多大的响动，过去了就过去了，当然在中国，更多的是睁着眼睛不说话的群众，不是不想表达，而是不好表达，其表达要看周遭的环境，不愿带头表达。因为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表达错了事关政治立场，会受到追究的。现在情形好一些，群众一些情绪化的话，领导不会追究，但持不予理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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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革命年代，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大肆搅乱乡村、对地主、有钱人说不的群体事件的带头人视为革命的先锋，当然这些人是群众的先锋。当时他远未主政——主一党之政，这样的文章更多的只是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可他主党主国之后，同样的文章就把这些人视为大多数意义上的革命群众了。20世纪60年代有首流传甚广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就干脆说“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可见“群众”是分为阶级的，往“阶级”靠。这样一来，亿万群众就分为革命阶级、不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
1950年代初期，同是农民，就有不主张合作化的，有主张合作化的，而毛泽东一句“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指的是主张合作化的农民群众，不主张者就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了。说“鸡毛可以上天”，说“亩产几万斤”，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都是有“群众”支持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贫下中农都支持”，这里隐含了他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势这一条件。当然，对毛来说，他对身边的人可显示权威，而对底下的群众尽可显示亲和相。这里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就是舆论宣传都是为他服务的，围绕他打转的，所以他听到的、看到的都让他“龙心大悦”，他坚信群众在他一边。因为挑刺的“群众”早就被地方整肃了。
《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有篇李洪林写的《1959年的民间“彭德怀上书”》，说的是当时华中工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张治水，写了3万言的《党在1958打所犯的错误和原因》，刊登在这年7月23日的中央《思想界动态》上，“这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彭德怀的信，应该说对庐山会议的讨论和决策，极有参考价值。而且实践已经证明：张所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他所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作者因为编印这期《动态》而犯了“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的错误，遭到入党十多年来最猛烈的批判。这里，张治水是不是群众？李洪林是不是反映了群众的意见？可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的标准及取舍在最高当局。
这是国内，国外又怎么样？《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有篇穆广仁写的《毛泽东时代的国际报道》，“事实进程表明，周恩来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和后来毛泽东心中的世界革命战略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毛泽东是决定一切的，周恩来做不了主。”“中苏关系……演变为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对世界革命领导权的激烈争夺。”于是，新华社记者在作为会议总结性述评中，明明知道“绝大多数亚非代表，高唱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特别是支持越南反对美国干涉的战争，这是大会的主流”，却突出了反对“苏修分裂投降路线”，称“大会自始至终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团结反帝的路线，一条是分裂投降的路线。”这样的报道就是国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报道的翻版，对国内有着极大的误导作用，可最高当局毛泽东相信，各级干部和群众当然相信。从“群众”角度，岂不是说亚非革命群众坐实了毛的意志吗？“群众”之真从何谈起？民意上达，到底是什么民意才许可上达？这么多年，我们的主流媒体就是揣摩上意过来的，美其名曰“党性原则”。至少在公开场合，最高当局的意愿就是党性，不可能也不允许有别的“党性”。
现在，有的领导干脆就说：“你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可见，这样的思维一直延续着。
这里就有个群众之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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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中国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有着“群众”基础。不过，“群众”只是作为“工具”出现，除了极少数聪明者（投机钻营）分得一杯羹（或得到某种物质好处或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也只是做了高级工具而已。生活依然如故，甚至倒退，苦了的还是“群众”。所以，兴（改革），百姓苦；亡（不改革），百姓苦。而报刊媒体又会大肆宣染：群众如何拥戴，某项政策如何好，群众的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可惜，说归说，跟群众没什么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数十年极权即斗争思想的反复洗脑，“群众”不是更清纯而是更混杂，这个群体因受害而心灵病变。借用孙立平《权权主义杂谈（之三）：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13/7/14共识网）一段话——
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分析，则揭示了极权主义更深层的基础。哈耶克指出，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很多社会中盛行。这是产生极权主义的深厚基础。对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这样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数人的思维中。
所以，此“群众”而非彼“群众”，在国家大社会小的情势下，“群众”其言其行是复杂的，转为公民，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群众”的意愿通过公民组织表达出来，在表达过程中让群众自己受到教育和提高——诚心建设一个现代公民社会，这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正途。
2013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