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祥、李炜光、黄天华等几十位赋税学人历时五年反复修改、屡次推敲润色下完成的《赋税与国运兴衰》一书，终于由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推出了，并于近日在北京举行了一个不落俗套的首发式。

虽然古今中外不乏从赋税角度观察思考国运兴衰的观点，但就集中这么多学力，通过联合攻关方式，以几千年中国赋税历史史料为梳理考察对象，探索寻绎中国版“赋税与国运兴衰”的相关性规律，并有如此厚重的成果集结而言，这本书当属开山之作，拓荒之作，其功德值得肯定与期待。

从秦至清，正如本书“绪论”中所言：“除了中间断断续续几百年分裂时期以外，中国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国家。” 而且，“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虽然充满了腥风血雨，历史发展变化过程虽然纷繁复杂，但是透过历史变迁朦胧的层层面纱，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某些内在的 ，以及重复征税出现的带有周期性的客观规律。”而这些规律大致有如下共同的特征：每个朝代的前期，大多会接受前朝的教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赋税政策，减轻百姓的赋税与劳役负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每到王朝的后期，统治者就会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与民争利，折腾得老百姓背井离乡，陷于水生火热之中，进而天下大乱，民变四起，血流成河，从而结束一个旧的王朝，再同质复制又一个无法摆脱同样命运的新王朝。然而，对老百姓而言，不过如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感叹的：不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已！

问题是，为何几千年来中国一直跳不出这个“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率呢？无疑，本书从赋税轻重的视角，已经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确实，前朝赋税都较轻，晚朝赋税大多都很重。而且，前朝多能体恤民力，修生养息，浪费腐败较少，后朝往往唯利是图，滥用税权，不顾百姓死活。问题是，赋税轻重仅仅是税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健全的税制，还包括其他主要、根本的要素，比如，赋税权力的主导以及监督制衡等问题。简单地说，如果一种税制是经过纳税者同意的，赋税的轻重还是影响国运兴衰的根本问题吗？！当然，在政体既定的前提下，赋税轻重与国运的兴衰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赋税越轻，国民的负担越小，越有利于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相反，如果赋税越重，则国民的负担越大，就会阻滞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但这一结论的逻辑悖论在于，是不是赋税越轻就越好呢？赋税作为国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供求交换价款缔结、履行契约的活动，在理想条件下，交税多少是与其可能获得的公共产品质量与数量成正比例关系的。即就是说，国民享受较高公共产品（福利），是以付出较多税款为前提的。由此可见，赋税轻重并不是影响国运兴衰的根本要素，只是一个主要因素而已。

因此，透过形形色色的历史迷雾，治乱循环的更深原因或在于——几千年不变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体。因为在这样国家里，最高赋税权力是被皇帝一个人独掌，而且基本不受外在条件有效约束地独掌。因此，一切以国家名义征收的赋税，体现的都不过是皇帝一个人，或者是一家一姓，及其少数依附者的赋税意志而已。自然，在这样的专制赋税制度下，老百姓不过是会说话、能赚钱的工具而已。即就是所谓的“民本思想”，也不过是为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江山万年长而已，不过是以民为“资本”而已，和老百姓养鸡养鸭是一个道理。而这一赋税的权谋真谛，朱元璋则是从养蜂人的生活经验受到启发的。他毫不遮掩地说道，牧民、收税和养蜂是一个道理，不能一次将蜂蜜掠夺完，否则，来年就不会继续收获足够的蜂蜜。

事实上，根本说来，专制君主治下的治乱循环，周期折腾，不过是其极端不人道、不自由、不公正、不平等、不法治恶政之先天性遗传暗疾的周期性发作而已。或者说，透过赋税轻重的“晴雨表”，我们仅仅只能简单地预知和判断一个国家国运的兴衰。如要确知“治乱周期律”的根本所在，必须借助逻辑的力量，才可能感知抵达历史深处的逻辑湍流：这就是——透过一个税制的优劣，我们可以预知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与位阶。这是决定国运兴衰的根本和关键要素。优良的赋税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最高赋税权力一定是由全体或大多数公民掌握的，恶劣的赋税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最高赋税权力是由少数公民或一个公民掌握的。而且，这仅是判定一个赋税制优劣的最高标准。其次，判定一个赋税制优劣的根本标准则在于——公正平等原则的制度性“嵌入”程度。当然，判定一个赋税制优劣的终极标准在于——这个税制增减国民福祉总量的大小，人数的多少。

坦率地说，在“赋税与国运兴衰”的主旨下，我们还应该探寻不同税种，比如直接税与间接税组合格局与国运兴衰之间的关系，探寻“用税”机制与国运兴衰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或许，这是本书在倾力于拓荒之责后留下的一点遗憾。因此，如果要继续深化拓展这一重要课题的话，至少应该关注那些更为重要的问题。毋庸讳言，这些问题才是相对比较关键与核心的，能够决定国运兴衰之根本财税因素。

总而言之，不论怎样，《赋税与国运兴衰》一书作为开山之作，其拓荒性已经填补了赋税史论研究的学术空白，而且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得享其在学界、出版界应有的殊荣。而其现实的功德，如果假以时日，也值得期待。特别是对一些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赋税历史基本脉络的读者，这本书则是近年来比较难得的参考著作。

笔者以为，在赋税历史的深处，一定有着迷人的国运兴衰之逻辑与镜像。如果有缘潜入，定会忘情于其美轮美奂、跌宕起伏的图景。历史自有其自然发展演进的逻辑与规律，而且，正是因为赋税与国运之间的历史性纠结和缠绵，历史才会呈现出另一种迷人的身段与气质。在历史的深处，原来本就存在着永远无法忽视的赋税骨感之美，永恒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