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有时会反复不已地重现早先已经就有过的场景，尽管不会完全相同，但基本态势极为相似。在此，我所指的是发生政权更迭后的局面，关注的是遗民情结。
三百多年前的明清之际，面对“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高压之势，众多知识分子保持其明遗民的立场，拒绝与满清政权合作，他们或流落到穷乡僻壤，从此踪影难觅终其一生，或躲避于深山老林，文章著作只能藏于石缝瓦瓮难见天日。在更为高明的怀柔政策推行之后，不少原本打算“不食周粟”的汉族读书人不再为前朝守节，先后参加科举考试乃至易服为官。但是，在不少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遗民情结并没有完全消融，他们的心灵或隐或现地纠结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过着若即若离的两面生活。
如孔尚任，他出生于“新时代”——清军入关数年之后，中年时因得康熙帝赏识而任皇家特聘教授——国子监博士等职，但是，他后来写出了一部与当朝立场有异、荡气回肠的《桃花扇》。显然，长辈们把数十年前那段血腥记忆传染给了他，戏文中触处流露着对于前明王朝的怀念，不久后他就被削官还乡。这些人的精神资源，源自前代政权为正统的观念。
他们那一代人活着的时候，面对清帝国的蒸蒸日上，其实已经看不到反清复明的希望。但是，他们留下的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思想基因，历经多年依然坚韧地保留在狭小的空间里，待到清末内外局势大变之时，就像没能控制住的森林暗火遽然复燃。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启蒙时，那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人们看准了这一点，最初借用和整合的正是深藏在民众记忆深处的思绪暗火，一度，悠远的遗民情结与时代新浪汇合成一道历史风景线，其所认同的价值被正面化且迅速地推崇、拔高了。这一循环，历经二百余年。
笔者注意到，相似的民国末世遗民情结在多年的沉潜之后，在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领域发生剧烈震荡的今天，又一次发酵、整合和浮现于时代气象之中。这一情结的源头来自六十年前，其隐去和再浮起的循环，算起来仅仅历时一个甲子。时代节奏的确是加快了。笔者的这一感触，是由近些年来阅读一些随笔、札记、回忆录、新闻甚至论文、专著之后获得的总体印象。（本文不作学术意义上的论证。）
这一遗民情结，首先浮现于民国时代属社会精英而解放后被边缘化的族裔及延展群体，进而还有受到影响、价值认同的人们。
失落的“遗民”和新中国拥有者眼中的世界是不相同的。1949年，共产党这里是“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话语，国民党那里是“国破家亡”“凄风苦雨”“苦难重重”“前路茫茫”的叹息。读一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这是她著作中唯一在大陆的禁书），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视线的不同。完全不同的话语，哪一种叙说真实？其实通常在细节上都还算真实，只不过处境不同、感受不同罢了。类似的情感记忆，也曾浮现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之后。而结论，则可能有高下之分，因为在时代走向上的辨识不同。对与错，取决于“人间正道”在何方。
设想，如果龙应台的父辈留在了大陆，那么她的心灵所感受、所形成的，势必正是一种民国“遗民”的情感。当然，从解放之初“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并持续多年的对手所称的“洗脑”，使留在大陆上的“遗民”尤其是后人，思想印痕与退居台湾者不会完全相同，其价值认同可能出现交错、叠加的混乱。新中国成立之后多年的“左”的错误加剧了这个群体的失落与抵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覆盖却又不断地触及灵魂。于是，重塑的精神世界具有了微妙的双重性，一方面唱红歌，一方面怀民国。
在前几十年里，那种特有的失落感不可能写出来甚至说出来，只是一种冷暖人生的苍凉感受。但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否定之否定的变化，思想潮流发生从染色到漂洗的逆转，他们心目中“揭开盖子”的时刻就到来了。于是，我们在近些年看到了不一样的历史重叙。
这些新的叙说，有正确的成份。因为在前几十年浓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氛围中，无视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某些推进，对于历史的叙说有过片面甚至错误，这都需要着力修正；近年两岸关系的变化，也要求调整话语来叙说那逝去年代里的风物人情和历史事件；对于民国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估产生了光晕效应，要求修正甚至从整体上重塑历史记忆。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历史重叙中的翻案，是遗民情结和某一思想潮流相结合的产物，未必客观、理性地复原了历史。在他们笔下，民国时代的几乎一切都美好无比——那时的文化与学术是自由繁荣的，那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正常发育的，那时的民主政治路线图切实可行，虽走了多年弯路但最终在台湾实现，等等。
这些矫枉过正之说，恰与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灾难”乃至当今一些严重问题作为参照系，且与眼下“向西转”的潮流相拥缠而获得了新推力。结果，从根本上将旧时代及人物过度美化了。然而，这些历史重叙者唯一难以解释，或淡淡一笔划过的，是在他们重叙的美好光景里，为什么迅速地发生了排山倒海般的人民革命。即便有解释，例如偶然说、谋略说、时机说，也往往不能令人信服，更无法遮蔽旧时代千疮百孔的历史真容。
历史重叙或翻案，在言论远比以往年代自由的今天已经不是难事，只要找到合理的角度、方便的由头，就有了历史重叙的入口。这其中无疑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我们也常看到迷失了走向的定位。甚至，阶级斗争语境下的革命历史主旋律的集体记忆，在近三十年来淡忘与再现的往复中，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异。一些曾经被浓笔重彩书写的历史场景，被视为“胜者为王”的粉饰与说教，一些并非重要或曾被淹没的负面素材被挖掘出来，在反思历史的大潮中被不断地放大、濡染、蔓延，历史上的经典符号被重新解码、重新表达了。随之，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现代历史，静悄悄地改变了。
眼前有一例。国民党将领张灵甫，虽有抗战之功，但最终战死于国共战场上。以往的历史叙述，对国民党而言是忠勇烈士，对共产党而言是以“国民党军队悍将被我军击毙”而盖棺论定，泾渭分明，立场各异。然而，这两年书店里出现了《抗日名将张灵甫与爱妻的真爱传奇》画册，媒体上以《抗日名将张灵甫别墅被拆》作为引人同情的新闻题标。就在本文写就放置一些日之后，又从媒体上看到关于张灵甫家乡为其大建豪华墓园的报道。有人找出当年全歼张灵甫部的粟裕大将的墓地照片置于网上，相比之下寒酸多了。
极富概括力的“抗日名将”四字，对张灵甫确立了新的评价基调，这一提法一味地凸显着张灵甫的另一段人生历程，却掩去了六十年前国共战场上尸横遍野的厮杀。张灵甫的形象翻转了，这不动声色的“无罪”翻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然而，往事并不如烟，淡化甚至抹去1947年的张灵甫，缺失了最后的定格，无疑是讲述者在历史重叙中迷失了方向感。今天述及这一人物，对于经历了同一时代的年长读者来说不难有自己的直接鉴别，但设想再过一百年，人们欲弄清人物是非，想避免听风就是雨，怕是十分不易了。到那时，再读一读行文中张夫人的诗句：“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恐怕读者早已泪眼婆娑，想必心目中战殁的张灵甫和牺牲于对面战壕里的解放军将士无异，孰为烈士，孰为敌首，将一片混沌。当事人的情愫固然客观真实且应予尊重，国共两党在民族利益前“相逢一笑泯恩仇”固然是一个愿景，但如果被遗民情结左右的一曲挽歌覆盖了客观存在的过往历史，那么这看似真实的叙写就失去了历史本质的真实。1947,张灵甫，已经标定在时间的坐标上和历史的新旧对垒中。
还有一个相向而行的现象，即在述及20世纪思想文化史的时候，在一些作者笔下，在为民国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名的同时，左翼知识分子的形象则日渐黯淡，他们身上的一些不足、缺点被反复指点，似乎他们从来不曾是思想文化的开拓者，从来不曾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行者，反倒只是思想文化进步的绊脚石和扼杀者。至此，谁是“先进的中国人”似乎成了一团迷蒙的雾霭，再也说不清道不明。怎么可以将一代人的开拓一笔抹去呢!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笔者的上述看法才会被彻底抽去根基。那就是倘若有一天发生总体翻案，20世纪前半期席卷世界的的社会主义运动被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被“告别革命”的主张所否定，从毛泽东一直上溯到列宁，他们的全部思想及践行都被看成一个历史转弯处的漩涡，列宁的革命理论逊于考茨基的社会改良理论，则笔者的这一小小看法，便不能单独站立了。会是这样吗？知识界有诘问，活动家有动作。那些在我们看来原本十分透彻的理论、亿万人的澎湃激情，都因而失去其崇高意义？难以置信。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每一次革命与政权更迭的大动荡之后，都会有遗民情结的生成与浮现，这是历史的必然。尽管遗民情结因多种复杂变数的影响而时隐时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条历史副线索将延续多年。它就像一个温度计，灵敏地提示着历史与现实的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