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经济学中，增长总是被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来思考[1]。经济发展的因变量（或者说结果，比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专业化分工等）被当作自变量（原因）来研究。结果往往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模型到模型，不仅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微观经济政策，而且诱导出一套通过改变经济因变量（货币供给、政府开支、银行利率等）影响经济绩效的宏观政策体系。宏观政策因此误入歧途。

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从微观角度解释宏观经济表现的增长理论，并将其作为设计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工具。

一、经济增长是什么？

市场就是供给与需求。需求从来不缺少发现，但需求能否被市场提供，则要看能否设计出一个商业模式，使生产者通过满足这一需求而盈利。所有商业模式，都可以简化为一个会计恒等式（1）：

R-C=P   （1）

C＜P    （2）

其中R为收益（revenue），C为成本（cost），P为利润（profit）。约束条件（2）是投入的成本不能超过利润（因为投入只能来自于净剩余）。考虑时间因素后，可以把收益进一步分解为当前的收益（如当前土地出让金RT）和未来的收益（如租金或税收Rt）；把成本分为即时支出的固定成本（fixed cost, CT）和长期支出的可变成本（overhead cost 或  variable cost, Ct）；把利润进一步分解为，过去的剩余的积累（储蓄等PT）和未来利润的贴现（劳动力、资产等要素的资本化，股票、债券等Pt）。

(RT+Rt）-(CT+Ct)=(PT+Pt)   （3）

市场就是无数商业模式的集合——所有商业模式收益的加总定义为经济规模，成本加总定义为社会总投入，利润加总定义为经济增长（4）。

∑Ri-∑Ci=∑Pi（i=1,2,……n） （4）

所谓经济波动，就是社会总剩余的变化：利润为正，经济增长；利润为负，经济收缩。利润增长快，经济增长快；反之，经济增长就慢。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投资的约束条件——社会总资（成本加总），不能超过全社会过去和未来总利润[2]。信用经济之前，这一约束条件乃是难以突破的硬约束。随着信用（预期利润）占经济比重越来越大，一旦信用（Pt）无法兑现真实利润，就会导致的经济萎缩[3]。所有经济危机，终极原因都是因为突破了这一约束条件（5）：

∑Ci＜∑Pi (i=1,2,……n)   （5）

所谓市场经济，就可被视为一系列商业模式的叠加（4）。经济增长还是萎缩，就要看商业模式是否运转良好，盈利是增加还是减少。当未来的收益覆盖成本还有利润，经济规模就会增长；无法覆盖成本，就会出现坏账，经济规模就会萎缩。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经济的增长和扩张问题，转变为是否能创造出新的盈利更强的模式；经济的衰败和下滑的问题，转变为如何克服商业模式盈利下降（利润消散）[4]。

按照这个增长模型，创造净收益（利润），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如果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创造的利润是从其他商业模式转移过来的，或者是以其他商业模式消失为代价，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就要减去其他商业模式消散的净利润[5]。

市场定义为制度后，就可以重新解释一个被长期争论的话题，市场是“无形的手”还是“有形的手”：

1）作为商业模式（或者说比赛），不可能自发的产生，而一定是“有形的手”摸索、创造乃至试验出来的。创设商业模式的人，就是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6]。

2）而一旦商业模式创设，所有参与者就必须遵守规则。这些规则就是亚当斯密所谓“无形的手”。

3）同竞技比赛一样，任何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都会引来赌球、黑哨一类的幕后交易，这就需要“有形的手”不断完善制度，通过立法手段，确保市场的公平有序。这就好比下棋，规则“马走日，象走田”是“无形的手”，对弈双方则一定是“有形的手”，而“落子无悔”，是双方必须接受的规则[7]。

注释：

[1] 从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主义的索洛模型，到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模型、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包括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都是宏观模型。杨小凯的专业化分工理论是最接近微观的增长模型，但制度设计却并没有占据理论的核心。

[2] 新古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Q=f(L，K)反映的是某一特定要素投入组合在技术条件下能且只能产生的最大产出。由于生产没有剩余（利润），我们无从知道经济是怎样增长的。改进的索洛生产函数Q=Af(L，K)把增长装到一个叫做“技术进步”的黑盒子里，虽然我们可以计算出资本和劳动以外这个黑盒子对增长的贡献，但我们还是不知道经济是怎样增长的。

[3] 这就是导致经济危机和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

[4] 尽管这是一个简单的微观模型，但如果加入总需求和总供给因素后，一样可以用来分析利息、就业和货币等宏观经济问题的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可知合意的货币发行规模是经济规模的函数——经济增长而货币发行不足（比如金本位时贵金属发掘慢于经济增长），通货就会紧缩；反之，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为未来的信用增发的货币无法兑现），通货就会膨胀。通货的紧缩和膨胀不会影响社会财富的增减，而是会在货币持有者和资产持有者之间转移财富——通货膨胀时，财富从债务人转移给债权人；通货紧缩时，财富从债权人转给债务人。

[5] 如电商创造的净剩余要减去实体店的损失的利润，才是这一商业模式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

[6] 政府就是由企业家创设出来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好的政府和好的企业一样，取决于其制度设计（也就是商业模式）的好坏。

[7] 市场就是一系列这样比赛（商业模式）的加总。只要规则被参与者接受，比赛（交易）就可以一直重复下去。而规则一旦确定，无论胜负（盈亏）比赛（交易）双方都必须接受结果。按照这个比喻，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市场到底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这个类比，有助于说明法制的创设和执行在市场运行中的核心作用：立法机构，负有对比赛的规则创设和完善；执法机构确保比赛的规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得到执行。

二、财富的积聚与消散

市场扩张过程就是不断创设新的商业模式，完善交易规则的过程。

商业模式的设计和完善，需要巨大的成本、漫长的周期和风险极高的试验（典型的如国家制度的设计）。发展中经济，可以直接引进现成的交易制度（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节省创设规则的成本，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追赶[1]。

这也部分回答了林毅夫和杨小凯“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之争——先发优势可以创设有利于自己的比赛规则；后发优势可以通过仿效，降低制度设计成本。“后发优势”只适于追赶经济，而要超越对手，必须有更强的制度设计能力，并通过竞争，夺取规则设计的主动权。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通过改革开放，通过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结果。通过仿效成熟的交易模式（相当于直接加入各项国际通行的体育赛事），快速引进和改进大量现行的商业模式。比如，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与按里程收费的商业模式密不可分（这同英国工业化时期运河的收费模式完全一样）；中国机场建设的原始积累，很大程度上也和“机场建设费”的制度设计有关（这同中国通讯行业积累的“初装费”制度非常类似）；甚至三峡这样的工程，很大一部分也是通过电费附加的收费模式获得融资的。无数商业模式的设计，成就了中国过去三十年伟大的进步。

真正的国家财富，不仅是有形的物质，更主要的是无形的制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要素禀赋（劳动力、土地、资本）的比较优势，而在于制度的创设能力，在于商业模式的积累水平。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即使被彻底摧毁，只要商业模式可以恢复，所有物质损失很快也会恢复。这就好像一个体育项目即使损失掉所有伟大的运动员，只要比赛规则还在，这项运动早晚还会恢复甚至超越以前的水平[2]。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社会财富上赶上发达国家，首先必须在制度创设上，在商业模式的积累上赶上发达国家。

仿效、改造和创造商业模式，我们称之为改革。改革一旦成功，就会被大规模复制，从而带动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但同时，利润不断被侵蚀的过程——收益（P）减少和成本（C）上升——也开始启动。

收入（P）减少的一个原因，就是对手的加入市场竞争。在新模式初创阶段，产品往往会供不应求，市场处于消费者竞争——边际上出价最高的消费者决定市场价格。随着供给增加，特别是竞争对手的加入，市场被分割，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消费者竞争也随之转变为生产者竞争——边际上最优的生产者压价，使次优生产者利润为零。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净收益减少。即使在持续扩大的市场，多样化的消费也会通过专业化生产，压缩生产者的规模及其报酬。

此外在电子产品市场上的仿冒和跟进，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小产权和违章建筑，在互联网盈利模式的复制，在娱乐节目里的抄袭……，凡此种种，都会导致商业模式盈利能力的迅速消散。此外，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反垄断等，也会使市场从高利润的消费者竞争，转变为争夺边际利润的生产者竞争。

成本（C）上升是商业模式利润消散的更大原因。生产规模的扩大，会导致要素市场从供大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比如，大宗商品（石油、矿石）、土地和劳动力、资本（利息）等，在供不应求时，生产者必须抬高价格，排除竞争者，利润也随之被侵蚀。而更大的成本上升，来自于制度。劳动保护规则，可以持续地提升劳动力占有利润的比例；征地拆迁抗争，可以分走巨大的公共服务利润；垄断国企，超额招收内部职工……，都会带来持续不可逆的成本上升。而这些成本导致巨大的净利润流失和消散，最终会使原本盈利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

注释：

[1] 这就好比直接参加奥林比克比赛而无需重新创设新的比赛一样。

[2] 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城市被战争或自然灾害毁灭，重建后还是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从灾害中恢复后，却不可能直接变为发达国家。

三、解释经济增长

改革的三十年，就是摸索商业模式的三十年。可以说，“改革”就是设计、摸索、仿效商业模式的代名词。这些“商业模式”的积累起来的巨大社会剩余，就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动力之源。

这其中既有早期独创的“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价格双轨”，也有后来的“股权分置”、“央地分税”。以及前面提到的高速公路收费、机场费、物业费等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模式。而在这其中，对中国经济推动最大的，就是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

这一改革最主要的突破，就是解决了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融资和收费问题。这是深圳经济特区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1980年代中期，深圳为了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问题，借鉴并改造了香港的土地制度，打破了计划经济的禁忌，提出土地市场有偿使用。

1990年，这一制度全国推广，经过1991年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4年分税制、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和《土地管理法修正案》、2003年经营性土地全面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演变，土地收入成为支持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最主要的财政来源。

按照这一商业模式，政府通过垄断一级市场，形成生产者竞争，从而获得低价土地；通过土地招拍挂，在房地产市场上形成消费者竞争，从而获得高价土地收益。低成本和高收益形成的巨大净利润，成为城市基础设施投入的主要财源。2014年，地方一般公共财政收入（本级）才不过75860亿元，相比之下，同年土地出让收入高达42940．30亿元。

不仅城市基础设施，过去二十年改革创造的大部分商业模式，都是某种“房地产+”模式或其变种。比如“房地产+高铁”、万达的“房地产+商贸”、华侨城的“房地产+主题公园”，以及政府的高新区“房地产+产业”、“房地产+大学城”……，可以说，从实体经济到金融服务，从液晶面板、集成电路到“万众创业”，几乎都可以看到土地财政补贴的影子。甚至中国经济的出口、外储、货币，都离不开这一商业模式的支撑。毫不夸张地说，土地财政乃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发动机。

2004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房地产是理解本次经济增长的核心线索》。文章提出“只要房地产过热，整个经济就会继续过热;而一旦房地产熄火，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就会熄火。”今天，这一判断仍不过时。去年以来的经济下滑，几乎完全与土地财政失效同步。

土地财政遇到的最大天花板，就是总收益难以进一步增长。2008年后，超量宽松的货币涌入房地产市场，快速上升的房价使得住房为核心的不动产升值远超其他资产。房地产市场脱离居住需求，成为巨大的投资和融资市场。

从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老厂房改造，到违章建筑、小产权房，正规和非正规的融资需求，导致房地产市场在过去几年严重供给过剩。从去年开始，市场开始从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多数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开始下跌。

从2014年8月开始，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68个，较上月增加4个，持平的城市有1个，上涨的城市仅有厦门1个，为0.2%；杭州的跌幅最大，为下降2.1%。

201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2.1亿平方米，同比下降7.6%。销售额7.63万亿元，同比下降6.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9.1%，销售额同比下降7.8%。2014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606亿元，同比增加1340亿元，增速从上一年的44.6%猛跌到3.2%。

根据财政部3月16日公布的“2015年1~2月财政收支情况”，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553亿元，同比罕见地下降了36.2%。而1-2月份，全国土地成交同比下降31.7%，土地成交价款下降30.2%，更是预示了土地出让到款将会继续暴跌。虽然三月出台救市措施后，部分城市房价出现反弹，但总体下滑趋势没变。

土地财政更致命的问题出在成本快速上升。1989 年 土地有偿使用之初，财政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城市土地出让收益的 20% 留给地方政府，用作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费用，其余 80% 按四六分成，中央政府占40%，地方政府占 60%。据此推测，当时的土地成本（包括征收和开发）占土地出让收益的比例不应超过20%。

到了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42940.30亿元。而土地出让支出高达41210.98亿元。其中，用于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出让前期开发、补助被征地农民等成本性支出33952.37亿元，占总支出82.4％。扣除成本性支出后，当年形成的土地出让收益仅为8987.93亿元，占全国土地出让收入20.9％。土地成本上升主要是过去5年。下图显示土地成本上升，净收益减少的惊人变化。

如果说过去5年政府犯下了哪些全局性的错误，征地拆迁成本上升首当其冲。正是这一失误，使得土地财政这一经济主发动机输出功率急减。表面上看，城市土地收益在连年上升，但其中净利润在迅速减少。很多房价较低的城市，政府的土地收益已不足以覆盖征地拆迁补偿的成本。这就像发动机总功率虽然还在增加，但发动机的推重比却在下降——新增功率大部分被自身重量增加所抵消。

按照经济增长的定义，利润的消散是经济下滑的唯一原因。土地财政收益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都不是暂时性原因所致，全社会总剩余缩减在可以预见的政策环境里，是大概率事件。因此我们可以的出结论：如果没有果断的改革，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将不会是“新常态”，更不会筑底反弹，而是将不可逆的下跌。

四、防止经济暴跌

根据增长模型

(RT+Rt）-(CT+Ct)= (PT+Pt)

可以被偿还的债务，被视作未来的利润（Pt为正值）；无法被偿还的债务，被视作坏账（Pt为负值）。如果债务Pt转变为坏账，就必须用过去积累的利润PT冲销。如果资产PT也同时贬值，将导致利润Pi减少。根据增长的约束条件，投资必须小于利润。

C＜P

社会总利润减少的结果，投资C势也必减少。经济规模R随之萎缩。如果大量商业模式同时出现坏账（Pt＜0)，整体经济∑Ri就会全面衰退。

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乃是过去十年积累下来的巨大的不能贡献利润的债务堆积。跳出这一困局，第一，就是争取储蓄和资产（PT）不会急剧贬值；第二，就是设计出新的商业模式，创造足以对冲这些债务的投资和利润。

2015年上半年土地市场供需双降。具有指标性的全国300城市，推出土地面积下降29%，成交面积下降40%，出让金下降38%，溢价下降2%。其中，前50大城市出让金下降35%。面对严峻的局面，宏观经济策略首先是要防止房地产市场无预兆突然崩盘。这是因为不动产在全社会资产中的价值，远超股票市场[1]。

房地产市场价格，实际上是给整个存量资产定价。一旦房价下跌，地价就会下跌，处于非交易状态下的存量资产的价值，就全部需要重估。大量债务就会变成坏账。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动，将会影响所有市场参与者信用。其引发的经济后果绝非股市崩盘可以相比[2]。因此，中国经济的头号目标不是增长，而是防止资产价格下跌。

如何避免资产贬值？

在房地产市场价格和数量不能两全时，宁可容忍土地收入减少，也要压缩规模，力保市场价格不会暴跌。从而为发现和培育替代商业模式赢得时间[3]。

房地产市场与全国性的股票市场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是全国性的市场，而后者则是各城市相互分隔的。地方政府决定了本地房地产市场供地（融资）规模的大小，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4]。厦门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2014年下半年，百城房价指数显示，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已经连续8个月下跌。在全国房地产最不景气的这段时期，厦门房价却保持稳定。环比逆势上涨1.84%，首次位居全国第一；同比涨幅更是达到了12.27%，位居全国第二。2014年12月的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21152元/平方米，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一举超过广州，跻身一线城市之列[5]。

厦门的做法很简单，就是从供给端加以控制。2010年后，厦门商品房供地量就没有增加，2014年土地出让金（172.5亿）甚至比2013年（265.8亿）还有减少。近几年，本岛商住用地几乎完全停止推出。2014年“中国35城房地产短周期投资风险识别系统”排序，在市场去化能力最强12个城市中，厦门排名第一。

厦门作为二线城市，经济基本面并不亮眼[6]。之所以能维持城市运转如常，就在于其税收依旧保持增长。而其中，房地产相关税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占比高达45%[7]！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厦门规划部门和国土部门一起，起到了类似“证监会”那样房地产市场监管责任——严控三旧改造规模，限制农村发展用地，打击各类违章和小产权，在规划阶段就制定标准防止“偷面积”等等，这同其他城市几乎完全放任自流，无人监管的房地产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8]。

注释：

[1] 早在2011年时，中国银行抵押物中地产和其他不动产就已高达39%。2013年依然维持在38%，在规模达14.5万亿房地产信托等影子银行中这一比例更高。根据麦肯锡最新研究报告中国有接近一半债务与房地产有关。地方政府税收中，房地产相关税收的比例无法替代（以厦门为例，2014年厦门房地产相关收入占地税收入高达45.57%）。2014年，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融资4.26万亿之巨（相比之下，沪深股市新发行股票不过474.85亿元）。家庭更是如此。2014年房产占城镇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上升到80%左右，即使农村也在60%左右。非储蓄金融资产占比已经降到个位数。

[2] 如果说股市下跌是一场特大山洪，国家还有力量组织抗洪，房地产市场下跌，则会像三峡垮坝一般，所有财富席卷而去无人能救。

[3] 现在地产主管部门企图通过降低首付等政策，鼓励更多资金流入来拯救房地产，如果不配合缩小供给，帮助企业去库存，势必产生更多的坏账，结果无异于负薪救火。

[4] 因此在影响房地产市场方面，中央政府只能起辅助的作用，真正负主要责任的是地方政府。

[5] 房价上涨时，往往看不出哪个城市更有竞争力。“只有当退潮时，才能看出谁在裸泳”。

[6] 厦门上半年经济增长在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中，仅高于萧条的东北城市大连、长春和沈阳，次于哈尔滨。

[7] 毫不夸张地说，厦门几乎靠房地产一个部门，撑起了经济的半壁江山！

[8] 厦门规划的作用并没有得到领导和部门的理解。虽然房地产几乎是厦门经济唯一的亮点，但规划局在2014年部门打分中，各项全部垫底！这突出显示出地方政府并未完全明白房地产市场在地方经济中的真正角色。也就更谈不上对城市规划作用的理解。

五、恢复经济增长

保住资产价格不崩盘，只能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要恢复经济增长，还必须依靠能带来利润的投资。经济规模等于总投资和总利润之和（4）：

这意味着重新启动经济增长，大规模投资必不可少[1]。但投资并非像凯恩斯模型显示的那样，政府可以任意开支。投资必须满足模型给定的约束条件：

式（5）意味着总投资∑Ci的增加，受限于社会总利润（剩余）∑Pi。在经济下滑的周期，必须设法增加总利润，才能有效放大总投资∑Ci。途径只有：1）盘活存量资产在未来的收益，并设法将其贴现；2）设计新的不动产市场之外的盈利模式。

这两点都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或者说“改革”）才能实现。下面通过举例的方式，对这两个恢复经济增长的路径加以说明。

实例1：盘活存量土地

土地财政商业模式难以为继，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征地拆迁成本的急剧上升，继续靠增量土地获得巨额利润的模式已空间不大。但在政府存量资产中，依然隐藏着巨大的财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存量工业用地。

在城市化初期，工业用地占比往往很高。中国城市目前工业用地占城市总用地一般都超过30%。例如，2010年，上海工业用地占总用地的46.3%，深圳大约是40%。随着工业化完成，工业用地占城市用地比重会显著下降。例如，纽约1988年时，工业用地占比就降到7.5%，芝加哥1990年是6.9%，大阪1985年时14.5%，横滨1980年时是7.3%，东京1982年时，只有2.5%。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主要城市将会有大量工业用地到期。这意味着巨大的二次土地供给潜力。

还是以厦门为例。厦门目前建成区面积334平方公里，工业园区面积130平方公里。工业用地约占39%。只要工业用地占比降到纽约水平，就可以获得新增用地104平方公里。制度设计得好，潜在土地收益可以超过4000亿[2]。如果全国工业用地都能按此盘活，带来的净收益可能达到数十万亿之巨。足以支持又一个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3]。

盘活的办法是：借助“影子规划”——按照到期时工业用地未来的规划用途（比如，商业？住宅）和开发强度（容积率）——向政府土地收储部门发放规划和用地许可，然后通过期权抵押、证券化等办法，从金融市场融资[4]。

实例2：住房供给模式转变

“限量保价”政策的一个效果，就是没有买房新城市化人口——他们是城市化带来的最大机会——的需求得不到满足[5]。在不增加商品房市场供给的前提下，有两种商业模式：1）“共有产权”[6]和2） “先租后售”[7]。同棚改、城中村改造不同，这两种模式都无需依赖土地市场融资和财政补贴，是由业主自己支付全部建设成本。因而不会对当前的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8]。假设全国一年建设1000万套，每套50平方米，造价25万元（成本5000元/平方米），每年拉动固投2.5万亿[9]。

实例3：停车需求

城市化会带来大量新的需求。只要能设计出新的商业模式，就可能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停车就是一个潜在的需求，关键要解决的就是停车收费问题：

1）首先必须明确道路是全体市民的资产，所有占用道路停车都等于侵占其它居民的权益（相当于占用城市的“公摊”）。因此必须为此付费；

2）其次，把所有道路红线内土地作为资产，注入一家国企。并授权其向所有在路上停放的公私车辆收费；

3）第三，提高路边停车价格，降低停车楼（地库）价格，用路边停车收益补贴车库停车成本。全国2015年汽车保有1.05亿辆。每天停车支出10元，每年的停车市场高达3800多亿[10]。

“好的”模型不应只会发现问题，而必须能提出办法，并在现实中得到检验。这几个例子是想说明，在生产全面过剩的今天，巨大需求依然无处不在。关键是我们怎样设计出能带来利润的商业模式。

注释：

[1] 这个模型支持罗思义的观点：经济规模扩张并非取决于抽象的“全要素”增长（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而是取决于社会总利润的和总投资（John Ross，2015）。

[2] 假设配套用地（学校、医院、公园、市政）占掉50%，容积率按1，每平方米楼面价1万元计。由于没有征地成本，周边主要基础设施配套已经完成，净收益按照出地出让价格的80%计。4000亿是一个巨大的收益，对比去年全国土地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也不过8987.93亿元。

[3] 这就意味着过去以及现在出让的工业用地，相当于尚未到期的存量资产（期货）。

[4] 这样做相当于把未来的土地利润贴现。最大的好处，就是政府可以在不增加当前土地市场供给的前提下，获得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

[5] 廉租房、保障房显然不行，因为这一模式带来不了净收益反而需要消耗宝贵的财政收入和存量土地。棚户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的本质，还是通过房地产市场为其筹资，如果说房地产高潮时，这一做法还有可行性的话，在房地产过剩的周期，则可能诱发房地产市场的崩盘。更何况这一办法对于解决主要的需求群体——新进城的居民（如，农民工）——的住房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6] 购房者支付土地和建房成本。市场溢价作为政府资产在居民继承或转让时与政府按比例分享不动产升值。

[7] 本市缴纳社保无房居民以按揭的方式，在10到15年后有资格以成本价（补差）获得一套小型住宅（比如50-60平方米）。相当于以期权形式购买城市股票。

[8] 其原理是，通过房地产间接抵押，将劳动力未来的收入（利润）贴现到今天的方式为住房建设融资。

[9] 由于先租后售住房是基于新增城市人口的定向供给。可以作为控制商品房融资规模的一个锚：比如，规定每供应100平方米先租后售保障房，才允许供给30平方米商品房

[10] 由于停车收益如同过桥、高速收费一样稳定且成本低廉，将其抵押后，还可以为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大规模融资。由于这一模式的原理是回收城市漏失的公共财产，同样也无需在房地产市场上融资。

六、增长还是衰退？这还是一个问题

麦迪逊(Angus Maddison)按照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6725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1%。与1951年美国和日本、1967年美国和新加坡、1975年美国和台湾、1977年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差距相当。而这四个经济体在其后的20年，都实现了持续的经济起飞——日本的平均年增长率飙升至9.2%，新加坡8.6%，台湾8.3%，韩国7.6%。

日本1955时城市化水平达到50%，和中国目前的水平相当。日本非但没有进入“新常态”。相反，从1956到1973年，日本实现了长达18年13.6％高增长。到1970年前后，日本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成了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经济大国。东亚经济体的实践表明，现阶段中国必须接受较低的增长率作为“常态”并没有经验数据的支持。

那么怎样恢复经济的增长？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应从资本投资拉动切换到生产率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或者说技术进步（而不是固投）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本文提出的增长模型表明，投资乃是经济规模扩张（特别是经济下滑周期）的不二法门[1]。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进步不重要。而是技术进步不应是孤立的增长要素。在这个模型里，技术被内嵌在投资要素（C）中——技术进步有助于降低成本，使新的商业模式成为可能[2]。

在《中国经济增长核算法要与时俱进》一文中，罗思义（John Ross，2015）指出：“最新的国际可比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人均固定投资额为3199美元，美国则为10017 美元，即美国人均固定投资额是中国的3倍。

在资本存量上，中美差距更大：“美国人均铁路里程为15公里，中国则仅为1公里。美国人均铁路物流网络密度是中国的15倍”[3]。2010年的中国制造业人均资本存量只是美国的1/8。巨大的差距，意味着巨大机会[4]。全面制度学习和模仿，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后发优势”。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自变量。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我们必须改变围绕增长因变量，设计经济政策的传统做法。让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重新回归制度设计这一微观基础[5]。

1997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同时创造了像住房制度改革这样带来巨大红利的商业模式（唯一的问题是没有料到红利是如此之大，以致货币还不够宽松！）。

2008年，同样的政策，但由于没有出台类似房改这样带来巨大净利润的制度，巨量货币只能流入当时收益率最高的房地产保值，吹起的泡沫至今仍困扰着中国经济。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建立蓄水和引水设施，比单纯开闸放水更重要。

不存在一个均衡的“固投/消费”比例。投资的唯一约束条件，就是能带来利润——只要能带来利润，再多几个4万亿也不算多；如果不能带来利润，再少投的资也是多余。经济增长下滑的根本原因，乃是现有制度盈利的衰减和创造新盈利模式的失败。

“改革”的本质就是制度（商业模式）设计。但近年来，“改革”却越来越变成口号和教条。口号式的“改革”貌似政治正确，但往往却不是真正的“改革”[6]。中国革命历史上，依靠教条指导实践的做法屡见不鲜，但无一不是以失败收场。看一个改革是真改革还是口号式改革，就要看这个改革是否能够清晰说出改革后给社会带来多少净剩余[7]。

增长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改革”不应仅仅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一些概念和口号，而应当设计出一个个具体的制度。未来中国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不取决于宏观数据好坏，而取决于改革能否成功[8]。

注释：

[1] 罗思义（John Ross，2015）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中国经济增长核算法要与时俱进》一文中，他写道：“对所有经济体而言，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劳动力投入为29%，TFP为10%。不过，这低估了资本积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为资本积累对小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对占全球GDP比重达74%的20个最大经济体而言，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 ，劳动力投入为24%，TFP则仅为9%。因此整体而言，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TFP的4倍，而在大型经济体是7倍。”我的模型支持这一观点，并进一步给出了资本投资的约束条件——创造利润。

[2]对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技术发现，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进步”。

[3] 如果按照面积密度计算的中美差距可能没有这么大。

[4] 中美人均资产增量和存量差距，背后巨大的制度存量落差。

[5]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经济增长的因变量。货币是否应当宽松？财政要多积极？宏观经济数据本身得不出答案，而是取决于微观层次能设计出多少可以带来净利润的商业模式。

[6] 金融不是越开放越好；审批不是越简单越好；收费不是越低越好；福利不是越高越好；税收不是越少越好……。过去取消村集体收费导致基层组织和公共服务的大倒退；水费、电费多年不涨带来的资源消耗；农地入市导致土地财政模式衰减；国际接轨带来金融市场动荡；教科书式的国企改制等等，都是口号式改革失败的典型案例。

[7] “城市化“、”一路一带“都是未来经济的动力，但前提是能将这些概念解析为一个一个有利润的商业模式。

[8]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出发点仍是如何从供给一侧分析经济增长。目的是为企业和政府制定政策寻找工具。但在供大于求的环境里，怎样扩大需求甚至更加重要。关于这个方向，我（赵燕菁，2015）在《危机与出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论述（请点击查阅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历史消息）。

原载“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