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真的太累。写东西到了傍晚，总得躺一会儿，休息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可以说是倒头就睡着了，是酣畅大睡。也只能睡这二十分钟。会立即醒来，头脑得到调理修复，之后吃晚饭，放下饭碗出门散步约一小时。
但今天刚入酣睡，接一个电话，是一位老师打来的，报告我一个坏消息，我们原文工团的导演林子先生走了，终年八十四岁。放下电话即坐起来，发呆。
林老先生的音容笑貌也尽浮眼前。
这是一位身材矮小精瘦但眼睛炯炯有神的老师。他长我近三十岁。我俩是忘年交好友。
我一九七九年转业至铁一局文工团任职专业编剧的时候，他一直叫我叫小白。我当时年龄二十五岁是年轻后生。
这位长者曾经是国民政府抗敌演剧队的成员，是几队的我记不清了。但当时抗敌演剧队是左翼艺术家们成立的战时临时组织，这已经得到公认。林子先生曾和中国著名的艺术家赵丹、黄宗英夫妇是共事同仁，这却是让他得意过也倒霉过的历史。他有时提起总是一脸黯然。又之后林子先生投奔了延安，他应该算红小鬼，他参加了延安儿童艺术剧团，这也是我们铁一局文工团的前身。我们文工团解放初期被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接收。我们局也立即承担了修筑从天水至兰州的铁路工程，再之后从兰州一路前行修筑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当时我们文工团跟着局机关移动，先是兰州后是乌鲁木齐，再之后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局才把总部机关扎到了西安。我们的文工团也到了西安。团里大体分了三个队一个组，是话剧队、歌剧队、舞美队和创作组。我转业至团里后被安排在了创作组。
我这一生有几次重大转折点，一是刚刚懂事到了部队；二是部队宣传队解散我转业。但是一九七九年的世事纯粹些，那是百废待举，抢人才的局面。我的档案到了西安就被文化局拿走，我分配到了文化局创作研究室。上班一周后，我明白了创作研究室是怎么回事儿，是各位专业研究人员全体喝茶看报，聊天也说些单位的谁谁谁是“三种人”，咱把握好时机把这个谁谁谁从位子上掀翻。我发现无人从事专业工作。我当时年轻气盛，走人。
我一人到处找工作，投奔到了铁一局文工团。我事先打听，这是一家大型国企，全国各地全有基地也有单位驻扎。这个单位适合我。我在部队跑遍了大西北，工作了当然想跑遍全国。而我恰巧看了我们团的话剧《八一风暴》。那气势及观众的盛况空前，一下吸引了我。
我等待消息，但是文工团领导叫我去谈话的时候，说你可以来，但是工作不在西安，在北京。需要背井离乡啊，可以么？
我简直高兴地要跳起来，我说行，咱是部队的兵，听领导的！
领导就同意了接收我。
办手续的时候文化局不同意放人。但是我们局太牛气，把我的档案硬是派了个人轻松取回来了。而我事后才知道，这个取回我档案的老同志他弟弟是西安当时的市委书记一把手啊。他在我们团是舞蹈演员，还是延安的红小鬼干部，解放后被我们团送到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学习回来的专业演员也是教练老师。
我报到三天后，就被指派到了北京怀柔，并按照铁路规定是驻勤在指挥部，临时担任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的秘书。这是一位红军时期的老干部，陕北人，精明强干。铁路和部队是一样的组织机构，十分钟谈话，一纸命令，我就得立即赶赴北京报到。一九七九年的怀柔，还是一片庄稼地，荒凉也无人烟。
如今这里已经是一片密集的高楼群和处处四通八达的新修公路，成了适宜居住区和繁华文化产业园区。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很多在这里生产。
之后我跟随这座怀柔“前线指挥部”机关移动到了唐山。
一九七九的唐山还处于一片废墟之中。但是我们局的唐山指挥部在一九七六年大地震时就已经存在。
林子导演也来到了指挥部，体验生活。
同时来体验生活也来写作的还有陕西的著名作家杜鹏程先生。杜老担任我们局一个处的党委副书记，挂职在我们局二十多年了。杜老在五十年代中期及末期写作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及一系列工业题材小说，便是写的我们局的故事和人物。
我们三人在唐山指挥部常聊天。当时我们局正在修建北京至唐山的一条新铁路。同时我们局也担任新唐山建设的主力军团，从唐山大地震时我们局就上去了三万多人的一支队伍，一直扎在了唐山搞清理废墟和建设任务。这几十年来，唐山人民不让我们这支队伍全部撤走，我们局的一个处机关及一万多人的建设队伍目前仍在唐山驻扎。我们局是全国的第一个专业化修建铁路的铁军，再之后才相应组建了中铁二局、三局等等单位。铁道兵全体整建制转为地方建制时，也组建了相应的十一局至二十局等单位。
和杜老聊天最大的困惑是他当时在写作“保卫延安再版前言”。一篇三千多字的前言，杜老写了撕了再写再撕，最终写出来的前言杜老让我看了，说提提意见。我当时正在恶补世界名著，我天天有闲空就读书，我当时的感觉还行。但我也读了他的最为著名的小说《保卫延安》，他让我直说，我说写的全是宣传材料用语。我真的读不下去，杜老师。
杜老听了极度焦虑。经历了十年浩劫及建国后的历次运动，老作家们已经集体失语，他们已经写不出建国初期的鲜活语言了，他们在战争年代及建国初期写作出来的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品，到了反右之后全不会写了。杜老的前言像是在写检讨书写交代材料，语言已经干巴，才思已经枯竭。
林导演对我使眼色，我们出来了，在外面林导演才轻声对我说，小白，你不能这样刺激杜老！
这话提醒的极对。我当时太年轻，但当时我的读书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为：如今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群中，右派作家们成了主力军团。以王蒙为代表的一批大家喷涌而出。他们的最新作品是当代小说的标高，而他们的小说也占领了一个世界高度。而民国时期的大作家们，如丁玲，写的文章已经不能再读。把丁玲七十年代末期的文字和她当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的小说语言及感觉相比较，让人觉得如出自两个人的手笔。而巴金这样的老作家，当时仍是失语状态。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一批受迫害并不是作家的红二代文章，爆发一般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如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那只是写给她父亲的一封信，当终于在人民日报发出后，全国的读者无法统计，而哭着读完这篇文章的读者也无法统计。
但是杜老为这篇前言写作了三个多月，最终还是那样的枯燥无力再版了。
现在回忆杜老的写作，那真是煎熬，他拿着笔抽着烟半天写不下一句话，终于写了一句但极快就撕了……那是痛苦的人生最后的几笔文字。我们唐山指挥部一出门就是两座万人坑，我们在傍晚的时候出门散步，空气极度恶劣。我们只能顿顿饭菜就着大蒜吃。
我们的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刘震先生给杜老创造了最好的条件，让杜老到北戴河写作，为杜老配备了专车，让他游玩着放松写。但是杜老在一个疗养景区，仍是痛苦煎熬。刘主任曾经带着我和林子导演去看望他，发现他的精神状态仍是焦灼和疲惫。
杜老当时年龄应该是六十岁左右，但他经历了文革折磨，人，看上去有八十岁的老态。
一位本应该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到了建国后被“培养”成不会写作了，体制终于把这一批作家“塑造”完成。
而刘震主任这样的从战争年代熬过来的干部，曾经给我讲过，杜鹏程写作的《保卫延安》完成书稿是一百多万字啊！那是巨著。但是最终改成了十来万字的版本。那就没法看了！杜鹏程当时痛哭过，刘主任回忆当年的往事异常清楚，因为他们是从战友到了同事再到了好友的一生知己。而杜鹏程先生自担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的时候就和我们刘主任成了知己。他挂职在我们局体验生活也是刘主任一手操办。刘主任为杜老办了全国通用火车免票，他可以在全国有铁路的地方一分钱不花通行无阻。杜老当年完成《保卫延安》这部巨著的年龄是三十来岁，正当创作旺盛期。后来又改了一稿，才成为现在定稿的三十来万字。杜老的煎熬写作在当年是用稿纸，稿纸能装几大麻袋。而杜老写作这部书的时候，已经把前苏联的著名作家全研究透了。他想写作一部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巨著。他也完成了，但让审查官员们数万十字那样的删减，那对一位作家的折磨是摧残性的，也是践踏性的……
杜老八十年代后又想写作一部巨著，但没完成，突然发病极快走了。
我们的文工团是出了一些著名艺术家的。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电影，林子和另一位老师同时出演，另一位老师演了公安局长；林子先生出演一个小旅店的小老板。林子先生和巩丽搭档演出了几场戏，竟然是给巩丽说戏也说事儿。又之后，林子先生出演了我的两部电视剧。他全饰演小角色，但他尽心也是艺术家的风范。他酷爱琢磨角色，林子导演凡是到了一个剧组，也是公认的老师。他能给各类大小演员说戏。
团里老人提起林子，全把这位导演称为老头。大家的称谓全是“林老头”。但我不敢如此造次，总是尊敬地称呼他导演。因为他在团里的权威地位是只导演大戏。
林子导演喜欢约我出差看戏。他会突然光临我的单身宿舍，说，小白，去北京看戏？我当然乐呵呵地跟着他走。我俩在北京的东单三条一个最便宜的铁路小招待所居住，每晚一元七角钱。这差旅费当时可以报销的。白天我们的吃食是最便宜的街头小吃，但晚上我们去首都剧场看北京人艺的话剧，那才是精神大餐。老舍先生的《茶馆》及曹禺先生的《雷雨》、《王昭君》、《狗儿爷涅槃》等极多的北京人艺的著名剧目，就是那段时间观赏的。林子先生和北京人艺的曹禺、焦菊隐、林兆华等大师级人物全熟，我跟着他也拜访过这些中国话剧的前辈们。
但焦先生只是我听林子先生的回忆了，焦先生去世在文革中。焦先生死的很郁闷。
而林子先生对焦先生的评价我至今也没忘记，他说过，这是一位一生致力于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大师，他把中国戏曲的虚拟现实和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期基的体验现实体系融会贯通，经焦先生点拨亲传的演员们会一生受用。我俩也拜访过郑蓉、于是之、蓝天野、林连昆、顾威等这些中国话剧舞台上一生大气磅礴的人物们。后来经林子导演提议，我们团把《王昭君》话剧在西安搬上了舞台。据曹禺先生回忆，全国只有两家院团演出了《王昭君》，一是北京人艺，一是铁一局文工团。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高行健先生的试验话剧《绝对信号》，那是小剧场演出。林兆华导演的作品。演出结束当场座谈，我和林导演及林兆华、高行健、林连昆等编剧、导演及演员们谈得昏天黑地，说到兴至处，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也想把高行健的这样的试验戏剧搬到西安，但经再三努力还是没成。后来我们专程去高行健的在人艺的单身宿舍神聊，高行健送我了一本他的新作《现代小说初探》，这本极薄的书籍也让我受益一生。
但后来这本书竟然列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类。禁了。
我后来读到的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书《灵山》是从台湾一位朋友那里得到的。那本书是考验读者及传世的书籍。高行健写作的感觉极好，语言也极唯美。这是一位一生全在试验写作中度过的先锋派艺术大家，他的小说戏剧全是试验，他只讲述碎片或者叫做断片故事，把时代背景融汇到了故事中，语言感觉追求极致，他是北京人艺铸造出来的世界级作家。
林子先生是位一生“夹着尾巴做人”的典型。他见了任何人全是点头哈腰，遇到运动他就得倒霉。全因为他出身不好，他在当时战乱时期能参加抗敌演剧队，那是得有些家境殷实底子的。他在全国乱蹿着当戏子去演出，没钱能跑得动么？他说过，他是个家里的“败家子儿”，他不务正业，当家里的弟兄们和父母们忙碌着做买卖的时候，他迷上了当戏子。唉——他叹息地说过，一生困惑我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莎士比亚写过的一句台词：是生还是死？这是个难题。林子先生这一生总是在“生和死”之间徘徊。而林子导演也曾感叹过，咱在延安的时候为什么不入党呐？我加入国民党是集体行为，我不知道。你是抗敌演剧队，当然就是国民党员。我到了延安就是我党的人了，那时候人傻呀！档案里留了这一后患，我一生也说不清了。
所以林子先生一生与世无争，他凡是到了分配住房评定职称长工资的时候，就往后躲。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住了两间单身宿舍的时候，那是领导照顾我的创作，他还是只有一套小小的“穿堂葫芦”式的房子。所谓这样的房子就是一间极小只有四五平米的客厅，一个只有两平米不足的卫生间，一间卧室。一套房子加起来只有二十九平米且采光阴暗。但是我当时已经住了两间单身宿舍加起来是二十七平米了。我还有一间在单位大楼里的创作室，是十几平米的一间办公室。所以我俩的神聊总在我的办公室。办公室离林导演家近，就在楼的对面。他闲了见了我的办公室晚上亮着灯，就来了。
我俩聊戏剧小说，也聊诗歌，聊医学聊建筑学聊周易聊书法绘画。林导演一肚子的学问，他逮着什么书全能入迷地看下去，看了就要和人分享读书心得。所以这是一位书痴也是一位现蒸热卖把学问随时传给我的太为热情的前辈。他的书法是可以入收藏品的，他临摹过不少大家够名人的书法，他的林体书法已经让团里的不少老师们收藏，当然我也得了数幅作品。他只要兴之所至，就自己夹了宣纸和砚台和不少粗细不一的毛笔来我的办公室写，一写三四幅，最终由我来挑选。而这样的神聊我们总是忘记了年龄段，我们是忘年交好友，我会让林导演等着，我去楼下买一瓶“尖庄”好酒，那年月的这样品牌的好酒也就是三元七角，再买一包花生米供他享用。我终生不动酒，只看着他喝，也陪着他吃几筷子花生米。
林导演的一生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一生。
我在八十年代是学习，竟然在三所大学学习，拿着工资读大学。这真是幸运。因为文工团处于震荡中，时时要解散的状态。我趁乱就上学读书。我写作出来的话剧每一部全让林子导演先读，如《林彪梦幻》，我只写了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是用舞台光束打在三人身上，只有林彪叶群和毛泽东三个人，这三个人演一台大戏，相互冲突相互倾诉相互斗争，但有大量的角色内心独白，这样的内心独白是角色灵魂的抒发，我让角色展开了去说，去向观众倾诉。我当时的意识也是前卫，我写作完了，并不考虑能否公演。那是我实践中学习，也算是交出来的毕业作品。但这样的作品我后来谁也不交了，不能交出去了！
林导演读了，不说话。我也不催他。但他只说了一句话，是：这样的剧本你千万别拿出来。如果到了团里的艺委会那个层面，那就完蛋了。我听他的，不敢拿出来。
过了半个多月他才来找我，说，小白，这部戏你放起来吧。再别让人读了。
我听他的。知道那样的话剧写的太冒失。
他说，我一直在想，对毛爷爷的评价，别用戏剧这样的形式。理论上还乱着呐，你别给自己惹祸。
再后来我写作了《刘少奇最后的日子》话剧。只写两个人物，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形式还是前卫。是实验，是两个人物的一部大戏。我当时的状态有些激情和痴狂。
林导演读了还是说的前面的话，说放起来吧。
我不听了，我把剧本悄悄地给了一家省级话剧院。这家话剧院组织了一次读剧本的小范围研讨。我听说读剧本的一位饰演过刘少奇形象的特型演员边读边哭，也读不下去了。大家是轮流读剧本，全在流泪。但是这样的研讨会依照惯例，我是不能参加的。讨论谁的剧本，大家先是背靠背工作，到了剧院艺委会立项可以排练公演的时候，编剧就能够参加了。
这部剧本的“命运”当然仍是放一放。不能立项。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中国的最佳改革开放时机。那个年代也是思想启蒙的时代，那个时代如果在政治改革上稍稍再前进一小步，那就是中国的伟大转折点，我怀念那个大时代！
那是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没有流血更没有千万人头落地的一次改朝换代，而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爆发出来的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正能量，现在仍有很多方面的研究课题是空白，也包括当时的意识形态。
我个人坚持这么认为。
前些日子和几位京城知识分子聊天。他们突然说到了一个话题，是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整治了不少人还有知识分子们，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位伟人服气呐？
我听了有些动容也有些难以控制地发怒，我说对这样的话题得客观看待，毛泽东是中国的一个大包袱，他的功过没分清。而解放之后的一系列运动他把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整体消灭了，也把跟随他打江山的老将老帅们一个个收拾了。难道被消灭和被收拾的人心里是服气的？这是几千万死了的冤魂，上亿人的挨整，他们难道在地狱或者是天堂里是服气的？你就是说破了大天，我也觉得这是奴才“哲学”。
但是，这样的话题稍一延伸，我很惊讶。因为我们大吵了起来，吵得有些话题太大一下拉出了斯大林希特勒蒋介石鲁迅及胡适等，吵得也有些相互攻击相互伤害，我甚至吵得浑身出汗，脱衣服就想抡拳头了……
再之后我们平息了下来，我们平静了。我们相互道歉也觉得有些突然一下客气了起来。我们也觉得我们相互有些太为激情和冲动。原来我们的反思和话题的爆炸点全在当下，我们全觉得当下出了问题，当下的社会危机感让我们几位甚至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全体有些发蒙。因为当下出现了左派右派激进派及自由主义派别等等，大家全在探索着中国的难题么？一个浮华世界及浮躁的中国，一个经济上分化精神上也在分化的社会，主流精英们和民间精英们分化成了块块垒垒疙疙瘩瘩的，什么怀旧及唱红歌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怪事分分秒秒在发生。毛泽东依然是“神”，他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又进入了庙宇和地摊也进入了出租车司机的头顶和各类小车的护佑符系里。那么，简单地交谈观点立即成了模糊的抽象愤怒，成了激情澎湃的攻击，成了个体意识的疯狂和群体意识的纷繁？这是文化的整体模糊？还是我们的头脑信息太为过剩所致？而当下的难题只要说到了文化方面，我立即觉得文化人有些狼狈为奸了。我们便是活生生的生存于当下生活中的人，而我们只觉得无奈，我们也勾搭不出什么文化共识或者是什么新意出来的。当我们突然间恶意相向也在突然间又相互友好的氛围中，我也是突然意识我们有些寂寞和孤独或者叫做无助……
而我们几位是在品着黄山毛尖和茶社的氛围中，神聊到了夜里两点多，但周围的一些牌友们仍在豪赌也相互嬉笑怒骂，这便是现实。我觉得中国的土壤还是有再搞文化革命的基础么？有！这是一片折腾的沃土，只要细数一下中国历史的战争及王朝更替，人们一定会发现战争岁月远远超过了和平年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完整的内乱史，而所谓的盛世只是短暂之极的为下一轮战争酝酿期的过度。而未来的岁月我们还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是句号是终点呢？
我想起了鲁迅的两句话，在中国只有两类人，一是做稳了奴隶的人，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
而林导演的这一生，应该归为后一类人。这真是他人生的大悲……
我来京定居前，林导演住院了。是心脏病。我听说了即去医院探望。我俩坐在病房里仍是聊戏剧聊杂七麻八的话题，他不让我走，我也不走。聊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让林妈妈给我了个面子，我俩出去吃了顿馆子。我是搀扶着他到了馆子里，说导演你来点菜，我买单就行了，想吃什么就放开了吃。
他只点了素菜，一盘剁椒鱼头。往鱼头汤里泡了些大饼。对我张开了嘴，他满嘴的牙全没了，但乐呵呵地笑着说，我吃鱼还行，能嚼动。他也不敢喝酒了，说医生警告过。
那分手的一晚，我俩很开心。那一年林导演应该也是近八十岁了。
我送他回医院，送到了电梯前，他非让我走，我坚持要送他回病房，他说你要是不走，我不上去。
我只好走了，远远地回头张望，林导演也没上电梯，他扶着墙壁，对我招手，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身躯越加瘦小，也蓄了稀稀拉拉的胡须，但仍是一脸我再不忍看的笑容……
林导演的这笑容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瞥，这是一位知识分子的一生的惨淡的笑，也是一位前辈的可敬的笑，还是一位长者对我这个后生的期待的笑……
林导演，走好……
2010、5、18、于北京匆匆写就，没发！
2013、7、8、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