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去年还是前年有过怎样的开花，屋后菜园子的那棵桃树依然以它固有的风格，固有的形式，在一个约好的三月里为你绽放一个妩媚的面庞。那鲜艳的笑声，每一瓣粉色的叮零，磁住了流过它风，诱得坂子上的苞谷苗拔着节直向它酸酸地伸头。地里的虫呜被它浓艳的歌唱搅和了春之声的副部主题。蝶儿在它周遭上下翻飞，苦苦地讨要它今年嫁衣的颜色。
每年的春天都是那棵桃树告诉我的，那昂然的、勃勃的生机都是那棵桃树邀着三月里每个花旦和青衣们演给我看的。春天要用这灿烂的激情在冬的严酷之后为这个世界叙述一篇新丽的季节，桃花就是这篇骈文中溢出的一瓣艳词。勃然的势，磅礴的美，自然界宏大叙事前的季节交待哪是我这个少年接受得了的，只觉着那份深深的感动和少妇般的诱惑触及着少儿的感性。
痴然于春色里不知过了多久，我那年青的土家母亲从吊脚楼的木窗里探出系着蓝帕的头：“庆伢，莫在树下出神了，打猪草去！”
小时候的情景永远是记得的，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解答：少儿在春天获得的美感为什么在我无论多么成熟之后都没有多大改变，像那棵桃花的颜色似的，并不因为我“而立”“不惑”之后的所谓深厚而可以厚非那个阅尽了多少沧桑巨变的色调。一种美的固定深藏于心不作任何增减，并以它不屈的倾向引领我导向一次次灵魂的高尚，一个土家山娃的情感开化和心灵的洗礼竟由这样一棵桃树来完成。之后几十年，我在纸墨间请教过许多西域智者，罗丹、黑格尔、康德，尼采，每一种深奥的被告之都未能超过那棵桃树的美学启蒙。
我怀疑过自己的美感，怎么能对一种美建立如此愚顽不化的感受呢？美是不可更改的吗？美是凝于一种固化的秩序吗？一旦这种秩序被破坏或被改变它能有在另一阙意境中另谋高就的欣然和惬意吗？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桃树，因为那是可以的吗：我们可以指盼它明年开出白色或紫色什么的花吗？我们能希望它把朵儿弄大一点吗？一种合目的性可屈从另一种新的意志和荒谬的责任感吗？
是一轮爱的太阳，它的存在我们只能接受其温暖和阳光，不能对它提出任何要求。
近来读到一本文化批判的书，那种与心契合的批判令我浊目为之一亮，之所以有如此勿忙的好感，是因为我们正在期待一种真正的文化批判来拯救我们的文化意识。然而，当我读过之后，一种失望深深的蹂躏了我。应该说，这多年来我还未读到过这种批判，那态度的不屑和指责的蛮狠很像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他歪头斜眼不耻于世，把现有的秩序给一一鄙薄一遍；历史已上演过和社会正在上演的一切生活都让他瞧不上眼，他要给它闹一幕新剧。你瞧瞧，五千年灿烂文化全在他们扫荡之下，就连唐诗宋词也似冒充着优秀蒙骗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眼：“看看浩如烟海的唐诗宋词吧，甚直到清朝，我们的诗词曲斌在那种可耻的优美抚摩之下都变成什么玩意儿了？”
近现代的诸多文化名人也让他们用不洁净的唾沫给“呸”过一遍。
我在这里说说徐志摩吧！
就诗歌创作上而言，在现代文学史上我们不能迈过徐志摩，他的作品我们也不能回避其代表作《再别了康桥》。然而他的优美给他带来了难咽的龌龊，那些个糙言粗语我想为批判者们的失言留个面子吧！他们不能容忍徐志摩的优美，说那是“华丽词藻的堆砌，柔弱情绪的泛滥”是“古代闺阁里的怀春少女或怨妇屈妇填词时搞的花花草草”。青春激情的反动竟糙化出如此过激的言词！不管怎么看，徐志摩诗中的优美是人类精神生活所需要的，以一种个人钟爱的放浪形骸来抵毁优雅气质是不成熟的表现。我们说，就算一个时代曾因为美的光焰眩目使那个时代的人大惊小怪地夸张过，那么它的惊扰也是其内在价值的份量重压了那个时代脆弱的灵魂。一个时代的美学现象是否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美，这要看它对一个时代的精神有否滋养，是否触摸过这个时代的情感。《再别了康桥》也许并不是时代精神的昭示或召唤，但它在人类永恒情感的现代抚摸中确实给了那个时代以来的灵魂以优雅与激动。一个为他的时代完成了“优美”情感建造的人对于诗坛来说已是不朽功绩了，诗歌才情有了千年衰脱的我们还有什么勇气提出更多的要求？容我再把批判者们片面截取于其中的四段诗抄于下，让每个再读它的人再感受一下其中的优美吧！
……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心头荡漾
软泥上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愿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深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谰里放歌
文学中的美是人类从自身精神中拿出的几束供放在窗台上花，以供观赏者们情的自慰和心的自救。这种东西也确有好有劣，有雅有俗，有新鲜有凋萎，有久置的耐看，也有多瞧的烦腻。而但凡人为的造作，尤其是精神的制作也确有潮流驱使和时尚诱哄，但作为其智慧和精神的涵养物的文学的美或是一种时代思潮，人类总在一种普遍智慧的审美情趣下会接受一种较为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也将在时段上持续较久，直到后一种思潮不满这种持续以为腐朽而予以颠覆。但任何一种美学现象的历史性根由是必然的，时代推崇它是因为时代需要它。一个时代总是需要精神的滋养、鼓舞、支撑、抚慰和召魂，因而，一旦需求，便可能在人们某种天性的趋同下形成这个时代共同的精神品味。徐志摩的优美正是给了在二十世纪以来战乱、灾荒和政治斗争下精神疲惫的人们在心灵上的安抚。
一种思潮也是这样的。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思潮，作为整体表现也是在民主精神得以张扬后，生活在封建后期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文艺家们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大众遭受蹂躏这一不幸现象的文化观照。他们情绪的愤恕、主题的民众化倾向和走笔的揭露文风以及那一代一部分有良知的文化人智趣的统一而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精神、美学旗帜和风格同盟，这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我可以这样说，许多划时代的风格流派都是以这样大致相同的方式产生的。我们对以这样的方式产生的这样一类历史必然现象怎么可以以后世肤浅的不满去挑剔它呢！
艾青身后可否吉祥？
伟大的诗人停止了歌唱。但他那深情的歌唱仍在耳边回响。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那真诚的心曾打动过无数为祖国荣誉而生存的人，也曾洗洁过我们猥琐自私的灵魂。这如此高贵的心灵怎么能在无知者的法庭上受到不公的弹劾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也许已不要某些精神了，或者说，在缺少危亡感的今天，爱国热忱也许是可稍作搁置的事，但整个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不是一直在内心矗立着它的巍峨么？我们岂能因为它的暂时搁置而否定这种伟大精神和高举着燃烧的心对它高唱的伟大灵魂呢？我们今天有了新的时髦就可轻蔑那些曾浩然于历史的情怀而认作腐朽么？一代人怎么能只接受新的时尚而拒绝深厚的传统？
艾青没有“欺世盗名”！“没有诗味”的感觉是时髦解读的浮躁所致。时尚感是年轻者们美学修炼的大敌。对美的态度不是操粤语的南方人对操京腔的北方人的歧视，也不是西装革履的今人对长袍马褂的古人的轻蔑。美学原则不仰占时空中的那些优越，甚至文学地域风格的新奇和文本风味小吃中的特色也都是美的享用者们各有所爱的嗜好，它并不是一个东西好之所在的必然内核。这种时尚态度的可悲就在于因了部分人的口味因不了普遍人的良感，依了这一代人的风尚却得不到世代人的认同。今天好的东西，明天就遭唾骂，正是这些批判者的美学立场和遭弃的下场，这也是楞头青们应立马羞愧并急需作成熟修炼的第一课。我们谁也不能放弃普遍价值，谁也不可只按时下的标准说事。利用一些美学之外的东西或依仗时空原则，那我们还能看到成立的东西么？西川把徐志摩骂了，一个叫沈浩波的把西川给“呸”了，又来一个叫什么的人把姓沈的“灭”了，这像是现代派与后现代派什么的在诗坛斗殴，不比美学功夫只比骂功，就如擂台不比拳脚只比暗器。文坛不能没有规则，美学更不能没了法则。一切存在都被时下原则绞杀，叫我们去读哪些人的诗？相信哪些诗作是好的？我们总得确认一些东西吧！唐诗宋词被“臭”过了，朦胧诗也过时了，阅读界的心灵被自以为是的盲目冲动阻止在阅读之外。这是诗坛的战乱。
我们无所适从。
对于文化成就，对于进入高雅序列的智慧成果，我们不应总是否定和指斥。能否恭谦一点？别瞧着什么不顺眼朴上去就打。在一个美的王国里为什么不启用美学规则？比如，对于拙劣的表达何不予以美学的限制，对于粗糙的文字为什么不使之冷漠于优雅的气质，对于欠缺的雅致怎不给予臻于完美的宽容！一切都用我们宁静的朱笔给予中肯的圈点。总是动不动就开骂，把对方骂个一钱不值。客观的分析没有，美学的深入没有，恶意变成勿须任何理由的廷杖，让失宠的心抡着它发狠。这种风格也总让人在心里可怕地联想起五四谩骂，文革批骂，京城痞骂——一种卑劣的文化传统。这种骂式批判又多是指向沉默的对手：作古的不再发言，流亡的难以计较，老态了的不予回敬。我们只瞧见一方狠得要死的严词厉句，一种单方面完成的胜利，于是他们就以为真的完成了对美的颠覆。这是公正的吗？
一种美就其存在的理由而言并不在这种东西是否曾经存在过，而在于每一次存在是否愉悦过那些当属正常的心灵。文学中每一种美都可以在文学家笔下无数次上演，一首值得传唱的诗因为隐喻手法被人不屑，说这算啥，古人就这么写过，这真有点让我不屑于与此说者纠缠了。不仅手法了，我还以为，就连表达过的还可再表达，意蕴过的还可再意蕴，莎翁之后还可写戏剧，鲁迅之后还可再写小说，唐宋之后还可再吟新诗。一切有价值的作品仍然可在它那个时代打动着真诚走进它的心灵。——也不管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爱的悲剧上为当代生活演绎了怎样的深度，我们一样对这样的命运饱含着同情并欣然接受它主题的意味深长和悲剧美学的心灵抚养。美并不是一个不断翻新的东西，每天都给你变着脸让你瞧它新的动人。春天每年都是一样的，它所有花的鲜艳，所有山岗的青绿，所有每一次抚摸过你的风的温柔，都依然从前般地给你又一次新的感动，没有哪位傻子认为他经历过了春天，已看过那些鲜花而拒绝春天的来临抑或无理否决四季而要求第五个季节的出现。
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呈现给你。
美的批判是对美的事物的全面考察和本质揭示，任何方面性地恶意掘进都会诱骗一大群思想的懒惰者与之跟进并信了其所谓的头头是道。执意要致人心那些未曾坚固的美感部分失衡坍塌是不怀好意的。这样的生活经验我们太多了。当一个长舌妇对你讲述着她在一个事件中的不幸或不公时，你差不多会接受她对另一个人的看法和攻击。她激情飞扬的一面之辞一定征服了你，她的痛苦一定感动了你，你开始同情她而怨恨了她对手的可鄙。然而当你走出她的氛围还未听另一种叙说，立刻就感到她有某种可憎。现在的孩子把父辈们的艰辛看成是他们难得的幸运，说下乡的那个穷乡僻壤是那么山青水秀，居然还能常品绿色食品的野菜；那月光下的银锄，黄昏中扛着犁牵着牛后跟着大黄狗从田埂上走进炊烟的那幅剪影是多么迷人啊！这原因是他们在心里对现代舒适作一种可笑的挣扎，他们不管这种单方面的情绪突进是否周全于人的全部生活状态，就把这幅抽象的剪影硬贴在繁复的现代生活上，以一种单一的感受来命名幸福与苦难。桃花也可能被遭贱，你或许会相信一些人说它恶俗的脂粉、它恶心的鲜艳、那快要凋谢的可怜兮兮，为什么？因为人心曾也好感于另一种质朴和淡雅，也曾在看到美的衰败后而生势利之心，更憎恶美的过度夸张曾倒了你的味口，于是，你也在心里否决了一种价值，否决了一种全面客观中仍无愧立足的存在，否决了一种彼时彼地美学滋养，你心新仪了一种在单方面比较中获胜的时下状态，而失去了平心静气的公允。
一切被恶劣的否定之后，我们惶惶然的可怜兮兮的想看看他们自己在写着怎能样的文字，我们想得到安抚，从他们的文字中重新找回自信与满足。我们不期望失望，我们也不想再被伤害。
列车经过黄河
我正在厕所小便
我深知这不该
我 应该坐在窗前
或站在车门边
左手叉腰
右手作眉檐
眺望 像个伟人
至少像个诗人
想点河上的事情
或历史陈帐
那时人们都要在眺望
我在厕所里
时间很长
现在时间属于我
我等了一天一夜
只一泡尿功夫
黄河已经流远
（《过黄河》）
如果这不是表达的对黄河的情感，而表达的是一个倍受迫害的政治诗人对构成心灵摧残的虚伪的神圣物的亵渎和嘲弄，这是可敬的。然而，他不是。
黄河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作为一种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哺育过世代炎黄子孙生命的乳汁，我们从来都是把她作为母亲对待的。这种象征（其中也包括诗的意象）是我们全民族都在心灵上都接受了的。我们路过黄河，即便不是“左手叉着腰/右手作眉檐/眺望”的伟人或诗人，就是作为普通的儿女，在母亲面前也应是卑谦恭敬的。只有大逆不道的逆子才会如此撒野（洒一泡尿）。应当说，在一种强大的秩序和虚妄的神圣面前，敢于叛逆，敢于篾视，敢于颠覆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但如果心中无任何敬仰甚至连母亲也公然不恭，这便是毫无灵魂毫无人格的逆子之叛了。我这不是政治批判，对于虚伪政治我比这位诗人有着更强列的仇视，我的愤然来自普通人的情感！
因此为求一个全面的公允，我不能不就的诗本身表达一下态度了。
这首诗成诗较久了，尽管没有酿成气候，但这样一个恶意的喷嚏却有不少人喝彩。这类诗似有某种可读性。它企图以语言的粗鄙和陌生感来造成一种新奇感并借以表达青春的大逆和稚气的内心挣扎。以篾视诗歌风格的纤细优雅去冲击现有文学秩序的神圣，从而在躲避崇高中折腾起古怪的异样感来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便是他们的努力。现代文学怪异之风中许多不成熟的作派多与这种态度和性格相关。拒绝传统，篾视神圣是他们的旗帜，也是这些学生们不怎么合格的作业。
我们这个世界需要青春的发言，它的朝气和活力以及那些异样的冲动都有会使这个世界更加灿烂。但青春也是一些无所顾及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能干成多少事情，全仗它对即将行使主动权的事件意识到多少东西以及这个权力所能达到意义的哪一级层面，而这又是这个未经沧桑的稚者难以做到的。意义是一只逃避追捕的狐狸，它常常有意露出一些破绽，当智者绕开它逼进真谛的时候，青春却以为逮着了尾巴，逞着青春的热劲在那儿激情飞扬，大放厥词。人家不屑的，他却在那儿瞎耽误功夫。
——对不起了，青春在许多场合都是瞎起劲的!
我家屋后的那棵桃树终于被一个叫空后的小子用斧头给伐了。那年，我放学回家，一街的人都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万分心酸地找那个家伙算帐，那家伙说那毛桃树有什么好，他把它给嫁接了。那天我在学校上了历史课，有山顶洞人的概念，于是立马骂道：“你的祖先是野人也没有什么好，能与你家女人结婚生你这么个好娃娃吗？”我愤然拔掉了树桩上嫁枝，从他家夺回了所有的枝干。那天我哭得太伤心了。无耐的哭声是对死去的桃树的悼念和祭奠。那几年里，春色也确实在我心中暗然了许多。
但桃树没能被斩去，只是这棵桃树被伐了，为美而存在的桃树们装点了无声世界，也美化了嘈杂的文明，它们仍一年又一年召唤着春天。那棵被伐的桃树也一样在我心头盛开。后来，树桩上长出了新芽，而那个叫空后的却死了。被否者涅盘一样再生了，而否定者却不在了。
这就是结局。
桃花依然笑春风，美是不能颠覆的；桃树永远是属于春天，谁也改变不了，无论是凶狠的斧头，还是丑恶的言词。
本文发表于<<美文>>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