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史景迁和作者在2004年4月的谈话记录，内容涉及文史的关系，史学理论和方法，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历史研究与国家政策，学术研究与通俗历史，费正清学派、旅美和华裔历史学家，中美文化的互相影响，中国的未来，等等。史景迁的见解对历史学者特别是中国史研究者具有普遍的参考意义。
[作者简介]卢汉超，教授，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
史景迁（JonathanD.Spence）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斯特林讲座教授，在西方中国史学界享有盛名数十年。他最近当选为2004一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是美国历史学会成立140年以来仅有的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史研究学者之一(另两位是费正清和魏斐德)，也是耶鲁大学最近30多年里第一位出任此职的教授。2004年4月，史景迁应邀到乔治亚理工学院演讲，我有机会和他在亚特兰大聚会了几天。美国的《中国历史评论》（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希望我正式采访他，并将谈话稿在该刊发表。我事先拟了几个问题请他评论。事实上后来我们的谈话属漫谈性质，大多在一起进餐或下午休息时进行。尽管是漫谈，史景迁确实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让我将谈话录音。我们谈话涉及的面很广，包括文史的关系，史学理论和叙事的关系，社会史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历史研究与政策，学术研究与通俗历史，费正清学派、旅美和华裔历史学家，中美文化的互相影响，中国的未来，等等。虽然所提的问题和谈话的题目大致出于我个人的兴趣，但史景迁的见解对历史学者，特别是中国史研究者，具有普遍参考意义。文章在2004年秋季《中国历史评论》刊出后，颇获好评。现将谈话稿的部分译成中文，以飨《史林》的读者。
史景迁出生于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1959年到耶鲁大学学习，1965年获博士学位后即在耶鲁任教至今。他曾任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东亚委员会主任等职，并获美国国家文理学院、麦卡瑟基金会、美国国会图书馆、洛杉矶时报等机构顾发的各种荣誉和奖章。2001年6月，英国女王授予他圣马可和圣乔治勋爵。史景迁著述丰硕，是当前西方史学界屈指可数的著作等身一类的学者。他的著述讲究文采，能做到雅俗共赏，在学术界外也有相当的读者群，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学者之一。他为人谦和，洵洵然有儒者之风。由于史景迁这个名字可以释义为“景仰司马迁”，我们的谈话就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
卢汉超：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譬知说，司马迁的《史记》就既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中丰富的笔记小说类作品，也往往是珍贵的史料。在我看来，你的作品也是两者兼而有之。《王妇之死》和《上帝的中国儿子》，读起来就分别像一部侦探小说和一出历史悲剧，而它们同时又是扎实的历史著作。在当前西方的中国史领域内，你的这种研究和写作风格似乎是独此一家，我倒觉得这有点像司马迁的中国式的“文史不分家”。能否请你对此略作评论？
史景迁：我的感觉是说将历史和文学合而为一和说将历史和小说合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当我们用“literature”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我们是用这个词来传递一种品质，一种评判，或者是如何遣词造句。当我们用“fiction”一词时，我们是意指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通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
卢：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也包括小说。
史：文学和小说往往不同。我想文学更是一种哲学传统。“literature”一词也与一种艺术传统相连。所以，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你可以说在历史学者中我比较注意写作的效果，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和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觉，因为我热爱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人物。
卢：《史记》也创造了一种文学传统。中国许多成语和典故都来自《史记》。
史：《史记》的故事是如此的丰富。司马迁并不太在乎写实，他是在作一种道德上的评判。他有意用他的语言来造成这种效果。
卢：你是否也有意作道德上的判断？
史：是的，我也有一些道德上的目的。但我没有司马迁那样的精力或学问去做这些判断。我无法像司马迁那样在道德的判断上坚持不懈。
卢：昨天我们谈到了你的新作《以书谋叛》，雍正皇帝对那封谋叛信件的处理方法与毛主席所采用的“反面教材”的策略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史：我并没有作明显的对照。我将此留给读者去思考。如果读者不知道谁是毛，他们仍可阅读此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毛，尤其是在西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作明确的对照，因为这样会使书过时。我宁愿写一本不仅是属于大家都知道毛是谁的那个时代的书。
卢：大部分的中国历史学者在他们自身领域以外影响有限。你在本领域内有很高的地位，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大众中也有相当一批读者。你在学界以外的影响或许可以与费正清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象牙塔”里的学者能对外面大众历史作一些贡献是很重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上，必须有将严肃的学术著作让一般大众能够接受这样的技巧和艺术。能否请你就此略作评论？
史：首先，有影响和有冲击力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许多人读你的书，这固然是极好的事，但这不等于你有很大的影响或冲击力。有许多人读你的书或许是说明你使人对此感兴趣。对我来说，这就很令人满意了。我愿意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我不能确定我一直有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上的目的去影响人们的观念。你提到了费正清。我很幸运能认识他，他是芮玛丽(Mary Wright)的老师，芮玛丽是我的老师，所以他是我老师的老师，我的“太老师”。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和他相提并论。他是整个中国研究领域在美国的主要缔造者，而我并没有发展任何领域。这是很关键的差别。费正清的大部分著作都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那本《美国与中国》尤其如此。此书极为成功，其影响深远是因为费正清的目的就在于辅助美国的政策。费正清教授的目标是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我写作的目标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即使是一本看来有点像人们所说的通俗历史，我总是试图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读物，告诉人们应该往那个方向走，希望他们能培养出自己的个人兴趣。
卢：所以你的兴趣主要不在于影响美国时华政策。
史：我的兴趣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如果说我有一个学派，那这个学派就是促使或鼓励读者去思考：“这真是一个复杂而有意思的社会。那里有些我们西方人闻所未闻、思所未思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或者即使是与中国共事而不理解它，我们也应该对此有所思考。”我们需要努力去了解。我们需要让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而不总是告诉他们应该对我们讲些什么。所以只要有可能，我总是试图让中国人用他们的话来陈述，例如在《天安门》一书里。在《王妇之死》一书里，我用地方志的材料，让地方志的编撰者讲他们的故事。
卢：说起《王妇之死》，你在那书里也用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当时读了有点诧异。你知道我是在中国受的史学训练。在中国，历史学家们一般不用《脚斋志异》或《红楼梦》之类的材料。
史：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小说。但同时我们知道蒲松龄生活在与本书完全同一时期。尽管是小说，它代表了一种见解。我们在《聊斋志异》里看到了蒲松龄本人。蒲松龄还写了许多掌故笔记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不是确切的社会史，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我们不能说这些是确切的社会史，但我们却能说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的思想概念。蒲松龄写了他家乡和附近的地区，他写了流浪汉、小贩、街头变戏法的、以及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可以统称为游民的人们。我们还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到他当时正在郯城（《王妇之死》一书发生的地点)。他的故事中有一个就确切地发生在郯城之南，在一个位于从郯城通往江北沛地区大路上的小镇上。所以我想蒲松龄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的声音，而《王妇之死》正是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的声音。而且，蒲松龄还对中国人怎样对待和使用暴力感兴趣。所以并不是我说：“我猜想这事发生了。”而是我说：“我们知道这里有一桩谋杀案，我们知道蒲松龄很关注这类暴力，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将《福惠全书》中的真实纪录和蒲松龄的小说综合使用。”这种方法受到了不少批评。有人喜欢这本书，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太过分了。
卢：我们没有很多史料描写生活在这一层次的人们的生活。
史：确实如此。所以这是我的想法：“这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耆老之年的中国人，生活在同一地区，思索着同样的问题。让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同盟吧，不要忽视了他。”蒲松龄是个很好的同盟。他和黄六鸿(郑城县官)一样对这些问题有兴趣。黄六鸿来自精英阶层，王妇则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毫无地位的小百姓，然而黄六鸿关心这个屈死的妇女。这实在是《王妇之死》一书的目的：有这样一个县官愿意通过恰当的验尸来破案，事后又不忘将事实公之于众并由此引出道德上的教训。黄六鸿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批评家。所以再说一遍，蒲松龄是我的一个有用的同盟。
卢：你在书中也用了地方志的材料。
史：地方志是好材料，但是地方志是由精英们编撰的，他们往往赞美他们自己的家族。
卢：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容易研究普通百姓的生活。
史：是的。
卢：在中国研究领域内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写叙事性的作品，比较不关心理论的运用。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在将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例如明清时期中国的发展和不发展问题，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后现代问题，等等。你怎样评价写作叙事性历史和看来是更合潮流的、将历史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模式相结合的做法？
史：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想法。在西方有许多很好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比我对中国历史懂得多得多。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甚至不把它灌输给我的学生。我个人的看法是对理论的一种过度的强调其实是有其局限性的。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或历史中知道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相当短暂和过渡性的。它们往往有一时之重，但绝少有人能有马克思和韦伯那样的影响。大部分理论在流行时冲击很大，但通常不能行之久远。简单地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去解释历史是不妥当的——不管它是“非结构”派，后殖民学说，后现代学说，次文化研究或者“公共领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大部分已过时了。
我读过一些别人写的讨论理论的书籍，但我大概更愿意阅读原著。我不想读一整系列用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或其他任何理论来解释某个方面的中国历史的书。我会试图了解一点这些理论。如果我对某个理论有兴趣，我会用一种我称之为匿名的方法把它采用在我的书里。但我关注的重点是我以前没有研究过的中国社会的某个方面。有时我对某方面的历史有兴趣的时候，在这方面还并无多少理论可供参考。我对“王妇”之死有兴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中国妇女。
卢：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社会史。
史：社会史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然。但我同时也注意到有许多关于社会史的应用、社会史的重要性、社会史和相关的女权论说等等的理论。我试图去消化一些，不过当我认为某种理论有价值时，我只是用它来影响我叙事的方法。现在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或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有关“观点者的观点”，是有关“一种事实在多种层次上的解释”，是有关“事实的不可能确定性”，如此等等。这些理论如今流传很广。但我想对张岱这样的人来说，这类冥思苦想在晚明和清初就出现了。历史上许多中国学者是在观察观察者。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会对读者说，我不是准备跟你们讲一个理论，我是谁备讲一个张岱怎么讲别人的故事的故事。对我来说，这种方法要精彩得多。有人读了我的故事后或许会说“哦，这是在用后现代理论!”我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这只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人的价值。”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
卢：由于大多数最近的理论发源于西方或者是得之于西方的经验，你是否觉得我们的研究领域里有时可能会有一种将中国的实际或中国历史牵强附会于西方模式的倾向？
史：人们不必如此。一种理论也许来自某个西方哲学家或思想家，但这不等于这个哲学家或思想家对于真理就有了某种垄断权，这也不等于这个哲学家或思想家所反映只是西方社会。我想人类行为有许多相同的方面，同时也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在被应用到中国或法国，英国或美国时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不同的人们可以将诸如“非结构”派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小说或西方小说上。我不会说我们不要采用某种理论因为它是西方某人创造的，正像我不会说我们不要去理会道家的隽语因为它们来自中国。我们应该穿越文化，两者并视，互相参用。
卢：也许应该谨读地应用。
史：谨慎地，是的。我还是想用“匿名地”(anonymously)一词。我对把理论在写作中横加插入的做法没有兴趣。我或许会加个脚注。但我绝对不会在叙事时突然加上一段：“现在我要讲哈贝马斯了”或“现在我要讲迪瑟德(de Certeau)了”。我对这种做法没有兴趣。
卢：你大约不把自己看作主要是一个社会史学家。但你的著作中有不少对社会史有贡献的内容，你也对你所说的“社会的力量”的理解作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如果说费正清和他那代的历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不表特别的同情”，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还是成了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主流。譬如说，那香大学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训练出一批优秀的社会史学家：韩书瑞、高家龙、彭慕兰……
史：他们都是研究面很广的历史学家。我的意思是说，这并不是我加之于他们的。我在教学中优先于理论的一点是，如果一篇论文的初稿有一些细节的话，我会说：“这非常有意思!”例如，这或许是高家龙第一次讲述用广告作研究。我记得他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些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香烟牌子，他应该用作研究吗？当时我们一般还不习惯把香烟牌子作史料。但是我说：“这非常有意思!”当韩书瑞开始发现被捕的白莲教徒的案宗时，我们曾一起讨论过，并不是讨论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细节。我说：“这告诉了我们人类精神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告诉了我们人们会冒着一切危险抵抗国家政权。”这些小小的细节组成了人类能共同理解的故事。我们不应该将这些细节弃之不顾，而是应该更仔细地研究这些细节，并由此组成一幅关于社会是怎样运行的广阔而深入细致的图景。彭慕兰在他的《缔造内地》一书中也是如此。书中有描述人们坐在田沟上防灾的情景，读者能由此进人到一个赤贫的农民的世界：虽然庄稼几乎全死了，人们还愿意雇人守田。这是关于农业社会坚韧性的极具洞察力的报告。这就像法文中的“心智”一词的使用一样。对我来说这是做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我在耶鲁曾经和卡罗·靳兹伯格(Carlo Ginzburg)讨论过。他是《奶酪和蠕虫》一书的作者。我读了他的书才知道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兴趣。我们曾很好地讨论过什么样的细节能捕获世界这一问题。所以，就如你提到的理论问题一样，这大约是一种自觉。我不会说：“好，这个星期我要写社会史了。”
卢：你不想把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思想史等等分得浸渭分明。
史：它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人物的生活会有所侧重，我不会拒绝这种差别;但如果这种差别只反映了社会史的一个侧面，我也不会欣然接受。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像来自越南的那种社会观那样，只有邪恶的地主或是只有善良的农民。如果有好的地主，我们要把他们说出来;如果有邪恶的农民，我们也应该谈一谈。如果有善良的工厂主，或恶狠狠的工人，也是如此。
卢：在我看来，我们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研究远非理想。你在《近代中国求索录》一书中有一些关于平民百性的食物和住房的描述，但大部分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书都过于侧重研究精英阶层，对普通人民的生活则忽略不顾。在你看来，就史料而言，这种情况是因为有关日常生活的史料太多了，或是太少了？
史：这方面有大量的材料，虽然它们往往是在司法或税务方面，是那种更合适于作各种量化性历史分析的材料。这类材料中有许多是关于那些生活在接近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至少是那些远离精英阶层的人们。困难之处在于很难从这类材料中得到不同的细节以清楚地区分出不同的人们。这不是这些人的错误，这是把他们归档入案的社会的错误，或者说是历史学家的错误。就量化的研究而言，这些是很好的材料。我们能得到人们的平均收人、平均期望寿命、平均卡路里摄入量和人口方面的各种信息。但是像我在《王妇之死》中用的那种材料就相对比较少了。事实上关于这个案子，《福惠全书》上只有十几行字。
我的感觉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材料不是太多了或太少了。有许多材料存在，但无论哪方面的又都不足。很难利用这些材料，因为它们对人物的性格不加区别。它犷]不像诗歌那样可能会有性格。诗歌当然不都是如此。但一个官僚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达政见。我们通常所说的精英阶层或知识分子阶层的人们往往有更多的表达方法。
卢：他们会写他们自己。
史：他们会写他们自己，他们也可能不说实话。
卢：一般农工大众则不写自己。
史：一般农工大众不写自己，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写作。但有时他们的谈话也会进入记录。有人会记录他们的谈话，警察会记录他们的谈话，所以司法方面的档案很重要。但是司法方面的材料的大偏差是只有打了或吃了官司的人才入档，而我们大部分人都尽量避免与官司有牵联，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记录在案。但是关于普通人有许多研究可做，这是难度很大的一种历史。
卢：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史：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领域。
卢：研究中国政治者或许会注意北京的权利斗争这些大题目，但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会说：“菜篮子里看形势!”
史：这话言之有理。你当然可以做这类历史。我很赞同。但写这样的历史很困难，特别是那种给一般大众看的，那就更难写得内容丰富了。因为你通常只有那种细微的材料，聚沙成塔般地构成大图景，而难得有能够构成个性的材料。不过偶然你会非常走运，在一个复杂的案子中忽然出现了一篇证词，一项朋友或邻居的谈话记录，而重要的东西就在其中。在《以书谋叛》中，甚至雍正皇帝的访员也在记录普通人的谈话，因为人们在闲聊中散布谋叛的消息，而满清政府知道这一点。当然其中有一些是迫供，有一些是自愿或半自愿的。但其中的细节往往是有关日常生活的：人们出售药物，小贩卖东西，有人搭船旅行，有人雇一辆轿子，有人连鞋子都没有，等等。这些都是我在雍正的材料中找到的。
卢：雍正是一个勤勉的皇帝。
史：是的。雍正也许并不关心那些细节，但这些细韦对我来说却很重要。它们让一个历史学家重新捕获到一个时代。它们都在雍正的朱批御旨里。有些篇幅很大。现在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有影印本。这些是很精彩的材料。
卢：我们是否可以把中国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一种传统的复兴？这种传统大致建立在20世纪上半期，例如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以30年代上海为代表的商业主义。
史：出现在1930年代中国的新事物后来被压抑了，1990年代又重新出现。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西方，很多人研究国民党和民国时代的历史，而对毛和毛的意识形态不像以前那样有兴趣了。但这不一定意味着30年代时建立了一种传统。这意味着类似的经济雄心和经济机会在9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而它们在30年代也曾经出现过。这类事物包括大众传媒以及你和其他学者研究过的题目：无线电、通俗音乐、茶馆、戏剧、服装方面的变化。我并不认为90年代对此作了复兴，而是人们有了和30年代同样的机会去利用新的传媒和技术。所以在90年代就像在2004年一样，人们对西式的鞋子和化妆有兴趣，人们对互联网和无线电话有兴趣。这些东西并不是作为一种传统介绍到中国的，它们是在中国得到了人们真正共鸣的一些娱乐和交流的形式，而中国人现在有机会去获得这些东西了。所以这是物质获取的一种回归。这种物质获取的思想在民国时代曾因大张旗鼓的广告而受到鼓励，现在这种大张旗鼓的广告又在全中国出现了。所以现在商标和名牌产品的思想又在中国复活，犹如一种大都市化运动。我不会说这是一种新传统，失而再建。我把它看作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新机会，失而复归。
五四运动与此不同，也更复杂。我不认为五四运动是一种传统。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一种探索的模式，我称它为经典的探索模式，往往由精英阶层中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人士领导。现在又有了探索的机会。它们在中国还远非普及，但正在快速发展，所以我们会看到一种貌似五四那样的反映。但它与五四不同，它是一种向继承下来的信念挑战的意愿，政府不总是希望看到这种意愿的存在。这取决于你怎么表达这种意愿。中国的批判主义有极为巨大的活力。
卢：现在大约有一百名毛泽东时代以后来到美国、在各大学任教的中国历史学者。他们在中国古典方面的训练显然不如教你中文的那老一代学者。能否请你就此略作比较？
史：他们受的是不同的训练。他们也许不那么深入地读早期的经典或通常的古典。我认识一些非常优秀的中国学者，有的在这里，有的在中国。据我看，历史这一学科现在很兴旺。一些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有兴趣是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更自由地探索除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以外的理论了。而有些中国历史学者或许像我一样满足于不用理论—不真正地使用理论，而以此为乐。我认为在美国的华裔中国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对我本人来说这是肯定的。因为从我一开始学习中国史时，芮玛丽就对中国史学家的著作推崇备至。当然她最了解的是二次大战以后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如你所知，其中有一些后来回中国去了。但当我是她的学生时——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学汉语——她马上介绍我看瞿同祖和何炳棣的书。她让我看瞿同祖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和何炳棣关于社会阶层流动的著作。然后她又介绍我看张仲礼关于中国绅士的著作以及萧公权的著作。
卢：一般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把西方的学术影响看作是他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所使用的一些新理论也大多来自西方。
史：这或许是因为目前是中国思想学术生活中的一个过渡时期。将近40年，中国曾有过几乎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现在要从其中走出来，需要有一个使用从别的国家来的理论的过渡时期。我注意到不少中国学者试图发展出新的中国理论基础。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础？这是个重大的问题。这或许可以回溯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怎样有创造性地使用西学同时又发展出一种无可争辩的根植于中国经验和中国知识的理论？当然这个问题的前提是Chinese(“中国的”、“中国人”)一词还有实实在在的意义。
在这方面有许多辩论。这个词的意义已大为扩大。例如，在当今的世界上，突然间，这么多中国人不讲中国话了，这么多中国人不住在中国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其他文化上。
卢：从我读到过的你的文章来看，你对中国的未来或许可以用“谨慎的乐观”来形容。作为西方的一个主要的中国历史学家，你是否可以对21世纪的中国或中国的未来的几十年略言数语？
史：我们知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这取决于你对中国人的应变能力有多大的信心，你对中国人在他们之间保持和谐有多大的信心，你对中国的领导在把更多的人带入统治阶层有多大的信心。在我看来已有迹象说明这些都已正在发生。我不想用“适应”(adaptability)一词，因为这可能有点意味着放弃你已有的东西。我们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调节(adjusting)，或者是扩大眼界，去包罗一些其他的观点和见解。中国的思想家们历来如此。这其实是鼓励人们去创建一个新的中国人的认同观。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对中国极具信心，这大概是我出生时我的母亲在读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吧(笑)。就像蒋介石出生时，他的母亲在念佛颂经，所以佛教对他一生都有影响(笑)。从许多角度看，20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苦难的时代，特别是前七八十年。19世纪也苦难深重，但是这个时代产生了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以中国的传统为基点，思索着最惊人的一系列方法。从曾国藩到王韬到梁启超，还有秋瑾或邹容，简直令人不暇接。这些人都在苦苦思索着解决办法和怎样去调整。我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你可以说我对中国不只是谨慎的乐观，对中国的将来我或许就是乐观。当然这不是说没有问题。仍有重大的问题。对此需要某种才智和善意。
卢：这或许牵涉到中国的信仰系统这个大题目。
史：是的，中国本身的信仰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非常喜欢武汉地区发现的楚国的竹简。探索这个中国早期的文化会给我们对儒家、法家和道家一种新观念。现在人们又发现竹简中包含的政治理论。我们可以从中思考有文字以来中国文化的一些最初的基石并从里面吸取教训。我发现这是历史研究中极为精彩的一个领域，它将历史、神学、考古和哲学联在一起，这是了不起的结合。如果我是一个年青的中国学者，我大概会进人到这个领域，因为它把那么多精彩的学科结合在一起，从中人们能够以古知今。
附录：史景迁主要著作目录
《曹寅和康熙皇帝》[Ts′ao Yin and rhe K′ang-his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rer(1966)]
《改变中国：在华西方顾问，1620一1960》(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ors in Chltna，1620一1960(1969))
《中国皇帝：康熙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 of K′ang-hsi(1974).gif border=0 align=middle>
《王妇之死》ITheDeathof林勺。anw改ng(1978)1
《天安门：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1895一1980》[[The Gate of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95-1980(1981)
《利玛窦的记忆之宫》[The Memory Palace of Mdtteo Ricci (1984)]
《胡先生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Hu(1988)]
《近代中国求索录》[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1990，1999)]
《中国反思：历史与文化论文集》[Chinese Roundabout：Essays in Hstory and Culture(1992)]
《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1996)]
《中国世纪：近百年图史》[The Chinese Century：A PhotographiC HistoR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1996)(coauthor wirh Annping Chin)]
《可汗的大陆：西方心目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r Continent：China in Western Minds(1998)]
《毛泽东》[Mao Zedong (1999)]
《以书谋叛》[Treason by the Book(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