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来，日本政坛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无论是“侵略战争定义不定论”，“村山和河野谈话不继承论”，还是围绕慰安妇问题的“失言”，都体现了日本一部分政治人物试图用“向后看”（backward looking）的民族主义来团结国民的倾向，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付出外交和道义的代价，更会损伤国际竞争力提高和经济红利的获得。

20多年的经济发展低迷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冲击就是自信下滑，而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则进一步动摇了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认同。与此同时，政治领导力的赤字和首相的频繁更替、以及2011年的地震海啸核电站泄漏三重灾难，更加剧了日本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日本社会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信心。日本急切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动力来凝聚民心，重塑信心恢复国际地位，而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复兴日本”的一个有用的手段。

导致日本社会缺乏信心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和国民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也就是说经济原因是主要的。安倍晋三内阁执政以来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要恢复信心必须让日本经济上繁荣，为此他大胆地推进所谓的“安倍经济学”，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需求，政府支出以及增长战略，旨在让日本从过去20多年的经济低迷中走出来，日本社会的低迷情绪似乎有所改变。

但是，安倍的“日本复兴”战略并不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是试图把经济繁荣同保家卫国以及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混合体。可能在他看来单纯用恢复经济的方式，不足以调动日本国民的积极性和凝聚力，而必须将发展经济战略同国家安全需要结合才能激发日本复兴的动力。日本经济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低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一年“恰好”又发生了“撞船事件”引发中日领土问题表面化。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日本同周边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领土问题日益突出，日本部分政治家的解释逻辑是因为日本经济实力下降，周边国家看待日本的眼光已经同过去迥异，正因为经济实力下降所以才会备受“欺侮”。安倍晋三首相可以说是把这种逻辑上升为政治话语并付诸实践的政治家，他的逻辑是日本必须要富有才能够保卫自己，才能够对应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挑战，才能够在美国人面前有尊严，为此首先需要恢复经济，但同时必须用修改宪法，集团自卫权，历史认识问题的修正主义立场来激发日本的民族主义和自尊才能奏效。这些做法看上去同明治维新时期的口号非常相似，即国难当头，需要“富国强兵”实现日本的生存与繁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倍的经济政策至少有一半是被放在国家安全的话语框架下被说明的，而在这个新的话语框架的构建过程中，经济繁荣，重塑信心同国家安全，历史认识，日本的传统尊严等“向后看”民族主义成分混合在一起。

“向前看”的民族主义才能恢复日本信心

“向前看”（forward looking）的良性民族主义无疑是日本现在需要的，这包括进一步深化结构改革，增强创新能力，扩大经济开放力度，积极把亚洲的内需变成日本的内需，来赶超过去20年在适应全球化竞争中相对其他亚洲经济体滞后的状况，远景目标应是一个更加开发富有活力全球化的新日本。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具有良好的经济技术基础，国民素质整体水平高，如果在上述积极向前看的民族主义的带动下，日本重获信心和国际尊重完全有可能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的日本将为世界和地区提供新的需求和资金技术来源，将受国际欢迎和尊重。

遗憾的是当下的日本部分政治人物的言行似乎在朝相反的方向行进，即积极鼓励“向后看”的民族主义。他们把维护国家自豪感同这种“向后看”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修改宪法的必要性被部分情绪化地解释为因为这是美国人强加的耻辱；“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被当成日本战后“过度的道歉外交”的图标受到反复质疑；学校教育被批评为不够强调日本人的传统价值观和缺乏爱国主义；恢复经济景气和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则被部分解释为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应当承认日本在战后坚持走和平主义道路，并且在开放的基础上获得了经济繁荣，对此世界各国有目共睹，这也为日本带来了自信心以及同亚洲建立建设性关系提供了可能。

然而，上述的言行从对外角度来说，是在唤醒周边国家对于战争和战前日本的痛苦回忆，结果是在腐蚀日本的国际地位，而不是增加日本希望得到的国际尊重，更加糟糕的是这种“向后看”的民族主义，会对邻国的民族主义产生“哺育”作用而让关系改善更加困难；从对内角度来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过度地强调民族国家意识，而稀释了人们对于通过进一步的开放与合作来达到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的意愿，会进一步强化日本社会已经存在的“向内看”和自我孤立倾向，如果社会的氛围向这个方向发展，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就会受到阻碍，结果是削弱日本的自信心，而不是这些政治人物所宣扬的那样会增强社会的高扬感。

日本希望重新获得自信和国际尊重可以理解，但不是往后看而是往前看，不应当用历史上负面的“自豪感”来强调日本失去了什么，而应当把重点说明放在战后日本走和平道路，复兴经济，技术创新的办法日本得到了什么，以及告诉国内外今后日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远景。

日本的挑战主要在国内，国内生产总值（GDP）决定税收水平，而现在的GDP相当于1991年，国家债务占了GDP的240%，原因就是税收不足。要提高整体的需求，紧紧依靠货币刺激是不够的。老龄化和高福利负担增加了政府的支出，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下降。日本政府在年金、医疗方面的支出已经达到GDP的26.1%，而税收仅为12.5%，而落差就靠举债。提高消费税可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作用有限。

日本经济的恢复最终需要靠增长，如果安倍晋三的大胆金融政策没有带来预期改善实体经济的效果，他很有可能会推迟消费税的实施和国内的结构改革的步伐，而这样做只会把问题继续推迟解决，并增加解决的难度。安倍必须直面这些国内问题，而不是躲避，更不能寄希望于在国际上采取强硬态度，把国家自豪感同向后看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国际关系紧张只会破坏“安倍经济学”。

而在“侵略战争不定论”，“慰安妇存在质疑论”不断浮现的情况下，讨论修改宪法，集团自卫权等问题无疑会引起周边国家甚至美国的警惕，同样会让日本国民感到不安，这一点在日本国民大部分反对仓促修改宪法96条的民意调查结果中得到了证实。

在历史问题上的“向后看”民族主义在国际上几乎找不到对日本的同情者，5月下旬笔者应邀在东京参加日本经济新闻主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上，与会不少亚洲政要直接或者间接地表达了对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忧虑。而“向后看”的民族主义在国内则可能产生社会分裂的结果，而不是安倍所希望达到的团结国民的初衷。依靠“向后看”的民族主义希望达到“日本复兴”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道义成本，将会大大超出可能得到回报。

日本需要 “向前看”的健康的民族主义，并在此基础上集中精力恢复经济如果能够实现继明治维新，战后恢复后的“第三次开国”，将日本建成一个技术创新能力强，社会开放包容，全球化程度高，在解决能源和老龄化等全球问题上的模范国家，才能为日本带来真正的自信和世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