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来华，无疑是今年文化界最热闹的新闻之一。史氏此次东来，主要为宣传《曹寅与康熙》《胡若望的疑问》《改变中国》三本著作的新译中文版。由于万科集团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资助，史氏得以在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四地高校巡回演讲，出席各种公共活动。史景迁的每场演讲，都是被人群裹挟着入场，听者几无立锥之地，甚至有人从广西专程来京，只为“在人群中看史景迁一眼”。网络说，史氏受欢迎表明，这个时代人们对知识的热情，已经转向对知识明星的热情。此语着实不假，西方治中国学者夥矣，但影响只限于专业领域，能够如日中天、名利双收，在中国拥有明星般待遇的，当代仅有史景迁一人。

应该承认，史景迁作为美国的“汉学三杰”，并非浪得虚名。史景迁有史料，而且很多都是从各处图书馆档案馆挖来的一手资料，写文章密密加注，这一点相对于任何历史学家都不逊色（当然，这也要归功于他在耶鲁的御用团队，专门负责为他收集各种资料）。史景迁也有文笔，他有一种能力将枯燥生涩的史料酝酿发酵，变成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在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史景迁有他的不可替代之功。不过，受欢迎未必就等于“水平高”或“最好的”。史景迁的作品，当然远远比所谓《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读物，或各种历史剧靠谱，但如果将其抬到很高的程度，甚至奉为经典，则完全不必。

一

史景迁的所有作品，可以简单以三个字概括：说故事。如史景迁的弟子所言，无论是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还是中国的司马迁，擅长的都是说故事。近代的史学家受兰克学派影响，以考辨史实为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将历史搞成了短钉碎末的考证之学，其后主流学风又转向以“观点”和“问题意识”为主导的探讨，将历史研究变成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史景迁则是继承了从太史公以降说故事的伟大传统，并将说故事的本领发挥到极致。然而，说故事并不是讲评书，至少应该严守史学的某些底线和标准，否则便成了非小说非历史的四不像，不伦不类。

《康熙：一位君主的内心世界》，便是由史景迁越俎代庖地为康熙代言，可算是一本《康熙口述自传》。然而，这部《自传》虽然有一定的文本依据，但基本都是主观的想象，而不同于史学意义上的“思想史”或“心态史”。因为后者虽然也是研究传主的思想，探究其心态，但主要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文本分析为主，根据材料得出结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然而，史景迁这种完全为传主代言的做法，彻底模糊了作者和传主的界限，将书写成一部历史小说。因此汪荣祖评价道：“史景迁以小说家的手法写康熙自传，揣摩人心，剖析复杂的性格，勾勒出别开生面的康熙自画像，自有其文学性的效果。但他毕竟仍然是学院中人，需要遵守史家求真的原则，以史料为写作基础。”

《王氏之死》也是如此，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山东郯城的小人物王氏。这样一个小人物，正史永远没有兴趣记录，史景迁却独具慧眼，透过王氏死亡的个案，展现出明清时期中国农村劳苦大众的生活状态和思想形态，的确独具匠心。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本来不需要运用想象来操作的题目，史景迁却不惜笔墨地进行想象，用一种所谓蒙太奇式的方法重建王氏去世之前的心绪，使得现实和梦幻交错。这种做法未免太离谱。讲故事本身并没有错，但史景迁没能遵守讲故事的界限。如果史学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想象来创作，那么研究者不必去搜寻一手资料，遇到困难时只要充分发挥想象，便可编织起支离破碎的历史之网。如果可以这样写史，史学的客观标准何在？何况，每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都不相同，如何能保证这种想象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很多时候，史景迁貌似在说故事，实际是在抄故事。比如《胡若望的疑问》，根据当事人传教士的回忆记录，重现了一个大清子民胡若望在法国的活动。他运用这些档案时缺乏考证，基本是将当事人的说法叙述一遍。然而，当事人出于为自己辩护，会很自然地大书特书胡若望的疯狂和不可理喻。史景迁津津乐道的，也是这种堂·吉诃德式的疯狂和不可理喻。真正的胡若望到底是什么样的？虽然没有其他旁证，但起码要对这些档案进行一定的考证，搞清楚哪些是胡若望的真实情况，哪些是不实之词。然而这样的工作几乎没有。至于讲张岱生平的《前朝梦忆》，虽然其中也有大量关于晚明中国社会的历史知识，但基本是张岱著作《陶庵梦忆》全书的摘抄和翻译版（已有学者指出其中存在大量翻译错误）。因为张岱的生活经历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全书也显得极为无趣。

二

实际上，真正高明的历史学家不能只会说故事。如果以此为标准并津津乐道，那么其水平基本停留在“评书艺人”的层次，只是故事稍微比说书的靠谱一点而已。历史写作不应只是说清了这个故事，还应该给人以思考，让读者看到某种史家的智慧和洞见。就如钱穆的《国史大纲》、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都能反映出作者的洞见和深刻，这种深刻往往比历史本身更有魅力。然而，史景迁及其弟子未必会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是臧否人物，拘泥于中国旧史学中的“史德”，是带有某种立场的写作，将会损害写史的客观性。史景迁所受的现代西方史学训练，使其不会因一己的偏私损害历史的大公云云。这倒是一种很讨巧的说法，然而从事实来看，史景迁未必是拒绝臧否，而可能是无力评价。

以《太平天国》为例，虽然情节紧凑，语言精彩，但只是从头到尾叙述清楚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但因为没有见解和评价，读完没能给人留下任何深思，只记得各种荒诞和热闹。实际上，史景迁对太平天国并非没有评价，而是评价得很幼稚。他在《追寻近代中国》中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确立了集体领导，即洪秀全没有形成中央权威，手下诸臣争权夺利。其他原因还有：没有获得西洋人的同情、没有唤起人们的反满情绪等等。然而，只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太平天国的失败，主要是其仍然延续了与满清一样的专制统治（甚至更加落后），没有一套先进的治国理念，也没有提出什么可以代替清王朝的政治方案。这看似是教科书上的套话和老生常谈，却仍比史景迁的认识更深刻。

再比如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只是将晚明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叙述一遍，完全没有超出教科书的认识。由于他的领域是明清，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比较陌生，很多论断非常隔膜甚至可以说是可笑。比如他认为，文革是土改的延续，把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关系和宗族关系彻底打破，造成了全新的社会底层结构，在上面建立起一个新的关系，进行“数目字的管理”。这完全是对黄仁宇发明的理论名词的生吞活剥、随意滥用。周有光对此有明确驳斥：“史景迁不懂中国，不懂苏联。土改是完全错误的，土改是要完全消灭地主阶级。他们不了解地主不完全是剥削农民啊，地主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者、投资者、设计者、指导者、管理者。地主阶级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动力。”至于对文革的评价，相信那些数以亿计深受其害的中国民众，无人敢于苟同。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也是如此。史景迁以时间为顺序，讲了几十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史料很细致，但看不到分析和思考。给人的感觉是，他只是从几十位知名西方人的作品中摘录出相关章节，生硬地结合到一起，有种东拼西凑之感。我们知道，由于时空阻隔，任何国家的人看待异邦，都可能存在着失真的现象。所谓形象的误解，缘于交流不畅，是前现代的产物，到现代社会以后便没那么明显。而且，正解或误解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本质。相对于揭示所谓的形象演变，展示背后的故事才更有意义。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一切意义的揭示，在史景迁的书中都付之阙如。他仅仅是粗略地梳理了所谓的形象流变，介绍既不完全，也不深入，还没有独特的见解。

以上种种可知，从史景迁的作品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洞见和深刻，只看到了各种热闹的东洋景（很多也不够热闹）。他本身缺乏洞察历史的能力，对历史的幽暗一面也缺乏洞察。他大概也能意识到自己缺乏这种能力，遂专注于说故事，不去评价也不敢评价。然而，在其弟子看来，这却是主动拒绝臧否，摒弃中国传统的史德观的一种表现。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为尊者避讳，罔顾客观实际的溢美之词。

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引入史景迁作品十余册，不但精装出版，还要精细校对，甚至“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打算弄成像圣经一样准确的译本，此举实在大可不必。史景迁的作品，只是西方学者写的通俗史学之一种，比中国的《明朝那些事儿》高级，但也不是什么大经大法或不刊之论。翻译介绍史景迁作品，体会外国学者这种新颖的写史方法，当然有其必要，但更需要的是去粗取精、精细引进。从质量论，大概《曹寅与康熙》《太平天国》《王氏之死》《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四本尚可引进，其他如《天安门》《追寻现代中国》《前朝梦忆》《大汗之国》等，基本处于教科书水平，或者远远低于国内学者的研究水平，实际根本没有必要翻译。

实际上，很多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文水平不超过国内六年级的小学生，对中国的认识相当幼稚。在闭关锁国和政治主导学术的年代，他们凭借一点资料的优势，写出一些研究中国的著作，对国内的史学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然而，今天的历史研究已经打破政治束缚，回归到学术领域，语言的优势、科研经费的提高也使得国内学者对史料的掌握和解读远远超过了西方学者。然而，我们这里常常不问来路，只要头顶“洋大人”的头衔，便不惜血本一律引入，大搞“出口转内销”，甚至过度吹捧，奉为至高无上的经典，实际是崇洋媚外、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中国知识界目前缺乏的，并非是史景迁式对中国历史的大路货认识。他提供的知识，我们从本国学者的著作中完全能够获得，而且更为丰富。我们最缺乏的，实际是中国以外的历史知识，比如关于边疆的知识、中亚的知识、东南亚的知识。一个国家如果希望成为真正崛起的文化大国，并在国际上负起文化领导的责任，必须对外面的世界有充分的认知，对“他者”有充足的知识储备。然而，我们不但不去研究这些问题，学习这些知识，反而借助史景迁这样的“出口转内销”的著作回过头来了解自己的历史，实在没有任何必要，也让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