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余日录》
冯亦代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６月第一版
３５７页，２０元
我的电脑上贴着一张贴纸，上面有一行字：“Ｂｉｇ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ｙｏｕ”。第一次看到这种贴纸，很是意外，没想到奥威尔《一九八四》里的名言“老大哥在看着你”会出现在小朋友玩的贴纸上，真是民智已开。诞生于１９４８年的《一九八四》，经过六十年，影响力直追小说中的老大哥：“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在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１０１位最具影响力的虚构人物》中，老大哥屈居第二，仅次于香烟广告“万宝路牛仔”，名列亚瑟王、灰姑娘、浮士德、芭比娃娃之前。
绝大多数预言的成功，表现在它们最终成为现实。《一九八四》的成功，表现在预言最终没有成为现实，在《一九八四》广泛流传的地方，老大哥要么无处容身要么风声鹤唳，在《一九八四》未能抵达或者虽然抵达但是未能普及之处，老大哥总是在看着你。不能说奥威尔决定了未来，但奥威尔看到了未来，他通过虚构的小说对可能的危险进行免疫，他通过对老大哥的想象阻止现实的老大哥，这与疫苗原理类似，接受微量的病毒，唤起免疫机制。
具有免疫功能的不仅有预言，还有记忆，一个指向未来，一个关系既往。人类天生拥有记忆和遗忘的能力，对于个体来说，记忆和遗忘需要达成一种平衡，失忆是可怕的，不会遗忘也是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记得一生中每个时刻发生的事情，他很有可能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会有忘川之水的说法，宁可遗忘，也不愿意记忆。但是对于国家或者社会来说，记忆需要超越遗忘。一个人失忆，可能会很幸福；一群人失忆，一定是一场灾难。一场地震之后，幸存的个体完全有权选择遗忘，这是自我治疗的最好方式；承担记忆职责的是国家和社会，它们必须把地震的每一个细节写在历史里。问题的悖谬之处在于，国家和社会是抽象的，承担集体记忆的是一个一个个体，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
一场全民的精神浩劫之后，如何对待记忆，成了一个难题。章诒和的《卧底》（２００９年４月２日《南方周末》）引发的反响，可以用精神地震来形容。或者，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精神浩劫之后的余震。
冯亦代，朋友眼中的“好人冯二哥”、章诒和眼中如父如兄的“冯伯伯”、文化界公认的老前辈，居然是一个埋伏在民盟人士身边的“卧底”。情节之曲折，不逊色于《一九八四》，也不逊色于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章诒和得知此事，“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北岛曾在《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８年）里转述冯亦代的一段话：“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北岛的感受是：“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冯亦代表示“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连老婆也不能讲”，但是晚年的时候，他在《悔余日录》里泄露了“卧底”的秘密。根据《国家秘密保密期限的规定》，“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有特殊规定外，绝密级事项不超过三十年，机密级事项不超过二十年，秘密级事项不超过十年”。不知北岛看过“解密”的此书此文，是何感受？
让人不解的是，《悔余日录》出版将近十年，很多人看过此书，要么没有什么反应，要么读出另外一重感受。郁风在《听风楼上七重天》（２００５年第６期《读书》）里盛赞冯亦代：“读了他的《悔余日录》以后，才发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不但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并热情无所顾忌地对党直言，如说：‘党没有摸着知识分子的心，有些敬鬼神而远之。'’党外同志不被信任，好像对待资本家，利用、改造，我们则是利用而不改造，只有吃棍子。‘这本书是冯亦代二哥在一生中最苦痛的日子里的独白。” 郁风的先生黄苗子，在章诒和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９日《南方周末》）里同样有“卧底”之嫌，因为有这重关系，这里对郁风的文章存而不论。
《悔余日录》的整理者李辉，在“整理说明”里这样写道：“冯亦代的这些日记，详尽地记录了他成为右派分子后的日常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读书情况和心理活动。从文字看，颇为真实可信。陷入逆境后的痛苦，被改造者的无奈，依然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平等身份的企盼，紧紧交织在一起，凸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弱者的形象。同时，他在日记中还记录了与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当年的往来情况，他们中间有费孝通、潘光旦、陈铭德、邓季惺、章伯钧、罗隆基、丁聪、储安平、浦熙修、董乐山等，这也就使《悔余日录》成为一个群体的生活片断的写照。”这段文字值得寻味，“陷入逆境后的痛苦，被改造者的无奈，依然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平等身份的企盼”，使得冯亦代成为一个单纯的受难者、“一个知识分子弱者”，这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半，冯亦代不仅是“被改造者”，还积极、主动地为组织改造他人做出贡献，不仅“记录了与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当年的往来情况”，还将这些往来情况在第一时间汇报给组织上的同志。在广州的公众论坛上，李辉强调“要对历史有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如果“客观冷静”得如同这份“整理说明”，就很容易成为对历史的另一种“情绪化表达”。
经过一场精神浩劫，几乎每个亲历者都在“示弱”，说自己是受难者，是个善良的好人，因为受难而崇高，责任被归咎于体制和魔鬼（“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这是一个完美的解释圈套，既表达了正义感，又无需承担责任，被指控的体制和魔鬼往往是死老虎。二战之后的艾希曼、《朗读者》里的汉娜，都使用这个逻辑为自己辩护。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知识界与他们一起分享着这个逻辑。试图打破这个解释圈套的成为“公敌”，虽然章诒和在文章结尾表达了和解的意愿，明确表示“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她依然遭到种种指责，诸如只看到一个指头、没看到九个指头，诸如亲者痛、仇者快，诸如不同情弱者，章诒和不得不撰文《我没错》为自己辩解。批评者通常以宽容为由，批评章诒和苛刻，既然可以宽容冯亦代，为何又要对章诒和如此苛刻呢？我不解。
有一种观点是，如果我们处在当时那种境遇，所作所为未必超出当事人，所以我们要同情地理解历史中的个人。汉娜就质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这句话很有杀伤力，却经受不过仔细推敲，它把行为尺度视为价值尺度，这等于是把当事人的行为全面正当化。这种辩解试图让自己的行为和价值统一，但它不是让行为追随价值，而是把价值降低到与行为一样的标准。相比之下，我宁可认同精神分裂者，即使做着自己无法认可的事情，并不因此把行为正当化，宁可价值尺度和行为尺度发生分裂，也要坚持价值尺度这个维度的存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与其“以卵击石”，不如老老实实地做“红旗下的蛋”，这是很多人面对现实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不等于无可非议，更不等于两种选项在价值上可以被等同。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９日《南方周末》曾经刊登一篇《直立行走的水》，讲述“顽固右派”刘衡的经历，她始终不肯交代罪行，不肯承认自己是“右派”，甚至在被威胁活埋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精神浩劫之中，个人是否完全成了螺丝钉，没有自我选择的空间？从刘衡和冯亦代的经历可以看出，并非如此。两者分属两端，更多的人属于两端之间的中间地带，如何评判时势中人？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标准。首先，看当事人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标准要严于其他国民。知识分子经常批判国民性，既然如此，就要起到带头模范的作用，不能遇到非常状况，就退避三舍。其次，看当事人是被动妥协还是主动妥协甚至主动邀功。郭沫若是受害者，儿子死于非命，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有独立人格，在这个方面郭沫若显然弱于陈寅恪。冯亦代的“卧底”，不乏积极主动的成分，为了提高业务水平，认真研究《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等书籍，这不能单纯地归为“被胁迫”。再次，看当事人事后有无反思。从这一点来说，晚年以巨大的勇气坦白“卧底”机密的冯亦代，要比那些至今或者至死严守秘密的“卧底”值得尊重。
和解是必要的，但是和解的前提是真相，这样才能促成反思，否则只是遗忘。个人可以选择遗忘，国家和社会不能失忆。但在集体失忆的情况下，个人记忆的作用更加重要。可惜的是，目前围绕《卧底》展开的争论，主要限于是否需要旧事重提的层面，这使得反思浅尝辄止。比如秋风在反思“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联想起此事：“那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参与者，也成为他们自己所诱发的劣质化政治的牺牲品。黄苗子、冯亦代们的告密行径，正是他们的老师发动的全盘反传统运动的后遗症之一。”虽然我认同秋风的很多观点，但是他的这一反思过于简单和仓促。与其说“卧底”是全盘反传统运动的后遗症，不如说它是传统的后遗症。不过，我并不同意把“卧底”完全归咎于历史，这就像归咎于体制和魔鬼一样，忽略了个人在具体事件中的作用。
由于缺乏反思，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卧底”以各种方式存在。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曾经推行“小天使计划”，每名同学都是“小天使”，暗中关注一名“守护对象”，每名同学也都是“守护对象”，被神秘的“小天使”暗中关注。“小天使计划”提醒我们，“卧底”有时不是恶魔，而是天使。拒绝成为老大哥的小兄弟，需要的是勇气；拒绝成为小天使，需要的是判断力。天使也会犯错，何况“好人冯二哥”、如父如兄的“冯伯伯”？为了唤起免疫机制，奥威尔编织了一个虚构的预言，没有谁指责那是谣言；章诒和复述了一个真实的事件，让我们充分注意到历史的复杂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劝告我们遗忘或者忽略呢？冯亦代毅然公开了个人记忆，遗忘或者忽略不正是对冯亦代的不敬么？我们为集体遗忘而感慨，为何又要拒绝个人记忆？个人记忆不是正在唤醒集体记忆么？
《一九八四》
［英］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６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