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观察家很早就已经发现，社交网络或者社交媒体在阿拉伯国家政权转型中扮演的角色。Jeffrey Ghannam是一名国际媒体咨询师和媒体法律方面的职业律师，同时是一名曾经在中东和北非工作过的新闻记者，根据他的研究，阿拉伯国家有2000万人在使用Facebook，不仅仅是在埃及或者西岸地区，中东很多居民喜欢使用Facebook作为一种微博工具。这比建立、更新、和维护个人博客更加方便。例如在巴勒斯坦地区，Facebook被人用作一种个人沟通工具；微博更加适合人们的时间安排，符合他们的社交网络习惯，以及适用于工作高压下的生活环境。如果你不更新Facebook，没有人真正会注意到这点；但如果你有一个博客，那么你需要经常更新它，它才可能会维持一批忠实读者，以及吸引新的跟随者。Facebook和Twitter两者有着巨大的区别。Twitter看起来更加简单实用，更具有时效性，更能够把握像二年前在埃及和突尼斯发生的状况。Facebook的内容则更加倾向于一些特定的组织和用户。在突尼斯，新闻内容都通过Facebook聚合，并由Twitter传递开来。

2013年6月8日，在湖北钟祥发生的高考监考教师被围攻的时间，如果不是微博及通讯工具发出消息，并最终得到控制，很难说事件不被激化。经历者记载：“6月8日下午5点10分，惊魂一刻终于开始了！门被撞得地动山摇，空荡的阶梯教室里，每一声撞击都让人心提到了嗓子眼，每一声撞击都让人心惊肉跳，这时有人大喊一声：‘女老师全都躲到后面。’而男老师们都主动站到了前面，挺感人的。此时有人又开始往窗户里面扔石块，每一声玻璃的碎响在偌大的阶教里就象一惊炸雷，老师们从左边跑到右边，又从右边跑到左边……最后只得集中到讲台上，有年轻冲动的老师甚至提着方凳要打开门出去拼了，被逮了回来。每个人都极力保持着镇定，但随着一声声的撞击，一块块的碎片，大家内心的恐惧是不言而喻。”

因为社会日常事件的突发性、偶然性及不可控的特点，分析、总结危机时刻社交网络的作用，对于更好的把握未来社会转型的规律，有一定的意义。

一、没有组织者、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无法适用集会游行示威法

【典型案例】厦门散步以及此后昆明散步等，由此演绎当代中国社会表达不同声音的新形式

2007年5月末，反对PX项目污染的短信开始在厦门市民中间流传，短信称“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要求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离此项目才16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后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 2007年6月1日上午8时许，三三两两的市民自发上街，手系黄丝带，开始了在此后一年多以来一直未被公众忘怀的集体“散步”。散步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无论市民还是警方，都没有过激行为。持续到6月1日下午3点30分，市政府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说明PX事件已经全面停工并正在重新组织区域规划环评。6月2日约下午3时，人群陆续散去。

这种以“散步”形式表达的民意，或者部分民意，最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一定要将其归类，可以视为“集会”。按照《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条和第七条之规定，“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属于集会，集会需要取得许可。但是，不管是厦门散步，还是昆明散步，以及所谓180多个城市举行的“抗日游行”，都没有听说取得许可。这里显示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尴尬，因为找不到“组织者”、“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无法追责，或者即使找到“始作俑者”，因其代表民意的广泛性，也无法追责。甚至，即使处罚了“始作俑者”，也无法制止已经发生的“集会”和“游行”。

1989的非常时间制定《集会游行示威法》，旨在遏制集会游行示威，而不是鼓励集会游行示威，可以视为中国“维稳”模式的开端。从法律的本源来说，宪法规定公民享有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当政府违反人民权利时候，相对于更换政府的权利，集会游行示威是一种温和的反对权，是天赋人权的固有内容。如果连这种温和的反对权，都要被取消，最终积累的一定是爆烈的社会危机和动荡。

二、集会、示威和游行能否被完全遏制，断网是否能解决问题

厦门散步，以及诸多的散步和游行，已经证明，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政府是无法控制的，高压只可能是使矛盾愈演愈烈。2011年之前，阿拉伯一些国家的政府就开始监视民众的Facebook。

从2005年起，突尼斯开始积极审查互联网内容，不仅封锁了那些明显的政治网站，也封锁了Dailymotion这样的社会媒体。由于突尼斯活动家对技术极端熟悉，并且在网上发布过第一夫人最近搭乘总统专机前往欧洲购物旅行这样的煽动性视频，视频分享网站成为了政府审查者们的特别目标。不仅仅是过滤内容，突尼斯政府还对活动家的Gmail和Facebook账户进行“钓鱼”攻击。本·阿里的监测者利用政府控制的互联网服务商，通过在上述服务的登录页面中植入恶意代码得到账户密码，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政府控制的门户网站为什么频频成为网络控制者的访问对象，因为很多用户的Gmail和Facebook账户密码与被控制的网络用户密码很可能是相同的，只要从被控制的网络后台取得这些用户的密码，根本不需要攻击Gmail和Facebook网站，就能轻易的取得用户在Gmail和Facebook的密码，而且不被使用者察觉。得到了嫌疑活动家的邮件列表后，可掌控事态的进展，必要时候，比如突尼斯暴动升级之后，政府便开始逮捕知名网络活动家。

这种网络监控不仅被用来对付网络知名人士，也用来对付政治对手。

断网，在常规状态下是不可能，这会蒙住国民的眼睛，使得大量经济、行政和教育活动，完全无法进行。但是，在紧急状态下，断网可能会成为必然选择，尽管未必是好的选择。2011年1月29日凌晨，Egypt军队的数十辆装甲车与坦克开入首都开罗示威者占据的解放广场，示威者爬上装甲车，一个埃及人说：“埃及统治者可能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由他去紧急吧，反正我们已经紧急状态了30年了！”Egypt政府为阻止信息传播而采取中断网络服务，导致大批魔兽玩家加入到示威队伍中来！装甲车上街了，互联网关闭了、移动电话停了。关闭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不仅没有阻止事态的发生，反而进一步恶化。一名年轻士兵由于在战斗中没有开枪而被送上军事法庭。士兵承认，指挥官的确命令他见到敌人就开枪。“那么，你为什么不开枪呢？”有人问。“可是我根本没有看见敌人呀，”士兵解释道，“我看到的只是人。”当士兵中受教育的程度逐渐增加，在官兵矛盾随同官民矛盾增长的时候，一部分士兵可能会向平民开火，但是，更多的士兵很可能会调转枪口。在埃及事件中，Egypt示威者亲吻加入他们的防爆警察。

三、经常上网的是些什么人，是不是就是那些“屌丝”，如何对待结社权

“屌丝”显然不是什么好词，但是社会上一群人甘愿以“屌丝”自居，不惜自贬形象，看到最新一篇署名为“石平”的文章“警惕网络负能量”，终于知道原因了。石平说，“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屌丝”现象无非是“无赖”角色的对应，当“石平”摆出一副“我是流氓你能把我怎样”的嘴脸，网民自然甘当“屌丝”不以为耻，这样，大家都是“无赖”而已，谁也不比谁高尚。这让人想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著名诗句。暴民其实就是这样形成的。有人总结，这块土地上只有三种人：屠夫、死刑犯和看客。如果那一天，看客终于也加入了队伍，他们很可能也是屠夫。

石平说，“调查显示，目前网民中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人群占据较大比例。这个群体总体上社会阅历浅，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有挫折感、失落感，容易对生活和社会心存不满，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社会、解读现实，沉溺网络发表各种偏激言论成为他们表达不满、宣泄情绪的主要方式。”笔者不知道石平的调查根源于何处，仅凭他说“网民中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人群占据较大比例”这句话就是胡扯，在中国，能够上网，或者有时间上网的肯定是高学历、高收入人群，这些“高学历”、“高收入”被石平认为是“低学历”、“低收入”，不难想象，这个不敢署名的“石平”究竟是什么人，他无非是个“博士”、“研究员”，而且收入很高的人。

在“阿拉伯事变”中，社交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称为 “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因为将这些示威者集合到一起的正是社交媒体。2004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手机和短信也被认为在孕育运动中其了关键作用。但是，网络在阿拉伯国家还不是非常发达。特别是埃及，互联网普及率尚不足10%。根据迪拜媒体协会和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阿拉伯媒体展望2008-2012》，1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7个国家的家庭互联网宽带订户比率低于10%，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的比率最低，分别为6%、3%和1%。推特在摩尔多瓦国内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也很少有人拥有推特账号。这说明，埃及革命不是以网络取得胜利，网络只是起到了助推作用，把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称为“茉莉花革命”或“Facebook革命”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当70年代葡萄牙下层军官发动革命的时候，他们在枪支上插的是康乃馨不是子弹，人们称之为“康乃馨革命”，这里“康乃馨”仅仅是一种符号，它代表的是高度认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共识。

当结社权不可行的时候，本身就排斥了民主活动的正当性，社交网络的兴起，使得“知识精英”或者“意见领袖”能够通过粉丝的拥戴，取得数百万网民的认同，点石成兵的时代似乎已经形成，这其实已经间接实现了结社的自由权。因此，与其顽固的抵制结社，不如用法律的方式予以保障和规范，使民主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红利。

结论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广泛的普适教育，靠压迫和强制的灌输“正确”观念，单靠一面在文革时代就声誉扫地的红旗，已经很难找到市场，恫吓也将无济于事。人们很容易就能判断各种思潮代表的利益群体，只有坦然面对社会变化的现实，善待人民的利益要求，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