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林琬绯、吴新慧根据李光耀的讲话翻译，显然是经过整理，所以有些话是联合早报的口气。现按原状转发在此。（五柳村编者。）
内阁资政李光耀星期一为以他名字命名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持开幕式时发表长篇讲话，深入地比较了崛起中的中国和印度这两大经济强国的政府制度与公共政策，以此分析两个实行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的国家，在经济竞赛场上将取得怎么样的成绩。
不过，他深信衡量一国生产力与竞争力等经济因素的标准，除了经济尺度之外，也要考虑文化、宗教、族群特性与国民特质等无形因素。本报全文刊载李资政这篇演讲。
亚洲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变。环顾整个区域，各国都在对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决定公共政策的方式进行变革。它们都要迎头赶上，要和发达国家一样繁荣。
原来的亚洲四小虎——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都紧随日本发展。跟在它们后头的有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日本人把这形容为雁行式的经济发展，即每一个新的跟随者都向领导者汲取科技，然后把科技传授给另一组跟随者。不过，这些新进国家不会大到足以改变世界。
中国和印度即将震动世界。它们的人口加起来是全世界的40％，而且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是8％至10％，印度是6％至7％。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印度开始时是外包电话服务中心，现在已转向涉及更复杂程序的商业运作，以及环球企业的临床研究中心。
中国和印度不仅是向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学习，也向发达国家看齐。它们也选择性地采纳和顺应各种治理国家的模式及原则，以自我推动走向前列。在一些工业领域，它们已经超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结果将使世界重新进行平衡。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由来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前身，是1992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开设的小规模公共政策课程。它设立的目的是为研究本区域政府的各种治国体制，同时也为区域内的公务员提供严格的训练，传授实施妥当政策的最佳作法。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新的学院将扩大它的研究和教导范围，把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国家包括在内。它们将是很好的研究对象，并且可能会对一些经济体在对其他先进经济体奋起直追时为何会较为成功，带来一些启示。引进一些特定的制度和政策对它们很重要吗？还是有其他未经研究的更深层因素？
我对中国和印度观点的演变
我在上世纪50年代从政后，就对中国和印度有很深的兴趣。跟许多同在50年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一样，我曾经尝试分析和预测这两个庞大经济体之中，哪个会先成功。我曾经相信那会是奉行民主的印度，而不会是共产中国。
然而，到了80年代，我已更加实际和接受它们之间的不同。相信民主和自由市场是进步与致富的必然公式，是个简单化的看法。不过，我也坚信无论政府是专制或民主，实行中央规划、企业由国家拥有或进行国有化，都会导致低效率和低回报率。而且，即使中国和印度都奉行民主、专制或共产主义，它们的表现也会不一样。我现在相信用来衡量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除了标准的经济尺度之外，无形因素如文化、宗教和族群特性与国民气质，都会影响结果。
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落后于印度。它的基础设施及人口都在1937年至1945年的日本占领时期遭受破坏与蹂躏，接着爆发了内战。共产主义者在1949年取得胜利之后，中国采纳了苏联的治理制度和经济政策。
印度在1947年8月独立后，结存了许多英镑，也继承了前英国殖民地政府留下的良好治理制度和许多上好的机制。它有个奉行民主的体制与法制，也有一支中立而且训练有素的民事服务队伍与国防部队，人民又能讲流利的英语。
不过，印度的优势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它采取了中央规划制度，其结果和中国一样糟。印度的政治领导人虽然有心改革，却面对了不善于改变和抗拒改变的官僚体制。国内地区之间的推挤和贪污情况更是于事无补。此外，因为执政党在不断易角，一味迎合民众的民主政治使政策难以持续和贯彻。以杭州和班加罗尔这两个可作比较的城市来说，杭州的新机场在2000年启用，班加罗尔的新机场虽然已计划多年，但是却迟至去年12月才获得政府批准建造。
中国这个在50年代经济仍相当落后的国家，如今却已迎头赶上印度，并在多个领域超越印度。共产中国是怎么追上民主印度的？民主印度又为何失去了领先地位？
比较中印的公共行政
中国是否因为具备了更好的治国体制和有了制定公共政策的方法，所以后来居上？
先谈税务制度。十年前，中国有套非常复杂的税务制度，包括省政税、市政税、跨省课税、国内货物税及种种收费。自从推行了对制造品征收单一增值税（Value Added Tax, VAT）的税制之后，中国税制的效率和效果都有所提升。
印度也曾好几次尝试推行全国性的增值税制度，却总不成功。最近一次是在今年4月1日，其中20个州改而推行增值税制，却有8个州仍拒绝参与。
中印都深受贪污问题困扰，但是官僚的繁文缛节对印度行政效率的影响远比中国来得严重。在印度创业，须等上88天才能取得所有的相关准证，中国只要46天。在印度申请破产，程序要花11年，中国则是2.6年。尽管中国历经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两段惨痛历史，自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出谷底、成功回弹。
比较中印私人企业界
另一方面，印度的私人企业界却远比中国活跃。身处印度的半关闭市场，印度的私人公司其实难以同美日最顶尖的私人企业相提并论，但是印度却仍然不乏接近世界水平的私人企业，例如达达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资讯系统科技公司（Infosys）和Wipro。印度的跨国企业开始在西方国家的地盘上收购外国公司。再加上印度企业更能遵循国际经商法则，股本回报率也比中国公司来得高，资本市场也更加透明有效。
中国却始终未能造就出伟大的私人企业，哪怕中国如今在科研上的投资已是高居全球第三位。而且中国的商业诈骗情况，规模也大得多。
经济交流，新中更胜新印
新加坡对中国的治国方针和公共政策的接触，要比对印度的接触来得多。有整整十年，新加坡在苏州培训了上千名官员，协助他们规划、管理和发展苏州工业园区。我们提供不同领域的培训，强调怎么规划和管理一座综合性城镇，把工业、服务业、商业、私人和公共住房、公用事业设施、学校、医院、公园、高尔夫球场、消闲设施全集中在一块方圆70平方公里的园区里。新中虽然不完全相同，却也同文同种，但仍有着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致使我们在园区草创初期碰到许多棘手的问题。所幸苦尽甘来，十年后的今天，成果叫人惊叹。
他们不单在专门领域中掌握了我们所传授的经验，还观察我们怎么维持新加坡干净整洁，如何清理河道、搞好绿化，怎么规划、建设和管理我们的公共住屋和市镇。
早在1994年，苏州原是座失修的古城，河道滞流发臭，原有的“中国威尼斯”光芒全然失色。但是如今，苏州疏通了河道、绿化了河岸。豪华餐馆、酒店、购物商场，一座保留了古老建筑却讲究舒适生活的现代化城市所必须具备的所有亮点，全都重新妆点、焕然一新。
中国各个单位组织，例如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市长协会，调派了千多名官员前来研究新加坡体制，考察我们在经济、社会、公共行政、反贪政策、金融管理、人力资源发展、社会安全、税务制度、城市规划管理等各方面的经验。不少官员、至少好几千人，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修读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商业管理和管理经济等硕士课程。
前来观摩学习的官员选择性地移植采纳了他们认为实用的政策。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在中国好几个城市参与公共住屋发展计划，发现这些城市非但有能力复制我们的市镇蓝图，还懂得针对不同的环境气候的需要来改善住屋设计。中国人的学习速度，超越我们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所见。
在印度，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和一支由裕廊集团所领导的财团，在班加罗尔合资建造一个国际科技园（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Park of Bangalore, ITBP）。这是个自给自足的城镇，具备独立的电力供应系统。科技园如今成了印度的重要标志，展示印度有能力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印度人民也开始在其他城市复制更多类似的科技园，当中就有海得拉巴的高新技术园以及真奈的泰德尔工业园（Chennai Tidel Park) 。但是，印度复制园区的进度远比中国来得慢。这可是官僚的惰性在作祟？或者印度的私人企业和消费者在将科技和发明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时，不及中国人反应快？为什么流动电话的渗透率在中国远胜印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不妨研究这个现象。
中国和印度相互学习
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意识到能从彼此身上获益良多。中印正在勤恳刻苦地研究彼此的经验，吸取对方可取的强处，两国将能相互激励、共同前进。但是，双方此刻必须避免陷入对立阵营，一边亲美、一边反美。
中国人都在以高度的热忱去学习英文。他们很可能追上印度，虽然将永远无法培养出印度那样的顶尖层次语言人才，能精通英文和英国文学。但是，以中国人的英文水平将足以同欧美的商人和学者轻易地建立联系。在技术和科技层面，中国紧跟着印度的步伐，也开始为思科（Cisco）等跨国企业提供软件工程师。
印度凭着远低于中国的投资成本，过去十年来取得快速增长。在如何有效善用资源方面，中国还得向印度学习。
中国和印度即将震动世界
中国渴望打造一个像印度一样的服务领域。打个比方，中国找来一家印度公司，为深圳的1000名软件计划经理提供仪态、社交和谈判技巧的培训。中国一家顶尖的科技公司华为到班加罗尔投资，以汲取印度的软件技术。中国人希望软件外包行业能提升到国际水平，希望仿效印度，学会怎么跟欧美客户打交道。
印度则期待同中国一样，在制造业领域成功吸引大量的海内外资金。中国已建立起四通八达的通讯及交通基础设施、电力供应网络、水利资源，并推行政策去促使制造业有能力引进巨额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也刺激了高经济增长。中国在这些工作上所展示的效率和效益，值得印度效仿。印度的增长热点始终集中在信息科技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却无法制造就业机会。不过，印度现在有了个大规模的高速公路网络建设计划，至今已有超过一半完工。
中印的挑战
中国和印度都有各自的优势，却面对共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挑战。中国必须重组国有企业，整顿疲弱的金融业，并确保经济的增长速度足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失业人口。印度的基础设施薄弱、经营环境中仍存有高度的行政与条例管制障碍，而且财政赤字庞大，州政府层次尤其如此，这些都可能拖慢投资和职业创造。
未来50年，中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将会处在科技阶梯的上端，东南亚国家则主要处在增值阶梯的中下阶，还得随时面对更多有效率的竞争者的强有力挑战。另一方面，印度某些地区同样会攀上科技阶梯上端，不过如果印度掉以轻心，它可能会像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腹地一样，把许多广大的穷乡僻壤抛在后头。要避免这个后患，印度必须发展跨地区的高速公路基础建设网络、兴建更快捷广泛的铁路系统和机场、扩大电信网络、开放穷乡僻壤。
中国为何跑在前头
中国的民族相对单元化，90％人口是汉族，有共同的文化，使用同一语言，尽管发音不同，沿用的却是同一套文字系统。几千年历史发展凝聚而成的共同命运，使中国人更能团结为一个民族，能随时随地横跨地域局限，发动资源完成任何使命。
自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28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只翻上三倍，还积蓄了一股改革势头，彻底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使它的市场改革政策如此叫人难以抗拒。
印度的十亿人口则分属不同族群，有着各自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印度国内承认18种主要语言、844种方言、六大主要宗教。过去两个世纪，英国统治者把莫卧儿王朝（Mongul Empire）的部分领土，同说兴都话的北部地区和说淡米尔语、泰卢固语及其他语言的南部族群结合为一体，全统一在一个国家政体之下。印度今后还必须持续努力，煞费心思，才能继续把各个使用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族群团结起来。
印度直至1990年才逐步开放，一路上跌跌撞撞。尽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推行政策时，要比印度来得快捷有效，但是印度固有的民主与法治体制，却使它具备了更胜于中国的长远优势。中国而今快速发展成一个普遍城市化的社会，它的政治体制非得也随之演进蜕变不可，以容纳更大的一群中产阶级人口。他们受过更高的教育、知识更丰富、更能同中国以外的世界联系沟通，对生活素质和环境的整洁有更高的期望，也要求政府透明清廉，希望政府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中国和印度将启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相信可在几年内落实。我知道温家宝总理即将到印度访问，紧接着是胡锦涛主席。中印密切的经济联系，对世界将影响深远，亚细安和新加坡肯定能从中受惠。不少印度人在华尔街、美国的跨国企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机构及大学里身居高位，这么一个国际网络将给予印度额外的竞争优势。也有越来越多中国人在这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中国人对英文和英国文化始终欠缺同样水平的掌握和认知。
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要成功，全人口必须受教育。中国通过全国性教育政策，使人力资本获得充分发展。1999年，中国小孩有多达98％完成五年小学教育，印度小孩只有53％。印度教育尚未普及化，地域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异也比中国尖锐得多。在某些州，例如喀拉拉州，小学就学率是90％，其他地方却低于30％。在2001年，印度全人口中的文盲比率高达42％，相对于中国的14％。
印度在独立建国初期，造就了不少一流大学。迄今，除了像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等少数几所顶尖大学仍然出类拔萃，许多大学都无法维持原有的高水平。在政治压力下，印度的大学招生活动难以摆脱“种姓制度”或者靠议员关系打通门路的阴影。中国大学则早已从文革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收生标准如今纯粹以入学考试成绩为依据。
中国的基础硬体设施也远比印度来得强。中国的高速公路网络长达三万公里，是印度的九倍；每1000人口中的流动和固线电话使用率，也比印度高出五倍。印度要迎头赶上，非得孤注一掷，投下大笔资金建造道路、机场、码头、电信和电力网络。印度现任政府在最新的预算案中对这点予以认可，接下来必须尽快付诸实行。
中国的官僚在建立治国体制和制定公共政策方面，一直循序渐进地引进和采纳最好的经验。他们研究并仿效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成功例子。中国沿海城市正急起直追，但是广大的内陆乡村仍远远落后，突显了贫富和就业机会两极悬殊的问题。中央政府深切意识到这些危机，把最有干劲、最有成就的市长和省长都调到贫困省区，设法缩短这道鸿沟。
面对这些排山倒海的问题，中国的反应往往是主动性高且多层多面。例如为了解决能源供不应求的困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开始转而开发印尼的油田和气田，甚至进军委内瑞拉、安哥拉和苏丹。
印度也刚在不久前同缅甸签署协议，利用输气管道途经孟加拉输入天然气。印度政府也计划整合国有石油公司的力量，像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一样，采取更大的主动。亚细安－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又是中国先行一步的具体实例。中国抢在日本前头，先向亚细安国家开放它的农业产品。虽然印度也正同亚细安磋商制定“紧密经济关系协定”，不过中国早已捷足先登了。
值得两国警惕的问题
2005年3月29日的《金融时报》有这么一段报道：“缺乏一个强劲的资本市场，对未来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走向，将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大可凭低成本的制造业争取眼前的竞争优势，但是长远来看，北京的决策者其实希望国家经济重心能朝高增值、有能力制造更多高薪职业的高科技领域转移。中国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私人企业界，由一群冲劲十足的企业家主导，创建更多创意十足的企业机构。然而，在一个主要为国有集团服务的产权投资市场，被排挤在外的恰恰就是这些创意十足的私人企业公司。私人企业当然还可以透过银行集资，尤其如果公司拥有良好的政治关系。但是，少了一个健全的增股筹资渠道，中国很难发展一个强健的私人企业界。
在这方面，许多人总会认为印度早已走在前头，理由是印度的绝大多数大公司都来自私人企业界，通过股本和债券市场集资增长。
中国却急需一个强劲的证券市场来抵销养老金所可能引发的危机。中国25年前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一大副产品，就是在十几年后，退出劳动队伍的人口远远超过加入劳动队伍的人口。”
因为极端的独生子女政策而造成人口急速老化，正是中国当下最大的劣势。一个国家在未致富前就先老化，世界当前还找不到另一个先例。对比中国人口平均年龄33岁，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而且还在不断快速增长，人口效益显然更高。但是，印度还得先把人民教育好，否则契机反而将成为负担。
公共政策学院能充当中立平台
中国和印度将相互竞争，也同发达世界竞争。中印的治国体制和制定政策的方法，将是决定中印表现的主要因素。
设在新加坡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可以为中国、印度、本区域和世界提供一个中立平台，供学者和决策官员聚集交流，探讨一个社会为什么能成功。在这么一个中立平台上，学者能对现有的不同社会体制自由客观地进行对比，总结出有利的经验。
学者也可以探讨文化、宗教、语言等无形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将影响一个社会最终的发展方向。
虽然新加坡要到近20年才积极同中印进行广泛往来，但是我国同印度的联系其实可追溯到英国统治者最早发现这个小岛的开阜期。早在1819年，新加坡就已经由印度的加尔各答管辖。我们也同美国、英国和欧洲建立起紧密的关系。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复兴，未来的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实自古以来，东南亚区域在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都深受中国和印度两大古老文明的深远影响。也因此才会有“印度支那半岛”（中南半岛）这个名称。这象征了印度和中国文化的综合延伸。
但是，东南亚区域又同时是全球回教徒最多的地区，而回教世界又恰恰处于汹涌澎湃的历史发展期。因此，东南亚今后何去何从，将取决于中东、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东南亚将前所未有地受到四股势力同步搓合的影响：西方的基督教、回教、中国和印度。
东南亚各国从各自的殖民统治者身上继承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印尼继承了荷兰制度，越南、寮国和柬埔寨继承了法国制度，新马和文莱继承了英国制度。缅甸在日军占领时期丢失了英国留下的遗产。泰国不曾受到殖民统治，却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制度。我相信英国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留下了一套最适用于这三国的制度，但是新马文却也同时不断从其他国家身上汲取宝贵经验，丰富和完善了英袭体制。我相信印尼、越南等其他亚细安国家，没理由不能从许多成功的例子中，采纳最好的经验。
过去十年来，公共政策课程已经让来自本区域各地的高级官员学习治理国家和制定政策的最佳作法。这些背景多元的学生，在共同学习中也交织出许多想法和作业方式。他们相互交流意见，也相互学习。课程的教授也为本区域的政府就如何改进他们的公共政策及治理制度提供咨询。学院可提供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学院有位教授现在正以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的身份，为菲律宾政府医院实行以职能为财政预算标准的财务制度提供咨询。这个概念是一群曾经参加过公共政策课程的菲律宾学生在研究了新加坡的医疗财务制度后所提出的。当学院的课程重点今后也扩大到中国和印度时，将会有更多类似的增值结果。学院提供了理想的平台，让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学者、官员和学生聚集、研究和交流，探讨如何在当前的全球化世界中更好地治理各自的社会。所有学员将会在严格研究成功及失败的政策过程中获益。
着眼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以外
要促进我们对那些既有效又能改进人们生活的治理制度的了解，我们必须拿欧美国家的治理及公共政策制定方式，同中国、印度及东南亚的作个比较。新加坡在治理和公共政策上的经验，即如何借用和改良欧美的政策与想法的作法，可能可以为它如何能成功发展，带来一些启迪。
不过说到底，决定一个国家发展与进步的是领导人的创意以及肯向其他地方汲取经验的胸襟。他们也要能透过有效的公共服务来迅速和果敢地实施好的主意，并且能有效地说服广大民众接受痛苦但却值得进行的改革。到底是中国还是印度会证明它的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我们在本世纪中就会知道答案。(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