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周濂并不认为知识分子“集体失声”，只不过知识分子现在的确处在“夹缝之中”，发声之前他会“先自我审查”，自己先将自己“和谐”一次，他认为这“对于写作者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专著一部，以及中英文论文20多篇。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长期担任“西方哲学智慧”，“外国哲学原著选读”，“政治哲学原著选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兼任《知识分子论丛》与《公共哲学》杂志编辑。2012年4月出版新作《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周濂曾写过《革命的窄门》，探讨历史上“革命”的狭隘定义，展现对历史知识领域的造诣。然而在受邀采访时，他显得非常谨慎，认为自己不是研究历史领域的学者。记者只能采访作为“知识分子”的他。

同样的，在问到“公知”的污名化时，他也说，正是由于知识分子在公共平台发声时出现了“越界”发声的状况。“比如说我是学哲学的，但我竟然对比如经济学的问题，侃侃而谈。”“或者我只是用一两个原则性的东西，去套用所有的具体的问题，那也会出现很多可能荒谬的结论。”

除了对知识分子本身的反省，“那些骂别人公知的人，其实他们自己也是符合公知的基本条件的”。他认为“公知”这个称呼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立场，“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些被扣上公知帽子的人，基本上都是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人”。这就如同儿时幼稚的起绰号，是一种“弱智的方式”。

周濂并不认为知识分子“集体失声”，他认为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知识分子通过引入西方经典引入社科知识，非常积极地介入改造这个社会。当代知识分子同样如此。

只不过知识分子现在的确处在“夹缝之中”，“一方面是有严格审查，一方面是普通老百姓有自媒体的时代”。在这种时不时就会“被和谐”“被敏感”的情况下，周濂说“这种严格审查压力，会慢慢地内化到你自己内部”，他会“先自我审查”，自己先将自己“和谐”一次，他认为这“对于写作者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如下是周濂参加“问诊知识分子”访谈与腾讯文化对话实录：

腾讯文化：您如何看待文革之后知识分子集体失声的现象，在这个和平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和作用，是不是走向了边缘化？

周濂：我觉得文革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集体失声，你要说文革期间知识分子集体失声，我还比较认同。文革之后，其实百废待兴，我觉得很多知识分子其实是跃跃欲试的，同样也希望利用自己所学所得能够去回报社会。

那这中间我觉得有很多，比如说像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和刘青峰他们主编的，引进了大量自然科学的一些著作，包括像文化世界与中国，是有一批二三十岁的硕士生，他们引进了大量的这种西方的人文方面的经典，我觉得这些工作，其实在当时都奠定了80年代这个启蒙基调。所以你要说文革之后知识分子集体失声，并不是特别认同，我觉得他们正好相反，他们是集体方式，他们对于自己能够改变这个社会，他们充满了信心。

你像我前段时间去参加复旦大学高研院邓正来教授的追思会，在现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编辑叫石晶，她播放了一段1988年录制的录像，就记录了邓正来当时在一个小屋子里面，帮一帮年轻人在编这个学术旗杆。他在开会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必须要承担起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责任。从他这个表述你能看出来，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相当信心满满，然后非常积极地去介入这个社会的改造，以及这个思想，这个启蒙。

腾讯文化：当代的知识分子呢？

周濂：因为当代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集体失声，我觉得现在的话，恰恰相反，就是个思想界非常之活跃，每天北京城里面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讲座无数，而且是不同流派，不同学派的人，这个互相的竞争，比如说自由主义，有近似瓦斯主义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喜欢国学的，喜欢传统的，我觉得现在有点这种思想界，似乎正在进入到一种自由竞争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当然背后受到的这种来自于体制的官方的压力也非常大，这是当然我们是要承认的。

腾讯文化：可能我们所说的集体失声，是对于政治体制的一些改造。

周濂：那我觉得就失声这个字，这个词，本身不够准确，失声是他们万马齐喑了，大家都不说话了，我们现在还在说话。

那你要说，说我们现在知识分子对于整个比如说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影响力到底有多大？那我觉得这的确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我上次在严会松教授的新书发布会上，我还说了这个观点，我说我们现在其实知识分子面临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环境，一方面是有严格审查，一方面是普通老百姓他有自媒体的时代，那我们处在夹缝之中。然后的话，知识分子如何自处，在这个夹缝之中，如何能够发挥自己的这种智商优势。能够介入到这个社会的议题当中去，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每一个知识分子去自我反省的，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腾讯文化：在这个夹缝之中，应该如何自处？知识分子在怎么样的舆论环境，怎么样的体制环境中，最合适发声？

周濂：我觉得我自己一个自我预期，我潜意识都很明确。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学生派的知识分子。我对我自己专业我非常感兴趣我也希望能够在专业上面有所建树。当然另一方面的话，因为我所学的专业是研究领域是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但不可避免的要跟现实的世界发生关系，那与此同时，我本人可能也从小就爱好写作，所以我会进行一些公共写作的尝试。我觉得公共写作这部分，也许就是我对这个现实社会的一个基本的表态，或者介入。

腾讯文化：那您遇到过被审查，被压制的时候吗？

周濂：有，经常会遇见，其实在中国这个环境下面写作，每一个人其实他都会面临这种严格审查的压力，而且这种严格审查压力，他会慢慢地内化到你自己内部，就说你会先自我审查一遍，就是你在写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这句话或这个词，他可能会被敏感掉，那我可能先自我审查。然后我觉得这种写作方式，这种写作环境，其实对于写作者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腾讯文化：那么您如何在这种体制下面，既不会被“和谐”掉，也发出您自己想发出的声音。

周濂：对，这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事情，他可能也就是挺技术性的一个问题，我曾经在一个演讲当中，我区分了一个墙内写作和墙外写作。

所谓墙内写作、墙外写作顾名思义就是你翻墙出去，在海外的互联网上写作和不翻墙我在海内写，在国内写。那很显然，这两种写作方式，他会有巨大的差别，对吧。你如果翻墙去写作的话，你可以畅所欲言。但我个人一直坚持在墙内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这种墙内写作，他可以让我跟这个时代以及跟这个时代当中的普通读者，始终保持一个紧密的一个关联，我可以了解他们的痛痒在哪里，我可能也知道他们的high点在哪里。那当然这种墙内写作他必然会扭曲，某种意义上会扭曲你的写作方式和表达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反讽，各式各样的那种双关语。其实我们还可以比较有效地把这个信息传达给读者，他的效果在我看来，还是墙外写作所不能替代的。而且在墙内写作其实是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跟这个时代和跟读者一同成长的一个经历。

腾讯文化：但现在其实翻墙也挺容易的。

周濂：翻墙是很容易，但普通老百姓不一定会翻墙，对吧。

但是你翻墙的话，关键是这样，你翻墙去写作的话，其实那种毫无压力的那种写作，畅所欲言的写作，其实在我看来，有时候会把很多跟现实纠缠在一块的问题，把他给简单化了，那个写作，里面那个切入点，因为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身处其间的这些人，他们的那种纠结。所以我虽然对海外或墙外写作，我还是非常的向往，但我还是愿意留在墙内在写作。

腾讯文化：所以在墙外写作并不是旁观者清，反而是旁观者简单化了。

周濂：他有可能是旁观者清，但也有可能会简单化。

腾讯文化：您是希望跟这个时代紧密贴合，您也说是您希望苏格拉底一样，和群众一起讨论的那种研究方式，但在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认为他是精英小众的文化，并不希望大众流向庸俗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濂：对，你说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文化是精英的文化，不希望他流向大众，我就不是特别认同这个判断。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知识分子是指哪些知识分子。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还在公益的写作，他们试图把自己学院当中的一些思考所得，以一种日常化的同学方式，传达给普通老百姓，但是当然这其中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说有很多非常专业的学术的知识，他是很难被还原成这个日常的公共写作的。

腾讯文化：比起数学、经济这类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比如哲学和历史，跟大众离得也很近，不是每个人都看不懂。但历史哲学家们依然将之束之高阁。那些很精深那个方面，是我们无法触及到的。

周濂：很精深方面无法触及到，这分好几种可能性，一个就是就像你说的可能是那些知识分子他敝帚自珍，他不愿意让你碰到它，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这个知识是公共的，他不可能说我掌握这门独门密集，我不让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其实更大的可能性是说，就是有一部分那种知识，他是需要你经历非常专业的训练。花费大量的时间，你才有可能去企及他的。普通大众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经历去了解这些东西，所以你要不能碰到那些东西，你不能怪知识分子，也不能怪学院派的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你看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很多经济学家，他们其实在做大量的这种知识的普及的工作，这些功夫出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都是特别喜闻乐见的，那种方式在传播他的知识。

腾讯文化：你会不会觉得这种通过大量的研究后得出来这种，突然变成喜闻乐见的方式，会有点贬值，变得庸俗化的，有点掉价？

周濂：不会，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所有的学问他不需要，以某种或者直接的方式，或者间接的方式，跟这个现实的事情发生关联的。

腾讯文化：您刚才提到“公共”一词，您说给人戴上公知的帽子，就像小孩子恶作剧起外号一样。现在公知已经被污名化了，那您怎么看公知污名化的问题？

周濂：对，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被简写成公知，这简写他其实就带着某种，一种贬义的，或者说不屑的责备的味道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公知转变过程其实是一个挺让人寻味的一个过程。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你作为一个掌握了，或者说了解了某项专门的学科的这么一个知识人，然后你向大众去发声，向公众平台去发声，那么在这个发声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越界发声的情况。

什么是越界发声，比如说我是学哲学的，但我竟然对比如经济学的问题，侃侃而谈，当我越界发声的时候，我就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错。对吧，或者我只是用一两个原则性的东西，去套用所有的具体的问题，那也会出现很多可能荒谬的结论。

我觉得公知识分子，变成公知，如果说我们需要自我反省的话，最可能是公知识分子需要警醒的一个问题。当你越界发声的时候，你需要小心谨慎。

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为什么你的问题也在说，公知是一个污名化的过程。所谓的污名化就是有人在恶意在贬损你。那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些被扣上公知帽子的人，基本上都是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人，是不是这样？

但你想想看，就是那些骂别人公知的人，其实他们自己也是符合公知的基本条件的，他作为知识分子他的公共频道的发声，他难道不是公知吗？不是，他自认不是，为什么他自认不是呢？因为公知这个概念，他有一个特定的所指，就是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公共知识分子。

那些反对自由民主宪政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不自称公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其实这个一行难之争，而且这个一行难之争，以特别儿童弱智的方式在展现，就是我给你扣个帽子，给你取个绰号，然后我就觉得把你打倒了。

所以这种讨论方式，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坏的方式，他对我们整个公共讨论的这个健康是构成极大的伤害，所以我特别不喜欢这种考验方式，包括你如果说去注意我的文章也好，或者是我以前的微博的一些言论，我从来不会用这些比如公知、羽毛，什么试油岛，或者说什么带路岛，我从来不会用这些缩号，或者这些标签去指称我的论证对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弱智的一种做法，是对整个公共讨论的一个素质的降低。

腾讯文化：也就是说公知这个叫法，本身就已经带有一种立场，一种敌我的意识？

周濂：对。

我觉得他这种讨论方式，就是我们幼儿园时期互相的起绰号。他其实根本无助于这个问题本身的这种推进和深入，他只会让尖锐的双方，越发的处于那种剑拔弩张，互不理睬这种状态。

腾讯文化：正好我们下一问是，知识分子受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跟外国知识分子比起来，入世的倾向比较重。这就有一个矛盾：“入世”会令他们深陷其中失去冷静批判的独立，而不“入世”又是否会被诟病为无病呻吟毫无作为，您怎么看？

周濂：当然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不觉得就是知识分子必须要入世才能发挥他的作用，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去影响社会的潮流，包括甚至去激发这个社会的行动。

比方说你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写专栏，你不用对当政者发言，其实对老百姓发言，您也可以比如说去参与NGO的组织，参与各种各样的这种公益系统，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行动去改变这个社会。我觉得入市当然是一个选择，但他不是唯一的选择。

腾讯文化：那可能就是刚刚也谈过，就像瞿秋白这种，入了市以后，反而酿成一种悲剧，是不是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合适做官的？

周濂：当然是，我觉得政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角斗场，某种意义上你必须弄脏自己的手，你才有可能介入到政治，并且最终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我觉得大多数知识分子他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他的性格他的整个的那种为人处事的方式，他的价值观，我觉得都不太允许他能够让自己弄脏自己的手。所以瞿秋白他就会写的特别痛苦，他的多余话里边，其实反复在说他在这种纠结的状态。

腾讯文化：他有种绅士的精神。

周濂：对，他那种绅士的精神，但那种知识分子的犹豫不定，都跟他那个革命家的身份，产生巨大的一个冲突。

你像我们都熟知雷锋的那句名言：对待朋友要向春天一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向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我觉得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面，你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你必须要具备这种非常坚定的这种阶级意识，敌我斗争的这种精神。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的话，他可能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一般不会认为是一个真理的一个拥有者，他更习惯的是跟他人进行一种理性的对话，带着怀疑的态度，会跟他人，跟自己进行这种沟通和交流。

瞿秋白他在《多余的话》里面说过一句话，每当我跟别人发生冲突时候，我就会总是忍不住在想对方，对方说的也许有道理。

你从这句话，你就会意识到，他绝对不是一个敌我意识风靡的那个革命家的那种气质，他是个整齐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对这个世界，对别人，包括对自己也充满了怀疑的精神。

腾讯文化：您刚刚就是说这个跨界，知识分子跨界是很危险的。有人评价您是一个思想上的杂食分子。那你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超过他所专注的那个领域之外的关怀吗？

周濂：你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知识分子在天然的，他就会，有那种超越自己专业领域的那种关怀，尤其是对现实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关怀。我觉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的学者。但是，就像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说，我就特别的强调对这种越界的发言和关怀，你要慎之又慎，因为很有可能班门弄斧，还有可能说一些人人皆知的废话。

腾讯文化：就您所知，或者您自身的体会，当今知识分子的现状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就是像瞿秋白先生所说，做一个小教员，读自己爱读的书，文艺之类的东西，才是理想状态？

周濂：我觉得人各有志，我相信有很大一批人，他就是愿意过当中独处的生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读读书，听听音乐，养养花，陶冶陶冶情操，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所有人的自我期许。在我看来的话，就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就是应该让每个人都成为他所想要成为的人们，给他提供必要的条件。这社会他越多元，越复杂也好，我相信知识分子内部也是，很多元很复杂的，并不是能够一概而论的。

腾讯文化：那您自己自身而言呢？

周濂：我自身而言，其实你邀请我采访的时候，我给你的短信，其实也基本上你反映出我的态度，就是当然我有社会关怀，就是你空有关怀的这一面，但是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学院派的这种思考，所做的方式，可能对我来说，更偏向于后者。所以我其实并不是特别愿意接受采访的，参加这种社会活动，包括上次去杨贵松教授的那个新书发布会，我也是因为朋友的盛情难却，很难扶去他的面子。但就我个人本身，并不是特别愿意抛头露面。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存在一个不同逻辑的冲突，因为你们作为媒体，你们有你们的逻辑，尤其像腾讯，他现在这个商业化的一些媒体，商业的东西很强大，他就想在某种意义上，他其实在透支，透支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这些时间、精力，甚至是生育，因为像我们其实还处在一个积累期，但是要我们不断地发声，然后出席各种场合，其实某种意义上对我们是构成的伤害。

腾讯文化：当时互联网刚刚起步，您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网民，这个对您的求学治学经历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濂：我也不算第一批，我只还算早的一批，我大概是98年、99年开始上网的。

我觉得那段时间的网络生涯对我来说，当然结交了一些朋友，拓宽了视野，然后掌握了搜索这个功能，搜索功能其实对日后的这个学作是具有难以想象的这个，这么积极的一个影响。然后就是在当时情况，我就已经意识到网络时代，他所带来的一些可能负面的一些后果，比如说我在好多文章里边，都曾经拥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会让全民看一下，大概可能会导致全民乱讲，然后可能会导致乱民全讲，可能会导致这么一种话语的无序的状态。当然我并不是说到一个彻底悲观的，我相信这个可能会慢慢能转过来，但是目前我想我们还是处在全民乱讲和乱民全讲的状态。

当然互联网的经历，其实我当时参加影视论坛、读书论坛，因为在里面经营了很长时间的，以至于后来写的一篇文章，挺长的一篇文章叫BBS政治游戏，那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对整个网络生活，政治内涵的一个分歧。那个文章虽然过去已经十多年了我觉得蛮有一些那种遇见性。

腾讯文化：可以简单谈谈那篇文章的观点吗？

周濂：那篇文章其实是，我谈到的比如说，整个的网络生活他不是个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我认为他是个有限度的有限感，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貌似可以让你跟各种各样的不认识的陌生人发生关联，但其实他很快的就会产生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这种志趣相同，但彼此之间，并没有真正有效沟通的那种共同体。他会形成大大小小兴趣共同体，最后形成有限人的有限聊。

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说，网络他当然在很大意义上，给我们提交了一个自由发声的一个平台和空间，但是这种自由交流，他可能只是一个表象，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只跟我们想要交流的人交流，那些我们不想要跟他们交流的人我们今天我们就可以拉黑他，屏蔽他，然后你会发现。到今天你的微博，你过了半年以后，你发现微博上关注的是全都是你喜欢的人，那些你不喜欢的人，要不把他取消关注，要不把他拉黑，你就形成一个所谓的小范围的，有限有限联合。

然后这种有限人的有限联合当中，其实会产生一种幻觉的相互支持，因为我跟你是同根相好的，你的观点不断地组织了我的观点，我的观点不断地呼应你的观点。最后我们就会形成一个错觉，认为我们的这个看法，本身就是争议，我们这看法本身就代表了大多数。我们最近不是经常说这么一句话，说你在微博上待这你觉得明天要革命了，然后你到菜市场一看，一百年还不会革命。为什么你在微博上会觉得明天就要革命了，因为同生相好，因为有限人的有限联合。

来源: 腾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