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代人对个人、家庭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多半处于语焉难详的状态。在谈到个人命运、家族命运时，我们多半会说，其中有“时代的烙印”，“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沉浮”，“折射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至于“烙印”是什么，“关系”是什么，“时代”是什么，我们多半并不深究，我们的观察止于这种时代社会变迁的感叹。因此，百年来的中国家族命运，其特征是什么，其规律与千年中的中国家族有什么异同，我们是不知道的。但如果深入考察曾国藩家族、陈寅恪家族、袁世凯家族、梁启超家族、蒋介石家族……的命运变迁，我们收获的不仅是慨叹，而且有着人生社会的教益。

我在《家世》中说出，名门望族并不像一般人感叹的个人和家族命运受时代左右;相反，这些家族多是时代社会的“推手”，他们得风气之先，也领先了时代。或者说，大家族是时代变迁中的“避风港”，尽管时代的风气仍会席卷港湾，但其家族成员较之他人要有定力得多。在神州文化陆沉之际，陈寅恪家族的成员多半示范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他们是一个悠久文化的现代人格象征。在激进主义思潮主宰社会时，蒋介石家族仍把传统的“忠孝廉耻”放在心里。在文明转型接纳新的元素时，林同济家族的人率先以专业精神要求自己……

更为准确地说，一个家族要超越地域、阶层的限制，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对创家者有一定的要求。即要求他们在天下层面、在人生的形而上层面、在生活的日常细节层面提供答卷。这些答卷激励、提示后代人，给他们人生路上提供了行修名立的资粮。如有名的梁济之问，他在自杀前问自己的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陈寅恪家族中，陈宝箴的父亲临死前训导他说，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林同济家族的家训中引用过《汉书》句子：“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曾国藩家族有治家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即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起、扫屋、祭祖、睦邻。……就是说，家族的中兴者要有中国传统所说的“家国天下”情怀。

人们总结成功家族的一些特征，比如一个兴旺的家族要有一个中兴的关键人物，女性如母亲或祖母的作用极为重要，每一代人都要有类似“掌门人”或“主心骨”式的人……从曾国藩家族、梁启超家族、聂云台家族、宋耀如家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特征。

不少人对百年中国史的一个感知是，大家族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上层。比如有人看到曾国藩家族、蒋介石家族、陈寅恪家族、俞大维家族之间有“姻亲关系”，感叹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有好事者甚至编织了这些大家族的“朋友圈”，以表明中国社会就是这些家族在“坐庄”……这其实是只看现象没看到其中的道理。那就是，在家国天下体系中，一家族一旦突破地域阶层的限制，进入国家社会的天下层面，其家族成员的起点也必然是天下性的。跟那种村落、市井中的家族成员不同，大家的起点必然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坐天下，一种是坐井观天。

对这种个人家族命运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传统中国人的思考远比今人要细致得多，明确得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此关系有感知的大概是公元前773年的史伯，当郑桓公看到世道变乱心生恐惧时，“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劝他做历史的推手，史伯论及古今形势，对在历史发展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以很高评价，史伯说，“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几百年后，秦汉时期的思想家们才在《易传》中强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以此维度看待近现代百年来的大家族，曾国藩家族、梁启超家族、陈寅恪家族等等家族之所以人才辈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重，之所以能够坐天下，即在于他们中的家族成员有“积善者”、有“成天地之大功者”。

要维系一个家族的荣誉，保持家族的兴旺，一如前述，每一代人都要有主心骨式的人。用曾国藩的说法是，“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可见家教、家风的重要。家教跟贤子弟是“主心骨”的两面，一个是言教，一个是身教。

当然，我们的近现代史是革命的历史，是激进思潮占主流的历史。大家族也受其影响，甚至首当其冲，其中命运沉浮的悲剧令人扼腕。如陈寅恪家族的成员在后来多从事理工领域，其家族傲世的文史血脉似乎断了;如曾国藩家族的第五代第六代都极为平凡，再无显赫人物;如蒋介石家族的后人也归于平凡……这其中自有时代的逻辑，更有家族命运展开的逻辑。早在战国时代的孟子就发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后来的中国人则发现家族的命运不用看五代，三代即可，“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为防止家族出现这种“天刑地斩”的悲剧，中国人都把读书看作跟积德行善一样重要的家教，是谓“世上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以至于曾国藩等家族都把读书当作家教的重要内容，曾国藩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时代或家族命运展开的逻辑是，家族成员之间、代际之间，在社会上的体验或角色表达上有分工之必要。家的本质之一即是分工，这种分工后的综合则意味着全面、整体。就是说，社会分工落实到家族成员之间，只有一个家族走遍社会的阶层、职业或事业时，这个家族的使命才算告一段落。良好的家风家教既浇灌了它的王谢人物，也成全了寻常百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同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仅是悲剧，也是正剧。我们在蒋介石的后代那里看到的就是这种正剧。我们也都看到，那些曾经权倾一时的家族，那些富可敌国的家族，其后代必然会有在文化艺术上的胜出，其后代也会在渔樵耕读上下工夫，道理即在于此。当今社会流行的“近亲繁殖”现象，如教授的孩子依然是教授，演员的孩子依然是演员，官员的孩子依然是官员，……实在是一种暴发户心理，实在是没有理解家族的使命，没有理解时代变迁的本质。

只有在社会分工中体悟到人生的丰富，只有在时代变迁中参透了悲欢离合，一个家族的发展才算完整，才算获得了新的起点。当然，家族在时代沉浮中也获得了真正的考验。那就是，一代人的时势权力并不重要，要在自己是否给了子孙命运展开的空间，要在子孙是否跟自己构成一种精神的谱系。在这方面，不给后代空间的人注定成为笑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而我们看百年中国家族的命运，可以看到不少动人的现象。如曾国藩家族后代人很平凡，但曾家人自傲，“曾家那么多代，你找不出一个坏人。”即使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曾家人身上“没有市井味”。这正是前述，“成天地之大功”所发生的功德。

在史伯发现“成天地之大功”的现象和观念前后，西周的贵族铸了很多簋鼎，他们在上面刻下很多铭文，其中刻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这句话用于家族的教训意味深长。如何在国运世运中保持家族的完整和延续?后来的中国人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