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史景迁在序言里写道：“我所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些具体的个人，他们并不处于革命过程的最中心，却以其特有的敏感描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苦痛。这些个人经验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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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罗素（Bertrand Russell）费尽周折地到了苏联，并见到了列宁，却失望地发现他智力平庸、性格狭隘，而且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恶作剧般残忍的气质”。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则是“封闭的暴虐的官僚体系，特务系统比沙皇时期更厉害更发达，贵族阶层同样冷漠和傲慢。”同年年底，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中国讲学。待了一段时间后，他惊讶地发现，大部分中国人竟然对那个在他看来“极端恐怖”的国家充满了幻想。
于是，在长沙名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中，罗素忧虑地指出苏联这种以暴力夺取和维系政权、将无限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共产主义是不可取的。
毛泽东恰好被《大公报》聘请为这场讲演的特约记录员，但这位湖南青年却认为：罗素提倡的以教育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贫弱的中国没有时间进行渐进改良，而迫切需要列宁所说的那种“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的革命。恐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获胜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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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思想代表着中国革命在1920年代的一个重要转变：革命的目的不再是为所有人争取平等的权利；而仅仅是为其中一部分人，即“无产阶级”争取权利， 留给剩下的那些“阶级敌人”的将是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诉诸仇恨的马列主义是进行武装斗争时的利器，但其危险性在于：划分这两种人的界限是模糊的，很多时候甚至仅仅取决于领袖的个人意志。因而，这就为日后从内部升起的黑暗埋下了伏笔。
按黑格尔（G. W. F. Hegel）的说法——马克思的观点与之相近——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是 “世界精神”的代言人，他们能够将潜在的、不自觉的历史必然性带到自觉的实践。至于大部分民众，对历史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能做的仅仅是“追随这些灵魂领导者，因为他们感受着他们自己内在的精神不可抗拒的力量”。
但史景迁(J. D. Spence) 的《天安门：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似乎故意要与这种史观相悖：仅仅关注革命领导人是不够的；有时候，反而是那些革命边缘人的经历，更有助于勾勒出革命真正的面貌。史景迁在序言里写道：“我所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些具体的个人，他们并不处于革命过程的最中心，却以其特有的敏感描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苦痛。这些个人经验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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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是以康有为、梁启超坐蒸汽船赴京赶考的途中，在中国海上遭遇到了日本军舰的拦截和搜查开始的。同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悲愤交加的康梁率领数千民上京赶考的举人联名上书，反对条约，拉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
虽然痛恨日本的侵略， 但康有为变法的根本思想却是来自明治维新。在他看来：在外有居心叵测的列强虎视眈眈，内有愚弱的、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国民的情况下，最好是像日本一样，由一个强有力的威权政府来推动自上而下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一面抵御外侮，一面教化民众。
不可否认， 从今天看来， 康有为提出的主张自有其合理之处。在中国传统中，皇帝扮演的一直是政教合一的角色。民众对皇帝的依赖性非常强。所以，即使在制度上将皇帝废立了，两千多年的王朝专制在民众内心留下的奴性却无法泯灭，他们无比渴望一个新的全能领袖的出现。尤其是在长久的动乱后，一旦有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的类“圣王”，他们会立即匍匐于其脚下，高呼红太阳。
由于操之过急， 维新变法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弹。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到国外，在日本，孙中山想要见他，却被拒绝了——康不屑与孙这种革命党为伍，“虚君共和” 才是其一贯主张。康坚持认为，革命只有可能在像美国和英国那样有悠久的民主传统的国家成功。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除了将两千多年的专制沉淀重新翻搅起来以外，革命还能做什么？但戊戌变法后，立宪派实际上大势已去，革命派则越来越得势。
孙中山始终记得当年康有为对他的怠慢。作为报复，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他就派人拆了立宪派在日本的会所。梁启超在一封信里描述当日情景：“所有什物相架门口匾额对联全行拆废，抛之街外，有中立人见而不平，公论一两句，则被他党人随街驱逐殴打，曾打四五人不堪者，幸各同志知机，无与其争论，故无损伤者，然亦受辱不少矣。”信的末尾，梁近乎诅咒地写道：“真是强横无礼，禽兽之不若也。俗云所谓‘未登天子位，先置杀人刀’，天必不佑，且观其后矣。”
梁启超的预言最后成了现实。我们可以从孙中山那里看到中国几乎所有革命者身上普遍的矛盾之处：在纸面上，或未成功前，他们满口是民主、宪政、自由；但是，一旦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专制、独裁、党同伐异等各种传统的阴暗手段又会被同一个人熟练地调用出来。这种转变往往是不自觉的。
这种言行不一更深层的原因是革命者们确信“目的证明手段合理”：只要理想是崇高的，那现实中的任何残忍和黑暗都是可以被忽略的——瞿秋白在苏联期间，亲眼见到了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下，饥饿的农民煮食尸体，或者绝望地点燃房屋烧死自己，但这都没有动摇他的信仰。瞿秋白并非冷酷无情，而是在他看来这些手段与“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并不冲突：“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很有趣。”
正是在这种“目的证明手段合理”的信念中，原本志在推倒一切的革命者们，欣然重拾那些被早已被唾弃的旧东西，并逐渐蜕变成当初自己要打倒的人。托克维尔（A.Tocqueville）研究法国革命后得出的结论也完全适用于中国。他发现，在革命过后，“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部恢复实施，并且固定下来。”“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鲁迅却认为，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该归咎于革命者。1907年，他在日本写出《摩罗诗力说》，热情地呼唤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健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可是二十多年后，他绝望了。因为即使这样的战士出现，等待他的命运也无非是“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到底是“革命”还是“不革命”？鲁迅终其一生都被这个问题所折磨。有时候他认为，革命这个手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另外一些时候，他又不禁从根本上怀疑起这一切：“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
丁玲的立场不像鲁迅那么犹疑不定。她始终信仰共产主义革命，这一趋势在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枪杀后更加明显。在被软禁3年多后，她于1936年辗转逃到了中央苏区，这位著名作家受到了中共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甚至亲自接见了她。虽然延安的条件很艰苦，但她却在那里如鱼得水。
可是渐渐地，她发现延安存在着严重的“首长至上”现象，上下尊卑等级鲜明；作家只被当做宣传工具使用，没有任何创作自由；甚至连恋爱都是受限的，只能由领导介绍批准。1942年3月，为响应毛泽东鼓励党外人员“善意的批评”的号召，丁玲写出了《三八节有感》一文，并在自己主编的《解放日报》刊出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没想到，这些文章引得龙颜震怒，“发扬民主作风”很快变成了打击“自由化”。幸好丁玲在国统区的名气大，得到的处罚只是被下放至北大荒两年而已。作为替罪羊，可怜的无名小卒王实味则被残酷批斗，不久被逮捕，从此失去人生自由。即使他无数次痛哭流涕地忏悔，写了无数交代材料，1947年还是在山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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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Max Weber）曾说过：“打算用武力在地球上建立绝对正义的人，他需要有追随者，有一架由人构成的‘机器’。他得不断为这些人提供精神的和物质的必要奖赏……领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
一般来说，革命机器的组织及意识形态控制越严密、领导人越权威、等级制越鲜明，效率就越高，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也越倾向于专制独裁；而另一方面，革命组织内部越崇尚平等、成员行动越自由、意识形态统治力越弱，那革命机器就越松散无力，因而更可能被镇压或淘汰——这是所有革命内部难以解决的一个永恒悖论。如何在保持战斗力和控制内部黑暗因素之间保持平衡，是摆在革命面前的最棘手问题，其难度不亚于走钢丝。实际上，除了少数特例，所有暴力革命基本都失败了。革命的目标定得越高，意味着对人性幽暗面的警惕越低，那么，它就越可能走向失控和暴虐，甚至可能反过来吞噬那些目标纯洁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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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丁玲经过延安整风后，对党无疑更加忠诚了，但她仍然在“反右” 时期被打成“文艺界的大右派”，再次被下放北大荒12年。1970年，文革小组找到了她，丁玲以为他们是来救自己的，没想到反而被关进了条件更为恶劣的单人牢房里。其后整整5年，她被殴打、虐待，所有亲友都被禁止探监，她陷入彻底的孤独之中。
直到1978年，丁玲才真正重获自由。但几乎与此同时，一个30岁的年轻电工因为在西单民主墙上写下“人民还在被封建思想所愚弄，还在被封建的枷锁束缚着”的句子而被判十多年重刑。
书的结尾，史景迁问道，漫长的革命真的让中国人 “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争取到了那些在一个世纪里一再被允诺，却从未被实现的东西吗？”答案是否定的。和一百年前比，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恐怕就是革命话语的“名”与“实”被完全颠倒过来了：最恐惧革命的人完全垄断了“革命”的使用权，声称与他们相对就是与革命相对。而用一百年前的眼光看来无疑是“革命者” 的人， 现在却成了“ 反革命”。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