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石】余英时先生为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汇》写序，此事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就我所见，说余英时“重评汪精卫”有之，说余英时“为汪精卫翻案”有之。我在此简单介绍评述余英时先生的序文。首先，细按余英时先生的序文，我们应该尊重余英时先生的原意。余英时先生明确表明：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复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內。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

余英时先生又说：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

余英时先生在此序文中，详细地分析汪精卫在“求和”前后的心理，他说：

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来，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別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野石】我赞同余英时先生所解释的汪精卫“求和”的“主因”，余英时的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

【野石】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这是抗战前期不少人的“看法”。但是余英时先生在此未谈到那个时期中国也有不少“主战派”，例如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毛泽东等人均认为长期“持久战”则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政府军事要员也提出“以空间换时间”。这也是不容忽略的史实。

余英时先生说：

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野石】这句话说得有些“语焉不详”，读者要仔细阅读，余英时先生在此说的是“抗战初期的主和”，而非指汪精卫叛国投敌建立日本人的傀儡政府，直接将枪口对准中国抗日军民屠杀抗日志士的历史。本人认为，就汪精卫在历史过程中的“作为”来说，仅仅说他是“主和派”甚至“投降派”都不够，汪精卫在本质上是国贼汉奸，而且是法西斯纳粹战犯。汪伪政府向英美宣战之史实俱在。我已经反复阐明并提出有关的历史资料。

余英时先生也指出，汪精卫“主和”亦有其私人的原因：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別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終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见《汪贼与倭寇 ── 一个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一九八〇年，第五冊，页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页二三二）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后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內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內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婦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深）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石屋续渖》引在刘衍文前引文，页三〇—三一）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野石】余英时在此指出：汪精卫“出走投日”与当时汪蒋在党内的争权夺利有相当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团体、政府等等，岂能没有争权夺利的斗争？老毛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余英时先生的剖析，自有史学大家的权威性。不过，据此而论断：“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不知这是余英时先生自己的论断，还是解释前句话而已。如果是余英时先生的论断，或恐尚有商榷之处。众所周知，丘吉尔在二战初期是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然而丘吉尔并未“出走德国”，组建流亡政府。或谓张伯伦后来被丘吉尔所排挤出政坛，亦未见其有“叛国行为”。政治权力争斗自然有胜有负，却完全不能成为“投日”的理由。

【野石】余英时先生也指出：“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此言精当。余英时先生说：

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婦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

【野石】这里引文重复，但是余英时此处论断极为重要。傅斯年先生将《后汉书》的一句“口语化”。与原文词义大致符合。汪精卫受到陈璧君思想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所知更深。而陈璧君之争强好胜，对权力之热衷，余英时先生之述备矣。我们知道，江青之于毛泽东，叶群之于林彪，皆可谓“败事有余”。陈璧君对汪精卫的叛国行为或有严重影响。

我与余英时先生的分歧，重要在于余英时所引陈寅恪与钱钟书先生的两首诗的理解。

余英时先生提到：

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风致。钱钟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野石】我对余英时先生对此两首诗的解释不敢完全赞同。陈寅恪的诗句，大有讥讽之意。“重点放在诗上”却也未必。陈先生以“阜昌天子”比喻汪精卫，以历史上遗臭万年类乎小丑的傀儡皇帝刘豫比喻汪精卫，可谓“痛诋”。而钱钟书先生的诗句，我认为其重点在于“高位从来谶易成”，颇有警示之意。余英时先生的解释，着重于“莫将愁苦求诗好”，而完全未提其末句的“微言大意”。另外，我以为“似觉南风有死声”，除了故有的典故，与汪精卫作为“南社”的盟主与精神领袖或有关联。若将全诗通读通解，其表面赞赏汪精卫的诗才，而暗寓讥讽警示之意。恐怕也难以否认。

至于汪精卫是否总是处于“愁苦”心境，我不敢妄言。但是汪精卫却有兴高采烈的时候。试举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胡兰成《今生今世》的描述：

太平洋战争我料到它要发生，可是一旦竟然发生了，我却又似信似疑。对于 既成的事实与形势，我总不像他人的安心，不像他人的以为本来是这样的。我只 觉得天下事本来不是这样。而亦因此，我对现前的喜怒哀乐，倒是还比他人真切 。太平洋战争发生，上海租界一夜之间被日本军占领，这就是一桩有声色的事。 小时我来上海，见了外滩英国洋行银行的石头房子，有一种恫吓，使人们的胸口 都收紧，我就起来反叛之心，觉得工部局与街上走的外国人的威严皆不过是认真 的儿戏，今天果然看它倒下来了，虽是日本军所为，我亦还是很开心。而外面太 平洋上，是日本空袭珍珠港，三天就打下了香港，不出旬月，席卷了越南马来新 加坡菲律宾，前线深入缅甸，到达印度边境，且占领澳洲纽西兰对海的岛屿。这 亦是好的。

可是那几天里我到南京见汪先生，汪先生很兴奋，我却答以太平洋上备多力分，英美的弱点今后转为日本的弱点，日本的武力今已到了限界，现在的战果并未确立。当下汪先生怫然，抬头只看天花板，我知他不愿再听我说下去了，就起 身告辞。汪先生待我，向来言听计从，今天是第一天说话不投机了。

【野石】汪精卫确实主动提出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由胡兰成的回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一度势如破竹，而此时汪精卫则“很兴奋”，竟然连平日“言听计从”的机要秘书胡兰成的话也听不进去。可见其“法西斯纳粹”的立场之坚定，确实主动站在“法西斯轴心国”一边。试问：汪精卫如果“曲线救国”，或谓“抗日志士”，本应乐见日本军队的溃败，而不会对日军的“胜利”感到“很兴奋”吧。

余英时先生说：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

【野石】余英时先生指出汪精卫出走的“个人原因”在于不甘成为争权夺利的“人下人”。可谓良有以也。然若是站在蒋介石先生作为国家领袖的立场来考虑，也可从侧面反映蒋先生在民族危亡之时刻，外对强敌，内有纷争，主战或致玉石俱焚，求和则无异“与虎谋皮”，其处境之困难，“愁苦”不足表达其心境。而蒋先生以“其介如石”的耿介坚毅，明知抗战前途未必乐观，却毅然领导中国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我国军民牺牲数以千万计，却也反映出中国人“士可杀不可辱”的不屈精神。与汪精卫的行为相比，何啻天渊之别？

汪精卫伪政府“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一事，这里作简单介绍：

【野石】1943 年1月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向英美宣战案，正式发表《宣战布告》。成立以汪为主席的最高国防会议，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构。此事在汪伪报刊皆有登载。本人见过“平报”的报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查阅。此为“正史”，非野史或汪家后代“一面之词”。

关于此事来龙去脉，当时汪精卫的机要秘书，代言人、宣传部大员、汉奸文人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有所描述，实有参考价值。此“宣战”之背后原因，在于汪精卫与日本“密约”中有“军事同盟”一条。请看胡兰成下述：

高陶发表的密约亦可说是事实，亦可说不是事实。前此汪先生到日本与近卫 首相当面谈妥的和约草案，汪夫人给我看过，当头有一条即是军事同盟，我还说这条不好，要防日美开战被牵入，汪夫人道、「这回汪先生与近卫二人是用笔谈 ，连翻译亦不用，汪先生亦曾率直言明对军事同盟有顾虑，近卫说日美决无开战 之事，汪先生纔同意的。」我道、「形势将非近卫所能作主，日美战争我看难免 。」汪夫人不乐道、「人家是以负责的地位说此话的。」我遂默然。

【野石】“高陶事件”是原属汪精卫集团的高陶两人逃跑重庆，将汪精卫与日本人的“密约”内容揭发。此密约为汪精卫与日本首相近卫密谈而成。再看汪精卫本人如何亲自向东条英机提出向英美宣战：

是年秋，汪先生至日本访问昭和天皇，并与东条首相会谈。行前我写信给汪 先生，指陈太平洋的军事已逆转，日本必对中国让步，与东条交涉要开足价钱。 汪先生不答。乃至日本，东条果然自动提出一切尊重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在华日 本派遣军，大使馆及侨民一体禀遵。东条且对汪先生坦白说明日本存亡不可知， 汪先生见日本在危难中如此真心，遂亦自动说要对英美宣战，东条还劝阻过他。 汪先生是大侠，但王者应如天道无亲。汪先生回南京，就召见我，说我上次信里 的见解很好，但我当面表明不赞成对英美宣战，汪先生听了遂又不乐。这是我最 后一次与汪先生单独晤对，此后虽尚有几次见面，那是在开会及讌集之地。

【野石】

汪精卫主动提出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英美根本不承认汪伪政府，故此并未回应。

余英时先生提到胡适对“主和”的见解：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条，页二○○)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它内外因素，终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野石】这里胡适的日记提到汪精卫的烈士情结，而胡适说：“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则明确地提到“是非”。而汪精卫叛国投日，将枪口直接对准中国军民，屠杀中国抗日志士。若以“低调俱乐部”的主和理由来解释汪精卫，则过分美化其人。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时，胡适却已做了驻美大使，他从纽约打给汪精卫一封密电：

全文是：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

电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到的时候，汪精卫已在头一天发表了投日输诚的“艳电”。就胡适的电文看，其抗战立场已经非常坚定。

【野石】汪精卫的烈士情结，若能够与蒋介石先生和衷共济，在抗战危局中发挥出来，则自然是民族英雄。而他在“自由选择”下成为投敌叛国的汉奸，其所谓“烈士情结”与“大非”结合起来，而终于作为汉奸遭到万世唾骂，其也必然乎。

【野石】又记：章诒和《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一文中，有一段提及高伐林受汪精卫的女儿女婿委托向她赠书一事。对此，高伐林写了一篇短文《汪精卫显示出自己的魅力》回应，在文中他谈了一些事情的来由：

“2004年我开始接触汪精卫问题，通过对其后人的访谈，并搜寻阅读各种史料，深感在汪精卫问题上，充满了人云亦云和以讹传讹。为还原历史真相，推倒加于汪精卫头上的不实之词（当然，加在汪精卫头上的并非都属”不实之词”），连续发表过几组文章，引起一些抨击骂声，一些鼓励支持，更多的是指点切磋。其中，最明确表态认为应恢复汪精卫的本来面目和历史地位的，有一位著名学者、一位著名作家，前者我暂时不提其名，后者就是章诒和。2005年秋天我回国，几位朋友聚会吃饭，聊到汪精卫，章诒和说：“汪精卫的‘汉奸’罪名，总有一天是会推翻的！”

我细读章诒和女士的文章，除了某种感情的宣泄，并无严谨的史料支持她为汪精卫翻案的“呼声”。这里不多谈，他日有余暇时再加以分析。总之，当前史学界的翻案之风盛行，其来有自也。

补记：

今见许知远所写《汪精卫与格瓦拉》，其中描述他与梁国雄见面等情事。提到余英时作序的《双照楼诗词》，有如下文字：

“刺杀摄政王的，做汉奸的，都是那是个汪精卫，他没变，但时代变了。”他翻着手里的蓝色封面的《双照楼诗词》，这是天地图书的最新版本，除了余英时的洋溢着同情的长序，每首诗词语还添加了详细的注释。

我同意余英时先生的序文确实对汪精卫有着同情惋惜之意。大概由于他喜爱汪精卫的诗词。但是余英时先生表明绝无为汪精卫翻案的意思。前此傅斯年先生曾经分析汪精卫成为汉奸的个人原因。余英时谓“下语极重”，言外之意似嫌傅斯年对汪精卫毫不留情。然而我们也看到，余英时先生在此序文中，对汪精卫“下语极轻”，并且表示了相当的同情。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余英时先生引述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句作为对汪精卫的评价，我是不敢赞同的，尤其陈寅恪先生的诗，不能说“重点放在诗上”。此诗作于1944年，抗战尚未结束。陈寅恪先生在抗战时失去亲人，“父母之邦”山河破碎加以失亲之痛，对陈寅恪的打击是深重的。陈寅恪那时大约没有闲情逸致来“品评”汪精卫的诗句。我以为，陈寅恪诗的重点在“人”而不在诗。至于钱钟书的诗句，对“巨公”汪精卫提出嘲讽警示，其诗意也不在赞扬。目无余子的钱钟书先生若真写诗给“巨公”汪精卫吹捧其诗文，岂非有奉承之嫌？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而已。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也写过他们在抗战中的悲惨遭遇。这里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