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庵六岁，舅氏陶虎溪指壁上画曰：画里仙桃摘不下。陶庵曰：笔中花朵梦将来。虎溪曰：是子为今之江淹。”陶庵是张岱成年以后所使用的号，故事中敏捷应对的张岱只有六岁，时间上的错位隐含着一种追忆的视角，提醒我们去关注那在岁月沧桑中努力回溯的目光。目光来自一个名为“快园”的地方，夏日黄昏，坐在石桥畔纳凉的张岱已是须发斑白。他静静注视着明王朝在历史舞台上的凄凉转身，依恋的目光被那渐行渐远的背影越拉越长。或许某一时刻，处于历史与现实不断拉扯下的这一维系将会骤然崩裂，然而在此之前，他仍然试图寻觅和挽留自己在明王朝灰暗背影里曾经鲜活的岁月。

这是《快园道古》中的一则小故事，张岱的对句也只是运用了江淹梦得生花妙笔的典故，若论精彩有趣，在全书中未必能够挺拔特立。然而一旦将其置于张岱人生的坐标中，却能够意外地获得一种预言般的魔力。对张岱同时代的不少人而言， 1644年蓦然响彻关内的满洲铁骑的马蹄声无疑是死亡的号角，宣告了明王朝的覆灭，也将他们推向了人生的边缘。殉国的殉国，投缳、沉水、自刎或者马革裹尸，一死了之；尚且视息人世的也以行尸走肉自居，或隐居或逃禅，与死无异。就在众多士人的生命被历史截为一生一死毫不相关的两段之际，张岱身上无声地演绎着一种宿命般的回归。“笔中花朵梦将来”，回归的可能落在那支饱蘸墨汁的笔上，张岱用它描绘出属于自己的晚明梦。或者，正是因为其心中有梦，方才能够妙笔生花，为世间留下《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追忆、反思晚明岁月的佳作。在明王朝坍塌后的轰然巨响中，张岱依旧固执地书写着一个关于回归的人生寓言。1649年，五十二岁的张岱移居至龙山北麓的快园，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岁月。张氏作为绍兴的望族，曾在龙山有不少家业，张岱幼时便跟随祖父到过“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快园。但当年迈的张岱重返龙山时，却只能居住在租赁而来的快园中。彼时快园已是败屋残垣，从前的奇景异物十去八九，如此境遇自是让人顿生无限喟叹。不过颓败的现实并没有桎梏张岱逸动的情趣，试看其笔下的快园：“於惟国破，名园如毁。虽则如毁，意犹楚楚。”明清之际天崩地解、一切皆成劫灰，若非一双慧眼看得，一双妙手捉得，一片痴心念得，谁又能够在一片剩水残山中窥见其间的楚楚之意？由此看来，张岱晚年重归龙山绝非简单的故地重游，实则为充满家国与个人情感诉求的选择。对于张岱而言，重返龙山寓意深刻，它昭示着理想般的回归，一场隐藏在优美文字下艰难跋涉的精神突围，一种在历史舞台上自我设计的人生姿态。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史景迁方才以“重归龙山”（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来命名他关于张岱的著作。我并没有读过中译本，只知道其书名改为“前朝梦忆”，此种翻译固然有其考虑 ，但却抹去了贴近张岱人生与心声的这一寓意深远的鲜明形象，难免让人感到一些遗憾。

二

见到史景迁是在去年的10月，他应邀至明尼苏达大学做一场关于利玛窦的讲座。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其于1602制作的世界地图也浮现世间，并被存放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贝尔图书馆永久展览。讲座的前一天，与史景迁一同吃晚饭，席间聊到了利玛窦，也聊到了张岱以及史景迁的历史书写。史景迁通常被人称为讲故事的高手，其著作多属人物传记类型，通过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来感触当时文化与社会的脉动。此种方式固然吸引读者，但往往也受到质疑，其中之一便是由此所导致的理论分析的相对缺乏。对此，史景迁坦言他在历史书写中并不过分追求理论，而是侧重将不同的人物带入一个故事之中。故事、人物、再加上精心组织材料后的带入，大致符合Lawrence Stone所界定的历史叙事。上世纪70年代末，历史学者Lawrence Stone曾以“叙事的复兴”为题撰文指出当时历史研究的叙述转向。他指出叙事性历史研究的两大特征：注重描述而非分析，注重人物而非环境。史景迁有关利玛窦的呈现如是，其笔下的张岱亦如是。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称：“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这是年近古稀的张岱对意气横为的少年岁月戏剧般的呈现，一系列的“好”字使一个性耽繁华的自我跃然纸上，“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张岱的名言可谓夫子自道。史景迁书中的第一章便依此为纲，旁搜钩稽相关资料，绘出一幅早年张岱生动飞扬的行乐图。放灯鼓琴、煮茶品茗，纵情梨园、蓄养声伎，张岱《陶庵梦忆》、《五异人传》等著作中的众多片断被贯穿起来，与张岱共同烹制兰雪茶的三叔，在俗子面前矜贵寡言的王月生等等人物也纷沓而至。首章将张岱试图通过回忆构建的理想化自我予以具体集中的呈现，不仅先声夺人，而且隐约指引着繁华背后的坎坷与颠踬。随着该书章节的推进，叙述流动起来，形成湍急的历史漩涡，处于漩涡中心的是主人公张岱。不断旋转的叙述将形形色色的人物从四面八方相继卷入，有张岱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张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友人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人，于是与人物紧密相联的家族兴衰、士人生活、权力党争等诸般明季社会文化的图景一并浮现，明灭交替闪烁于读者的眼前。张岱曾言读书人要“眼明手辣，心细胆粗”，“眼明则巧于掇拾，手辣则易于剪裁，心细则精于分别，胆粗则决于去留”。此八字在史景迁对张岱的描写上做到了几分，我不敢妄下论断，但是其叙述颇似绘竹，于人物的不同侧面各得一节，不仅人物挺拔可见，亦可观时代姿态的摇曳。

史景迁所言的“带入故事”或许还不仅如此，因为在张岱的故事里还可看到利玛窦的影子。利玛窦在晚明社会文化中有过轰动的效应，其进入张岱的视野也不难理解。但这恐非史景迁将利玛窦带入张岱故事的唯一理由。在一开始介绍明代的时代背景时，书中便提到了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事件，这一事件在史景迁旧作《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也曾提及。由于朝鲜战事，当时在京的外国人颇遭猜忌，而首次进京的利玛窦最终只能无功而去，与心仪已久的紫禁城擦肩而过。此后史景迁继续告诉我们：张岱祖父曾为利玛窦《畸人十篇》作序；张岱对异域风土制度、天文历法保持着兴趣与关注，曾写过一篇关于利玛窦的文字，并最终在《石匮书》中为利玛窦列传等等。史景迁将利玛窦带入张岱故事的努力，或可视为对其先前有关利玛窦叙述的间接回应与延伸，一种在其著作之间构建跨文本对话的意图。

三

宇文所安敏锐地观察到，借助此种历史叙述，史景迁成功地将张岱“翻译”成了英语。这里的翻译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呈现方式上创造的相似，即用英文成功再现了张岱记忆中的晚明世界，而这一记忆本身恰恰是张岱再创作的结果。宇文所安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张岱的身份？宇文所安认为，史景迁将张岱视为一个历史家，而张岱的写作也由此成为有关明朝、故乡以及家族的历史书写。宇文所安认为，在中国和西方，阅读和研究张岱的人都将其视为一个以回忆晚明的小品文而著称的“文学”人物，尽管回忆者的艺术与历史学家的手法存在一定联系，但是在现代眼光的审视下回忆者的写作技巧以及其个人对过去的介入都让其显得不够“历史”。这里所涉及到的棘手问题是对历史家（或者历史书写）的理解。如果说宇文所安的评论言之成理，那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其评论的依据来自于“现代”（尤其是西方）对历史家及其历史书写的看法。一旦我们对这一评论进行历史化，就应当立即追问历史上张岱的定位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张岱如何看待自己。张岱显然更青睐于史家这一身份，然而以张岱一己之力进行的私人修史在当时是否可行？这一点同样为宇文所安所质疑。他认为私人修史的年代早已过去，因为用来撰写历史的各种主要文献资源大都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中国地域广袤，作为私人的史家囿于所知，往往只能在某一部分上获得成功。此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私人修史之风在晚明与清初却是颇为盛行，而且张岱的私人修史也并非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张岱曾在芜湖与唐士雅相遇，并出示所著的《古今义列传》向后者请教。唐士雅虽然双目已盲，但是听完目录后，“闭门七日，喃喃点念，云已查遍二十一史，某代尚有某某，呼书记一一写出，补入二百余人”。此段记载虽然极具戏剧性，但是足以让我们看到张岱的私人修史并非孤军奋战，他那煌煌史著《石匮书》和《石匮后书》亦非纯粹意义上的独力而为。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张岱从事私人修史的动机所在。《石匮书》自序云：“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可见张岱是有的放矢，要对当时诬谀臆造的历史修撰予以摧陷廓清。对张岱而言，这种必要性并非只停留在廓清视听、还原客观历史之上，《石匮书》的书写对其身份乃至生命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陶庵梦忆》序中有言：“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间。”《石匮书》记明代的人事，“上际洪武，下讫天启”，张岱在崇祯戊辰（1628年）便开始从事《石匮书》的写作，1644年遭遇明清鼎革，“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五易其稿，九正其讹”，张岱活了八十几岁，《石匮书》前后历时四十余载，称其为张岱半生心血之所在，实不为过。砚云本《陶庵梦忆》小序云：“陶庵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匮》一书”，明清易代之际，既有熟知的价值体系分崩离析，《石匮书》的修撰为他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人生支点，张岱的自信也正来源于此。诚然，《石匮书》的书写具有不少局限性，但并不意味着其史学意义在现代的匮乏。英国现代学者卡尔（E.H. Carr）在谈论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时曾经指出，现有历史图像的缺陷主要并不在于我们对那个时候的希腊知之甚少，而在于我们所了解的希腊只是当时雅典城中一小部分人眼中的希腊，我们已经无法了解斯巴达人、波斯人甚至奴隶们眼中的希腊。如果说历史必须经过叙述的河流方才能到达我们的面前，现代人在进入历史时就应当尤其留心叙述的视角，在一种声音的沉默和躲闪中去寻觅和聆听另一种声音。张岱的《石匮书》所为我们提供的正是另一种声音，一个审视明代的不同视角。

然而时至今日，张岱并非以史闻名。对此，民国时期有关张岱的阅读与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其凭借《陶庵梦忆》等著作一跃成为晚明小品的代表人物，其生花妙笔以及笔底波澜涌动的前朝梦令后世人叹为观止。在对张岱书写的接受陡然向极具文学性与观赏性的个体体验倾斜时，其间蕴含的历史反思则逐渐被悄然抽出。周作人倒是点出其中寄托的铜驼黍离之悲：“《梦寻》《梦忆》二书，皆宗子记其国破家亡之痛之作，而文特诙诡，《砚云》本《梦忆》小序说得好：兹编载方言巷咏，嬉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 略经点染而成的至文下面潜伏着国破家亡的至痛，这或可帮助我们理解张岱眼中的历史书写，《石匮书》与《梦忆》《梦寻》同源而殊途，借用传统的正变之说，《石匮书》乃史之正也，《梦忆》《梦寻》乃史之变也，二者自有分别却又血脉相连。

如何看待张岱有关历史的另类书写与如何看待史景迁有关张岱的历史书写关系密切。作为历史学家史景迁显然与张岱保持了高度的认同，而且在历史书写上秉承了另类：不同于现代通行的以宏观论点统率细节的书写方式，而采取了以局部与细节为主的叙述。宇文所安以戏剧为切入点对史景迁的历史叙述予以品评，他指出现代历史书写与亚历士多德所言的戏剧诗（dramatic poetry）类似，其中人物受情节（plot）的制约，存在着一种对宏观性和整体性的关注。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历史书写则更倾向人物、细节，而对宏观的整体有所忽视，史景迁对张岱的书写亦是如此。宇文所安拈出了张岱笔下晚明精英文化的戏剧性（theatricality）以及这种强调细节（particulars）的戏剧性呈现与当时整体历史现实之间的错位与冲突，指出张岱以引人入胜的细节精心编织成他的晚明世界并沉醉其中，而史景迁的书同样以众多精彩的细节吸引现代读者，其分析性的元素蕴涵于叙述之中而非作为显而易见的情节（plot）去统率那些细节。宇文所安认为，史景迁有关张岱的历史书写实际上支持了中国对明亡原因的传统解读，正如张岱一样，并没有将明亡归咎于整体的体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史景迁该书的主题仅是张岱自身以及其对晚明文化的追忆，而并非关于明王朝衰落的历史书写。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在现代语境下如何进行历史书写，换言之，在张岱与晚明的关系上如何看待以个人和细节为主要关照的历史书写。或许在今天看来，史景迁的书写由于分析的内敛，未能让人有“立地一刀，郁积尽化”的透彻。然而那些片断与细节本身同样蕴涵着视角与阐释，在被嵌入故事中时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历史图景。《华严经》中提到过悬于忉利天王帝释宫殿 之上的因陀罗网：“彼网皆以宝珠作之，每目悬珠……一珠之中，现诸珠影。珠珠皆尔，互相影现……宫殿网珠，如是交映，重重影现，隐映互彰，重重无尽。” 那些有关张岱的细节与片断便如网目上所悬的诸多宝珠，光彩夺目，但同时又影现着彼此的关联，并和历史的宫殿相互交映，熠熠生辉，形成无尽的互动。当然，首先编织这张网的人是张岱自己，史景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翻译”张岱的。张岱将自己生命的塑造托付给了文字，其文章看似由天上倒挂而下，一刷立就，实则是良苦用心、惨淡经营，重在传神写照。他在《史阙序》中说：“苏子瞻灯下自顾，见其颊影。使人就壁摸（摩）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东坡。盖传神正在阿堵耳。”而史景迁该书所寻觅的正是一种与张岱在历史时空中的精神往来相遇。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历史书写一直以来争议不断，见仁见智，其中书写者自身的风格倾向以及其预设的读者群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史景迁的最初写作对象是英语读者，不仅限于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较多了解的少数汉学家，还包括英语世界中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史景迁一方面要保持行文生动流畅，另一方面在书后的注释中补充既有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学术信息，力图做到学术性与趣味性之间的平衡，诚属不易。毋庸讳言，在对张岱文本的翻译和理解上难免存在着一些差异或瑕疵，但这需要仔细对比张岱原著、史景迁原文以及中文译文三者后，方可做出结论。即使存在一些细节问题也不必过分夸大甚至以偏概全，一个现代西方学者研究、翻译处于明清之际的张岱，其著作在英语世界中被阅读，而后又被译成中文并在当下中国引起讨论，这种文化现象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话题，其间涉及的文本误读、误译（包括对张岱的误读或误译，对史景迁原著的误读或误译，还有对所谓史景迁有关张岱误读或误译的误读或误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应该给予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