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

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在《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的前言里写下的这段话，几乎是他的历史著作里的主旨和精要。他像一个敏捷的侦探，总是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官方卷帙和飘落在历史风烟里的蛛丝马迹探寻往事真相，并用文学化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让僵化的史料背后的人物从时光隧道中返回，成为活生生的人物。

对历史进行侦察：一种典型的非虚构写作

发生在1728年的曾静谋逆案，以湘西安仁县大路边的一个小小学馆的一次闲聊肇端，无数士子文人的命运因之改变，而一些也许本可以老死户牖的小人物也懵懵懂懂被卷入这弥天大案之中，最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和一个不起眼的乡村教书先生之间的“对话”———当然不可能是平等的对话。阅读曾静案的整个侦察过程，我们很容易联想起2003年某个非典源的追查过程。史景迁确信：某次和来自省城的陌生人的谈天，某次和邻人的唠嗑，某次途经的被流放边陲的犯人们之间的闲聊，甚至是添油加醋欺瞒吹牛的大话，都在若干年后被掌握着巨大资源和人力的官吏们，从久逝的往事和深埋的记忆里拽了出来。

1729年7月27日，雍正皇帝发出了一系列谕旨，和谋反的士子曾静展开了一场亘古未有的讨论。《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里的雍正不是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励精图治为天下苍生谋幸福的“公仆”，也不是《李卫当官》里和兄弟们比勇斗智心系祖宗基业的“好领导”，这个雍正简直就是不良少年管教所的所长。他立志要让被异端邪说蒙了心的不良老年曾静翻然悔悟，深刻地自我批评，“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谋逆犯转变为一个诚心归向的合作者”。为了让曾静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让曾静学习朱批奏折并写下读后感。皇上和大逆之徒的书面对话，形成了一本《大义觉迷录》的书刊行天下，以求“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后来被他儿子乾隆全部收回销毁。

史景迁的历史侦察，让雍正从历代无数帝王中脱颖而出，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很难用政治手段或权谋一言以概之。

他这种讲故事的历史写作，正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特定时间的故事。大部分历史著作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给事件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会做出这些事，即使他只是“如实”叙述所发生过的事件，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而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则是西方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它用一种更具想像力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侦察，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在史景迁的内心深处，他最真切地抵达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小小私塾。

这是我在现在风行的历史写作中看不到的真诚。一些写作者习惯于用现时观念去勒索历史上的人事，或者用一些自创的词汇去套用历史事件。当然并非不可用，但正如史景迁所言，万事万物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历史如此，现实如此。

历史写作也如此。

几十年前，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民族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往往诚惶诚恐讳莫如深，恨不得一下子抹掉记忆，好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时候，历史是包袱，是负债。一不小心，就要为之人格破产，斯文扫地。三十年河东，如今证明历史不仅不可怕，还很有趣，还是生金蛋的营养鸡。

无数雄伟废墟之外：乱坟岗里扒出的人生

从黄仁宇的“大历史”纵横天下，到如今皇帝们的幽灵飘荡在大小荧屏上正说反说，消费历史好比消费电器，品种丰富任君选择。但在我看来，市面上无数“死者的倒影”都不及史景迁的一双磨损的软底红鞋耀眼。

如果说《皇帝与秀才》一书中构建了一个寒儒社会———读书人一生陷入科考之网，一旦无法及第，便被定格为失败者。于是他们期冀于在思想和知识上达到与达官显宦们的平等。另一本小书《王氏之死》则构建了十七世纪中国一个边缘小县的日常社会。

史景迁通过三个渠道进入郯城和郯城历史的悲痛。一是1673年编写的《郯城县志》，一是曾任郯城县令的学者黄立鸿的官箴和回忆录，一是郯城邻县淄川作家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十七世纪中国山东郯城乡下夫人王氏的死亡，经过史景迁的侦察，她的一生骤然再现，并由此勾画出清初庶民社会的重重面貌。

妇人王氏穿着软底红棉鞋，躺在被白雪覆盖的林间空地上，越过她的身体，我们才进入真正的乡村世界，走进我们先人的苦难和梦幻之中。

黑格尔曾简洁明了地评价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在无数雄伟的废墟之外，史景迁从乱坟岗里扒出的一段人生，格外地珍贵而且壮丽。

历史学家史景迁

史景迁 1936年出生于英国。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上大学期间，曾辍学加入英国皇家军队服役，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因钟情于古中国文明，毕业后在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在耶鲁他转益多师，跟随美国当代汉学的巨擘费正清教授学到了不少东西。史景迁是幸运的，他的导师在教他汉学以及中国文化时也教了他中国的人文精神以及中国文化的迷人的魅力，培育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挚情。从业师莱特教授夫妇那儿，他了解到了在教科书上远读不到的中国———那不仅是神秘的、雾霭重重的中国，也是悲怆的、灾难深重的中国。

对他治学影响较大的是他惟一的一位中国老师房兆楹教授。在几十年后，忆及当年的求学生涯，他仍忆念恩师的严谨甚至是严厉的责己及律人的治学作风。自己也成了大师以后，史景迁仍然忆及中国老师的严格治学的精神。他深味中文称谓“老先生”的深意，那代表着一代人的治学风范，一种神圣地效法、师承和献身的精神。

他今天是美国汉学界中大师级的人物，和孔飞力、魏斐德一道被称为费正清之后的“三杰”。其治学领域极为宽广，他古今兼治，中西双擅；以治明清思想史和文化史为经，以治西方汉学史为纬，纵横交错，东西兼顾，从而在这宏观的背景上编织出深远的、富史诗般意境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他还是一位十分杰出、流行的作家型学者，他力图把古老、枯燥的汉学带入当代社会，他的大量著作，文采斐然，妙笔生花，在西方社会一般层面上极大地拓宽了汉学的视野和影响力，开掘了读者群。汉学这一学科在当代欧美受人注目并日益走俏，史景迁居功至伟。（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