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周扬与胡乔木的争论、恩怨，坊间说法颇多，观点各异。此文系其中之一种。
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纪念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作讲演。此外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等单位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周扬所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引起轩然大波，并逐渐升级，掀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由此也酿成了周扬和胡乔木个人的历史恩怨和情义悲剧。
当年，作为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是受中宣部提名作为主要报告人，在这个学术讨论会上讲一讲文艺问题的。为了作好这个报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专门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帮助周扬起草演讲报告稿，徐非光、梁光第、顾骧、陈涌、陆梅林、程代熙、王元化等人都参加了起草报告的碰头会，提出建议讲一讲“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亦说“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初步意见。周扬对中宣部委托他作报告表示同意，但不满意中宣部出的这个报告题目，认为范围太窄了，对给他挑选的起草助手也不满意。当时因病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周扬“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协助他”。这三个人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文艺评论家王元化、中宣部文艺局的干部顾骧和《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病愈出院后，周扬就带着这三个人去了天津，住进了景色宜人、有“天津钓鱼台”之称的迎宾馆。为了客观再现这段历史的原貌，下文以诸位当事人的回忆作为叙述，从这篇文章的起草说起。尽管他们的记忆略有出入，但历史总是慢慢地让人知道，慢慢地达到真实的。
【周扬报告“出炉”的经过】
王元化是在1983年春节前四天收到周扬来信的。他回忆说：“春节后，我赶到天津，向周提出请王若水、顾骧一起来参加讨论。人到齐了，开始讨论写文章的事。我说：‘现在许多文艺问题说不清楚。由于文艺思想都是哲学、美学的背景，如果不在哲学上弄清，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就谈不深，谈不透，所以最好从哲学方面弄弄清楚。’周扬同意我的意见。”
王若水说：“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是周扬似乎对异化更有兴趣。他对异化问题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党校作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为了考虑这个问题，有一夜他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说，他决心讲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你决心讲异化，我很高兴。’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谈异化这样的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根据和王若水、王元化、顾骧三个人的讨论结果，周扬最后决定挑选四个问题来讲：一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是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样，文章正式进入起草阶段。
王若水回忆：“第一个问题由顾骧起草，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由王元化来写。第四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分配给我写的，我因为还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给顾骧，提前回北京了。”
王若水为何早早地离开天津？顾骧回忆：“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若水与前妻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执笔起草便落到元化与我两人身上。‘报告’四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二、三部分。若水实际上未参加执笔。”（见《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王若水说：“但稿子写成后，周扬又要我修改人道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对这一部分做了大的修改，不少地方是重写。因为时间匆忙，我只能把我过去的文章中的一些现成的话照抄上去。其他两位大概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向周扬说明了我们的不得已，但周扬似乎不以为意。”“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绝大部分观点也就是我的观点，但有些地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周扬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觉得我走得太远了。这次周扬不像过去那样，认真修改助手起草的初稿，亲自加写一些内容，而是有些大而化之。我明显感到周扬是老了。”（《忆周扬》）
王元化回忆：“在讨论中，对于周扬有些见地，我非常同意。他说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就理论准备不足。俄国民主革命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有普列汉诺夫这些理论家，而中国革命缺乏这样的理论家。我们往往只重实践而忽视理论，强调‘边干边学’、‘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等等……这种轻视理论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为中国革命带来很多问题。据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问题，主要在于这一点，当时一位‘理论权威’向中央进言，说周扬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他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竟将自己站在党之外，甚至党之上，说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都缺乏理论准备，难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这一点就成了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但这样的“传说”其实不切实际，因为后来胡乔木、邓力群主要批判的是王若水写的“异化”问题。
王元化承认：“讨论中，周扬还曾对我们说过，王若水对于人道主义、异化的说法有些偏颇的地方。他说马克思主义不可没有人道主义，但是人道主义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在我们社会里是可以通过自我完善解决异化问题的。我在定稿时，按照周扬意见，将王若水所写部分删去了约四五百字。这篇文章在周扬去党校做报告的前一天3月6日的晚上，由周扬本人审定，进行了……润色，直到三月七日凌晨才匆匆印出。”（《忆周扬》）对此，王若水却说：“周扬对我们很放手，让我们替他最后定稿。”
就这样，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周扬一边疗养，一边终于“安静地‘炮制’那篇日后在政坛上掀起轩然大波、在新时期思想发展史上将要留下一笔的所谓‘异化’文章”。顾骧说：“回京前几天，中宣部理论局卢之超来电话，询问周扬同志‘报告’的内容与题目，学术讨论会要安排日程。我与周扬同志商量，他也想不出什么好题目，说就叫‘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我给卢之超回了电话。”（《忆周扬》）卢“因到中宣部不久，不知会议原委，但对周很尊重，认为他当然可以决定这种改变。”（见《回忆胡乔木》，卢之超著，原载《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王震、邓力群、胡乔木及《人民日报》的反应】
3月7日，会议如期在中央党校礼堂召开了。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胡乔木没有参加会议。当时正在医院检查身体的邓力群，特意从医院赶到了会场，听着听着他觉得有问题：“特别是关于异化问题。按周扬的说法，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会异化，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与过去党的一贯说法不一样。我们历来讲，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队伍，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员干部中会发生腐化变质的现象。异化问题我过去没有接触过。现在周扬讲，社会主义本身要发生异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上都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与过去长期的说法不一样。当时，我没有立即断定周扬的说法是错误的，只认为是新说法，有疑问：这种说法对不对？能不能站得住？另一个是人道主义问题。我听周扬讲人道主义时，感觉他的语言和赫鲁晓夫的语言、提法差不多，这种讲法也有问题。周扬讲过以后，一些学者、专家当时就表示对他的讲话有意见。贺敬之听了也有意见，但不敢出来讲话，因为周扬是他的老领导。”
讲话结束时，邓力群还和王震一起上台和周扬握手祝贺。对此，没有参加会议的王若水和王元化都曾有回忆，电视台也播放了新闻。
王若水说：“我没有参加这个会，因为头一天晚上和王元化一起对讲稿进行最后的润色，工作到凌晨，弄得很疲劳。讲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王元化和我就在排字房修改，边改边排，第二天早晨才匆匆忙忙送到会场（周扬对我们很放手，让我们替他最后定稿）。因此，事先送审是来不及了。邓力群似乎很放心地说：‘先讲吧！’”“周扬本是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常常是很吸引人的，但现在他已年迈，只简单地作了一个开场白，就由一个广播员代念讲稿。据参加报告会的记者回来告诉我，这个广播员很有本事，事先没有看讲稿，拿起来就念，居然念得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当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报告结束时，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王震走到周扬面前说：‘讲得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对此，王元化的说法是：“报告结束王震……说讲得很好，还问周扬‘异化’是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当时，坐在台下听报告的卢之超，听着听着“越来越觉得不大对头。因为周的地位较高，在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上，事先没有报告中宣部，更没有请示党中央的情况下就这样讲是不大合适的。乔木没有参加这个会，但这天下午他参加了在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纪念马克思的展览会的预展。我问他的秘书，乔木事先知不知道周讲话的内容？秘书说肯定不知道，因为上午才收到周讲话的清样。”
胡乔木收到周扬报告的清样确实没来得及看。周扬在给胡送稿子时还写了一个便条：“乔木同志：送上马克思逝世一百年纪念学术会上的讲稿，请你详加阅改退下。我病初愈，过些时当来看您。敬礼。周扬，三月七日。”
作为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的卢之超，赶紧请胡乔木的秘书黎虹“快向乔木报告。果然，乔木看了稿子后觉得问题十分严重和复杂”。同日下午，邓力群也打电话告诉胡乔木，说“上午去党校听了周扬的报告，觉得有些观点和提法需要斟酌，希望乔木同志看看周扬的讲话稿。同时把对周扬讲话有不同意见的情况及准备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如黄楠森等三四个人）也在会上讲一讲的意见反映上去。”
但令胡乔木和邓力群、卢之超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人民日报》没有采用新华社发的新闻稿，而是独家发表了周扬讲话的详细报道，并预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对此，王若水说：“《文汇报》驻京记者马上要求周扬把这个讲话给他们发表。我说，《人民日报》有优先的权利。周扬当然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刊载。当天晚上发会议新闻，着重报道了周扬讲话的要点。我特地在新闻后面加上了一句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这是为了防止别的报纸来争夺。”（《忆周扬》）
3月8日下午，生病住院的邓力群接到《人民日报》总编秦川的电话，说：周扬的讲话很好，而且已预告读者全文将在《人民日报》另发，周扬也已定稿。请示邓力群是否同意全文发表。邓力群说：“我听了周扬的报告以后，感到有些问题，但没有把握。周扬的讲话是否全文发，怎么发，你们请示乔木，他同意发则发，否则不能发。”紧接着，邓力群打电话给胡乔木。胡乔木告诉他：“周扬的稿子已经看了，感到问题不少，不是删几句就可以改好的，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电话中，他们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休会两天后继续开。胡乔木还说：“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可以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大会上发言，把这个会开成学术讨论会。这样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否则国内外会把周扬的讲话误解为代表党中央的意见。事实上，他的讲话内容，会前大家不知道。他的观点，没有报告中央并得到同意。”
邓力群马上从医院赶到中宣部，布置会议，要求理论局迅速组织几位不同意周扬观点的哲学、文艺学方面的专家作大会发言，并与周扬的讲话一样发消息和摘要。卢之超说：“这样做，一是因为不少人确有不同意见，更重要的是要造成一种不同学术观点讨论的气氛，而不致使外界认为……党对指导思想有新的解释……”（《回忆胡乔木》）
这样原定于3月9日结束的会议，决定在10日、11日休会两天后继续开。
10日，正生病住院的胡乔木带病率中宣部两位副部长郁文、贺敬之和文联副主席夏衍以及王若水，一起来到周扬家，谈对周扬报告的意见。郁文作了记录。
胡乔木说：“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的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有些问题还没有鲜明地讲出来，或者还讲得不够圆满，倘若就这个样子拿出去，可能产生一些误会。文章中有些话是不可取的。”“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但是我看到周扬同志的文章，抽象化的议论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其实关于人道主义，平反后的周扬担任中宣部顾问后，在一次会议上曾承认自己1960年代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是不妥当的。而胡乔木也曾对《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发表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给予了表扬，而该文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性给予了肯定，还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个概念。
谈话中，胡乔木指出：“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上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容易引起误解，好像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
胡乔木还分析和批评了与此相联系的文学方面的一些现象以及现代派的种种表现，并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在王若水看来，胡乔木的“语调并不十分严厉，而对周扬，他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而且胡乔木这次谈话确实没有讲“异化”问题。最后，胡乔木十分客气地说：“周扬同志您年高德勋，年老体弱，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将文章未涉及的地方或未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够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点，修改好了，正式发表。”
临别时，胡乔木还郑重地对周扬说：“今天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别提出要我用他的名义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发表。”而且，胡乔木不赞成这个时候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的人道主义。他建议周扬文章修改后，作为学术文章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展开讨论。
在大门口告别的时候，胡乔木向周扬深深地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礼。
其实，周扬的报告是同时送给胡乔木和胡耀邦审阅的。但胡耀邦的稿子很快就退了回来，上面有胡耀邦划的记号，但是没有注明任何意见。后来胡耀邦解释说：他还没有看完，秘书误以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来。因为这次谈话中胡乔木没有谈“异化”问题，这使王若水“松了一口气”，甚至觉得胡乔木的话比他预料的要温和。回到人民日报社后，他就向总编秦川汇报说：“乔木的观点和周扬的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他强调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观点周扬和我也能接受。我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
而胡乔木从周扬家回到医院后，立即专门查阅了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的前期和后期的提法，并先后打电话给郁文和周扬，指出--
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果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对此，卢之超回忆：“人道主义和异化等本来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已争论多年，还可争论下去；但周的讲话中把它与社会主义现实结合在一起，使它带上现实政治性。而周又是从三十年代起就与乔木一起共事，‘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我想，乔木迅速坚决采取的这些措施，是从大局出发；力求妥善处理而不伤感情的挽救措施。”（《回忆胡乔木》）
但胡乔木的“挽救措施”并没有挽救他想挽救的一切。
【文章发表后激起的风波】
胡乔木的意见在执行中遇到了很大抵制。
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报告。这是令胡乔木和邓力群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就在前一天，邓力群还专门召开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周扬报告如何处理的问题。会上，因为通知周扬参加会议却没有来，邓力群就在会议中间亲自给他打电话，说：“周扬同志，您的那篇讲话，乔木同志提了意见，希望您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不知您改好了没有？”周扬说：“讲都讲了，我就不准备改了。”就这样，倔强的周扬真的把文稿交给秦川发表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指示通知、或开会专门研究，三番五次地提出需要作出修改再在《哲学研究》发表，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要求下，周扬、秦川和王若水却决然地发表了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想象胡乔木和邓力群对此的反应。
邓力群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报告后，非常气愤，一上班就打电话给秦川：“你和我说要全文发表周扬的讲话，要我表态，我说让你请示胡乔木，你请示了没有？”
秦川说：“没有。”
邓力群说：“为什么要发表周扬的文章？乔木同志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已经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就不是一般的不同意见的问题，而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你要立即写出检查！”
胡乔木16日看到当天的报纸后，马上打电话给邓力群，说：对《人民日报》刊登周扬讲话全文的事不能马虎，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情况。于是，在邓力群的主持下，由贺敬之、李彦、卢之超三人起草了上报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但在书记处会议讨论时，胡耀邦提出“报告涉及具体事，要与本人核对。今天我们不做结论，先把报告送给本人看，该改的、该更正的搞好”。
3月26日，按胡耀邦的意见，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内容是核对事实。参加会议的有胡乔木、邓力群、郁文、贺敬之、周扬、秦川、王若水等人。这次会议上，胡乔木、邓力群和周扬、王若水发生了激烈争论，甚至拍了桌子。4月20日，经过面对面的核对后，中宣部把经过修改的报告等再次呈送中央书记处。但此后却没有了任何消息，主要原因就是胡耀邦一直坚持认为这是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于是这件事情就搁置起来了。
中央书记处出现了不同意见，加之飞短流长，这就形成了上上下下复杂分歧的局面，胡乔木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十分困难。
【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作检讨】
1983年8月，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邓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一个题目叫《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胡乔木帮助搜集资料，准备稿子。胡乔木领命后，立即找龚育之、郑惠和卢之超等人搜集材料，作起草稿子的准备工作。
8月初，胡乔木找秦川和王若水谈话，在谈《人民日报》的工作和整党问题时，再次批评了他们。9月7日上午，因为胡乔木去了杭州，邓小平就找邓力群谈二中全会讲话稿起草的事情。邓力群和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去了。邓小平问：让乔木准备一个关于思想工作的讲话稿，准备得怎么样了？因为邓力群6日刚刚从外地回来，不知道情况，就由龚育之等人向邓小平汇报了胡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的结构、字数。
邓小平听了之后，说：这样讲问题太多，不需要也不可能讲这么多问题。但他赞成由书记处起草一个加强思想工作的决议来讲这些内容，他这个讲话的范围要小一些。内容太多了，对当前主要问题的针对性就不够，就很平淡了。这些内容可以涉及，但是不要分这么细。
邓小平说：“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他还说：“在文代会上讲了污染问题。灵魂工程师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现在好多是搞污染。”“我准备了，也想了，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随后，邓力群等人将邓小平的谈话整理了一个记录稿，送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在清样上只改了两个字--将“我们是把实行开放政策当作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步骤，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句话中的“步骤”，改为“补充”。随后，邓力群将邓小平谈话记录稿送给胡耀邦。
9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9月7日关于整党和不搞精神污染的谈话。随后，邓力群组织写作班子开始了邓小平讲话的起草工作。整理的过程中，邓力群还将整理稿传给在杭州的胡乔木。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对稿子进行了修改。9月30日，邓小平看了经胡乔木修改的整理稿后，当天把邓力群找过去，提了两点意见：“第一，整理稿子看了，太长，砍掉三分之一；第二，自由民主这个问题话太多，有一两句就行了。”但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非常意外地与邓力群讲起了“异化”问题--
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可见，邓小平对周扬的讲话是不满意的。
10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着重讲了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邓小平说：“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邓小平批评那些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的人，“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文艺界的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
10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的陪同下来到人民日报社，宣布中央的决定：同意胡绩伟辞职，免去王若水副总编职务。秦川改任社长，李庄出任总编辑。
在二中全会上，邓力群还在西南组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批评了王若水的一系列观点，并对周扬报告中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意见。周扬也在分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在二中全会的简报上看到周扬的自我批评后，很快就把胡乔木和邓力群找去，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话能交代过去吗……”
邓力群回忆说：“周扬在听了邓小平的意见后很紧张，他知道不作检查是不行的，但采取的办法是拖。胡乔木对周扬一向尊重和关心，考虑到年岁已高，身体又不好，希望他再作一点检查，早点过关，几次打电话去问。后来，还是乔木出的主意，建议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作变通式的自我批评，发表在报纸上。新华社写出稿件后，周扬又在稿子的末尾加上了几句话，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稿子拿到中央书记处去讨论时，胡耀邦看后说：又作自我批评，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怎么叫检查？他主张把周扬的保留意见删掉。”
最后，周扬接受了胡乔木的建议，检讨是以“周扬与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在1983年11月6日发表的。但“周扬与新华社记者谈话”发表以后，周扬很后悔，其家人也非常生气，责怨胡乔木出的这个主意。秦川回忆说：“我常去周扬同志家。有一次，我到周扬家里去，只听他夫人苏灵扬说：‘小胡（即胡乔木）为什么这样？起应（即周扬）在上海替他恢复了党籍，那时不像这样啊！晚上老来电话，催他在报纸上公开承认错误，简直睡不安宁’。”后来各种说法就更多了，有的说周扬作检讨是“上了胡乔木的当，上了圈套，没有料到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会公开发表。”而陆定一在给周扬女儿的信中，甚至说周扬是“被人气死的”。秦川和顾骧对此观点也持认可和同情态度。（《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高处不胜寒。到底是周扬误解了胡乔木，还是胡乔木误读了现实？或许很难有标准答案。批评胡乔木的人们始终认为，要周扬作检讨是胡乔木的意见，而胡乔木多次打电话劝周扬作检讨，并出了“答新华社记者问”的主意，最终导致周扬抑郁而死。然而，不在中共高层工作和生活的他们，哪里读得懂胡乔木的内心世界呢？而周扬对时局的认识、对自己所谈问题的认识是否准确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胡乔木写给周扬的小诗】
1984年1月3日，72岁的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演。他的目的是明确的：对周扬报告中的观点代表中共中央作澄清。
胡乔木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讲了四个问题：一是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是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是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是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最后，胡乔木指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月7日，胡乔木将这篇费时两个多月，四易其稿，长达三万字的讲话稿呈送邓小平审阅，请示要不要公开发表。
1月11日，邓小平批示：“乔木同志：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随后1月27日的《人民日报》和1984年第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这篇文章。胡乔木在文章中表示，希望理论界就这个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不赞成我的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讨论。”
1月26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前一天，细心的胡乔木非常友好地给周扬写了一封短信：“周扬同志：近日写了一首小诗，谨以奉呈。祝春节安好。灵扬同志并此问候。”胡乔木的诗是这样写的--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胡乔木的诗，意味深长。
龚育之回忆说：“当时我曾建议乔木同志同周扬同志谈一谈。乔木说，他也想找一个机会同周扬从容地仔细地谈一谈，但很难找到。他说，只要能心平气和地谈，相信能同周扬谈得很好。”交谈中，胡乔木给龚育之看了他写给周扬的信和上面这首小诗，并解释说：“前一节是作者问剑，第二节是剑的回答。”龚育之还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写道：“1988年，上海理论界的一本在内部很小范围送阅的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赞成乔木文章的许多意见，但是认为乔木同志的批评把问题过分政治化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很想知道乔木同志的意见，我向乔木转达了。乔木告诉我，他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政治化了。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忆周扬》）后来在周扬病重期间，胡乔木曾亲自致信问候，其义也真，其情也切。
1989年7月，周扬病逝。
历史人物因其无法超越所处时代的局限，而永远无法剥离自身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新生儿刚刚迈步时，无论周扬也好，胡乔木也罢，他们都不可能超越阶级，也无法超越政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意识形态的追求，都深深烙下了各自的政治烙印，而在这个背景下结下的怨怼，终于酿成了他们个人情义的悲剧。这也是胡乔木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1990年，已过古稀的胡乔木回首往事，反复吟诵宋朝无名氏的《水调歌头》：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
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
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
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
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
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
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
古人慷慨悲歌、一唱三叹的情怀深深打动了胡乔木，“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更令其唏嘘不已。而他写给周扬的小诗中，那把令他心头流血的“剑”，是否也能“换取扁舟一叶”呢？
胡乔木将此古词手书条幅，送友人。观者曰：其笔力端正遒劲，宛如其人，而又全然不像70多岁的老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
来源: 《同舟共进》 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