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视角大体是由三者决定的。首先，选题决定视角。政治学作为一门研究政治现象的社会学科，涉及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文化、政治思想等多方面内容，着眼于某一类问题开展研究，就意味着研究者选择了特定的切入角度和观察分析的侧重点。其次，立场决定视角。中国人对日本的“国别政治研究”自然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外部观察”，并因此跳脱出研究对象的“自我干扰”，通常能够避免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知误区。最后，时间上的同步性也对研究视角起到决定性作用。由于今天的中国学者对当代日本政治的研究是处于相同时代的科研操作，当代人对当代国际事务的解读呈现出置身同一时代大潮的性质。

中国学者在日本政治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通常会受到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自由意志与文化、学术背景与方法偏好等多种因素影响。放眼中国从事日本政治研究的几代学人，因其学术背景、知识体系、个人特长，特别是所处时代中的职责使命及供职岗位的特定科研成果需要，其研究的成果产出、发表形式亦有所区别。其中既有早年学习参考国外学术同行的“拿来主义”作品，也有精通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移植借鉴推出独辟蹊径的作品。徐万胜教授在2011年撰写的《日本政治研究30年综述》指出，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在学科初创阶段偏重对日本的“介绍”与“借鉴”。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学科完善期，紧扣时事、研判政局成为主流。此后，随着研究日趋成熟，21世纪初，多学科和跨学科方法也得到进一步运用，研究领域开始从此前的政局演变集中到政治体制、政治改革、政党政治、政治右倾化。

按照吴怀中研究员在2015年编写的《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30年综述》，21世纪初，中国的日本研究领域、中日政治关系研究领域的另一个学术贡献是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理论创新。例如，桐声（蒋立峰、张进山、高洪、吕耀东四人笔名）撰写的《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及吕耀东研究员领衔完成的“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研究”系列作品，完全摆脱了借鉴国外研究的影响和限囿，产生出中国学者独特视角与崭新观点。与此同时，不少非国际关系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开始了不同专业的跨领域研究。吴怀中研究员还指出这一时期的“两大进展”：第一，较为成熟地将政治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日本政治研究；第二，逐步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集成加以运用，开辟出新天地、新路径。可以说，他对日本政治研究取得的进展给予了较高的肯定评价。

不过，前述两份综述主要是梳理了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学科史。如果单就中国人研究日本政治的方法论，其主线和总体特征离不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重视历史研究的学术传统，离不开国情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规范。一般说来，在坚持依照社会主义价值观、世界观指导的同时，也遵循政治学研究的一般规则和方法分类，学者们大多采用历史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制度主义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现象发展变迁过程中通常采用的原则、程序及其技术手段展开研究。笔者择其方法要点与代表人物简略分述如下。

第一，历史分析方法，或曰基于历史研究方法的日本政治研究。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古知今，可以明辨是非。我们坚持批评历史虚无主义，并认定历史科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尤其是在大历史观的方法论迭代更新之后，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自然而然地成为日本政治研究的一条主线。出现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培养国际关系专业人才，及至高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人才进入研究领域已经是90年代。所以，早年从事日本政治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以及20世纪80年代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研究机构的学者大多出身于史学专业或外语专业，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领军中国日本政治研究及中日关系研究的蒋立峰教授、武寅教授等人都是以史学方法为主展开日本政治研究，可以说自有其学术上的合理性与学科背景的必然性。王振锁从日本政治史出发，研究自民党政治源流与今天日本政治生态的来龙去脉，也是战后政治史意义上的成果。李阁楠从日本“脱亚”到“回归亚洲”的历史变迁视角分析了日本政治历史演变过程。即便是国际政治专业出身的林尚立教授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历史分析的学术方法。

第二，阶级分析方法和经济分析方法。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阶级分析方法和经济分析方法在中国研究界占有重要位置。其原因是年纪稍长的中国学者熟悉阶级分析的社会划分，擅长用阶级分析方法解读社会矛盾运动的成因与走势，面对“一亿国民总中流”的均质化日本社会，时有从社会阶层角度研究日本政治的作品出现。进入21世纪后，或许是受日本学者小林良章（采用计量政治学方法）、渡边雅男（主张阶级分析方法）等人研究影响，从事日本社会研究的周维宏教授、胡澎研究员等分别从阶级划分及社会阶层角度论述过日本社会政治。此外，吴怀中研究员在《试析日本政党政治的三大结构性问题》里将“无党派阶层”作为特定视角。随着全球化加速和经济市场的全球化，政治经济学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出发的分析方法在学界也渐成趋势。毕竟，政治学的本质是研究利益分配的学问，利益实现过程又是将决策机构制定的法律贯彻到社会生活中的过程，因此自然引出了制度主义研究方法、政治过程研究方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特定问题研究。

第三，制度主义研究方法、政治过程研究方法及专题研究。率先使用这些方法的王新生教授注重日本政治研究中的过程分析，又重视研究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的形成，其研究较好地弥补了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系统性、整体性不足的缺憾。进入21世纪前后，日本政治过程、政治决策体制、外交决策体制的相关研究开始大量出现。其中，郭定平《论日本首相权力一元化》一文指出，自20世纪末期以来，日本通过一系列政治与行政改革，推动从“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转变，形成了首相权力一元化的新政治体制。徐万胜的政治过程研究也极为深入，指出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其决策过程呈现出官邸主导、政官合作、政高党低、朝野交错的特征，从而导致了“强首相”这一趋势。梁云祥撰文《冷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决策体制的变化及其特点和原因》，指出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客观形势与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主观愿望相结合，使冷战后的日本外交更具政治化的色彩，逐渐开始形成“多方参与、集中决策”的新体制。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张伯玉、张勇、张晓磊、何晓松等学者先后推出不同成果，体现出制度主义研究方法和政治过程全方位的日本政治研究盛况。由于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是冷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系统性工程，而改革又是由政治家群体、重要政治人物推动完成，所以日本政治人物研究也随之进入中国日本政治研究视野。其中，吴寄南研究员的“日本青年政治家研究”从新一代日本政治人物崛起过程入手，深刻分析研究了21世纪的日本政治斗争。此外，吴寄南研究员针对日本政界中“台湾帮”生成过程的研究也是日本政治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成果。

第四，调查研究方法和专项研究方法。这是中国的国家智库对日本政治研究的重要方法。因为智库对另一国家的政治研究是以深刻认识了解对方，为本国政策咨询服务为目的的。因此下马观花做实地调研，借助直接的政要访谈、开展智库交流、寻访征求对方国家政治学者的分析意见等，可以更为直接、便捷地获取所需信息。这方面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学者的日本政治专题调研是在深厚学术研究基础上以广阔的视野开展的，得出的结论往往超出一般意义的专项分析，而成为系统性剖析研究对象国发展战略的本质分析。例如，杨伯江研究员从亚太大国关系角度出发，研究日本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观念与应对，进而深入剖析其国家战略变迁的深层原因。刘江永教授从国家安全理论出发，研究了日本与东亚地区的安全关系变化，对钓鱼岛主权争端、琉球问题等做出了成果斐然的研究。王绍普研究员从东北亚国际关系出发，研究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变化与亚太借鉴合作问题。胡令远教授的“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研究”、《印太战略议程设置与推进：日本外交的新态势》等研究从社会意识深层及外交战略的折射，深入观察了日本政治转变新趋势。上述各类研究成功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确保了调研成果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终以客观、理性的判断得出科学结论，既服务于政策制定，又促进了学术发展，因此调查研究也是中国日本政治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此外，谈到政治学研究，不能不提到数字时代的新议题。近年来，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的普及改变了政治参与和政治活动的方式，带动了计量政治学者做相关的专门研究。例如，2018年邵建国、张择旭撰文《日本政治已是“首相官邸主导”模式了吗？——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从日本各省厅向国会提交的立法草案数量、公务员人数增加情况、审议会设置数量和召开次数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内阁府和内阁官房占据优势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近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青年学者研究，尤其是近年的日本政治研究类博士学位论文中，开始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和解释政治文本的海量数据，从中获取有关日本政府、政党甚至政治家个人和公众的政治态度与偏好以及政治立场的变动信息，并做进一步洞察。在研究国际关系的新一代政治学者中，这种将定性分析与因果推断方法结合的研究方法被称为“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旨在通过系统性地追踪一个事件或行为的形成过程来识别因果机制。鉴于日本政治研究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处于萌芽期的尝试阶段，本文就不一一尽述了。

今天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正处于百花齐放的繁盛阶段。本文作为“述要”不过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很多著名学者的研究未能逐一提及，新一代青年才俊的研究更是无法尽数，笔者在此深表歉意。

来源：《日本文论》2023年第2辑；作者：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