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13是，对中国公民佘祥林而言，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日子。身陷囹圄11年后，他重见天日了，但时间已经使他麻木，太多的痛苦和委屈已经使他变得平静如水。在这个日子里，我们既没有看到他呼天抢地，也没有看到他怨天尤人，更没有看到他激动流泪，只有“嘴角不停颤抖”。但是我忘不了照片上那双睁得很大、充满血丝、也充满质问的眼睛。看了报道，就象看到一个醉酒的父亲毒打自己两岁的小孩，而这委屈的小孩却说爸爸你别生气，又牵着父亲的手回家一样，令旁观者感慨、同情、落泪。

在庭审中，佘祥林一直比较沉默。每次法警将证据材料拿给他查看时，他都摆摆手。在审判长每次问他有无疑问之时，他都是一个字“无”。但在最后陈述时，他说了一句话：“我没有杀人，请法庭对我和我家人的损失给予国家赔偿。”在庭审之后，在六名法警的搀扶及“掩护”下，佘祥林走出法院，京山县法院门外挤满了群众，约有几千人，有的大声呼喊有的为他鼓掌。面对围观的媒体记者和群众，佘祥林沉默少言。只有离他较近的记者听见他说的比较轻声的一句话：“公道自在人心”。

重新获得自由的佘祥林，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给母亲上坟。穿过一片绿油油的小麦地，来到母亲坟头，佘祥林“扑通”一声跪下，一边用手扶弄坟边的土，一边点香烧纸，亲人们事先准备的鞭炮也随之响起。听到噼噼啪啪的响声，佘祥林眼睛很快湿润。离开母亲的坟时，佘祥林突然停住脚步，回过头，对着坟头说：“母亲……我已讨回清白，您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佘祥林的母亲杨五香曾因提供张在玉仍在人世的证明被控“包庇罪”，受到羁押。回家不久后即亡故。2时40分，佘祥林来到家门口，看见站在门口的父亲64岁的佘树声老人，猛地跑上去，一把抱住父亲，父子俩眼睛湿润起来。佘祥林低声对父亲说：“等身体好些了，再回来看您！”

记者问他11年冤狱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佘祥林说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对生活都要充满信心，哪怕是最痛苦绝望的时候。我将珍惜每一天，一家人和和气气，快乐生活。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相信我能过得幸福。同时，很多人曾对我伸出了援手，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要好好活下去•••

感谢《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为我们记录了这天地为之动容的一幕（南方都市报记者 贾云勇：《11年冤狱昭雪 佘祥林无罪释放》，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4月14日更新）。新闻的中性要求让记者没有多加评论，我却难忍悲愤：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华民族面对苦难乐观向上、面对厄运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吗？当然是，因为面对妻子失踪、自己沉冤、兄弟被抓、母亲屈死、父亲苟活的种种变故，如果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他不能忍辱负重，他早就已经抑郁而终。但他却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还表示要好好地活下去。我们不禁要问：佘祥林，你为什么这么平静，你为什么不生气呢？

不是他不生气，如果他不生气，当初在看守所和监狱他就不会因不服指控和裁判遭到毒打，以至于落下满身的残疾。可是他能永远生气吗，如果他继续生气，他就等不到昭雪的这一天他就会被活活地打死、气死。人的求生本能使他面对刑讯逼供和沉冤难雪只有屈就。

不是他母亲不生气，世界上最爱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可她四处上访的结果是得了一个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在监狱里被关了9个月，最后终于含恨而死，至今我们还看不到这是通过什么程序、根据哪条法律作的裁决。我想只要她不死，一定会申诉下去，会继续上访，还会成为着破坏稳定的人而被当权者抓进监狱。

也不是他兄弟不生气，也是因为他上访，他成为当地政府“截访”和抓捕的对象，只能四处躲藏，他也有妻子儿女，他还要生活，他不能永远呆在监狱。所以他不能再生气。他那位年迈的父亲也可以生气，上访不成他也会想去撒发传单，但这会是诬陷政府、破坏治安，甚至于构成煽动破坏法律实施行为而会被劳教、判刑。

他们也可以向新闻媒体诉说冤情，让司法不公暴露在阳光之下，可中国除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几家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良心媒体，又有几家媒体能独立自由地发表揭露司法不公的新闻，何况中国这么大，又有几个运气好的人能让自己的问题诉诸这几家数量有限、权利有限、受到严格审查的新闻媒体？

他的亲友也可以生气，可以向政府申请游行示威，引起社会的注意，可是这么大的中国，我们又有几例申请游行示威能够成功。如果他们一意孤行，只怕会落一个更严重的“制造社会动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先生说得好，我们的《游行示威法》实质上是一部“禁止游行示威法”，精通法律的人尚不敢申请游行示威，何况他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

他的亲友们还可以要求违宪审查，“无司法审查即无宪法”，因为这是宪法实施的唯一途径。他们可以要求有关机关对地方法院违背“以事实为根据”和“不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宪法条文予以追究。宪法审查有两种对象，一是审查立法是否违宪，二是审查法院审判是否违宪适用法律。可是我们国家却没有违宪审查制度，没有权威的渠道对刑讯逼供、违法审判进行监督和纠正。这最后一条路也被残缺的立法给堵死了，他们能去和谁生气。

不是他们不愿生气，是他们不能生气、不敢生气、没法生气。民主不是最好的，也许有了这些权利，偶尔的冤案也许还会发生，但是，民主是除了天堂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外的人类社会“最不坏的制度”。在佘祥林案件中，如果有上述途径，案件就只少会经过这一次次的过滤，就会大大降低冤案发生的机率。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只要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要不坚持改革开放，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我要说，对于象佘祥林这样的老百姓，只要政府权力没有制约，只要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他们也只能是死路一条。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说“凡权力无制衡、权利无保障则无宪政”，自人类社会有宪法以来，有没有宪法这个文本从来就不是宪政的标志。纳粹政府有宪法，清朝末年有宪法，但是没有宪政，也没有人民，只有王候将相、达官贵人，人民只是人口，只是“劳动力资源”而已。

我们也有一部以人民的名义制定、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是我们处理好了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系吗。在这个视不说谎为可笑的“后谎言时代”，我要告诉你：“当然没有”。一个有宪政的社会，是公民有政治自由的社会，人民可以申请游行示威、新闻出版不需审查、人民可以批评政府。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非常简单：“国会不能制定任何法律妨害言论自由”。可佘祥林和他的54岁就死去的母亲有言论自由吗？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当然也包括与政府交流方式之一的上访权利，是文明社会民主与专制的区分标志。遗憾的是在中央倡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保护人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还有很多犬儒学者、很多地方政府以本士资源、中国特色、社会稳定的名义为我国还暂时存在的那些人治与专制的制度辩护。出了一个佘祥林，湖北京山县就不稳定了吗，即使出一100个佘祥林，只要动用警察让他们不上访、不游行、不示威，当然还是很“稳定”。历史上不是有政府屠杀人民而政权也能长时间稳定的先例吗？但是这样的稳定是建立在压制自由、人民痛苦的基础上的。

我要正告那些以“稳定压倒一切公民权利”的人们记住这样一段名言：“当纳粹杀共产党的时候，我没有反对，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当纳粹杀基督徒的时候，我没有反对，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当纳粹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反对，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纳粹的屠刀对准我的时候，已没有人反对，因为他们全被杀光了。”

并不是每一个人面对权利被侵害的时候，都有真凶出现、被害人复活的好运气，权利从来就不是靠运气、靠偶然；恰恰相反，只要权力无制约和权利无保障，国家虽然会有表面上的稳定，但人民绝不会安全、幸福、快乐，这才是必然，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道理。只有人民拥有民主、自由，实行真正的宪政，佘祥林的悲剧才还不会在我们身上以相同或者不同的形式重演。

2005年4月14日于美国丹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