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杀伐决断、冷酷无情，连毛人凤见了也胆寒的“太子”；另一边是发动机一般的努力、勤勉，银针一样的警醒，为了最后的立足，晚年不惜与自己决裂，把国民党推进拆骨断腕之旅。
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那种令人寒栗、逼人窒息的社会氛围，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不妨看看岛上的那段历史——
【经济起飞与“反攻”搁浅】
1956年5月，不是由“行政院长”、“经济部长”，或是别的什么人，而是由在政战、情治等方面的实际掌门人蒋经国，主持中部横贯东西公路的兴建。他心目中——“台湾什么都好，只是一条中央山脉从南到北盘踞在那里，使东部和西部的人没有直接交通，形成天然屏障。我们决心要征服它，修筑公路，打通中央山脉”。
在海拔两三千米的丛山峻岭之间，蒋经国芒鞋竹杖，上穿布夹克，下身军裤，脖子挂条擦汗的白毛巾，率领公路局长、工程师等十余人组成的一个探险小队，以台中东势区为徒步入山的起站，破荆斩棘，餐风饮露。无数次，在榛莽丛生的原始森林里割去丈多高的茅草，搭建帐篷，挖洞烧饭；又在晨光熹微里，坐在溪边的巨石上刮胡子，一边听着禽鸣兽啼……
1960年通车的东西横贯公路，显示出自台湾纳入西方反共阵营，并进行和平土改后，蒋氏父子已清楚认识到，当下台湾的兴衰安危，已不重在政治清洗、军事攻防，而重在经济发展。经过几年的作为，蒋氏父子已无任何挑战者足以构成政治障碍，在其眼里，只剩下孙立人等几个有美国政府暗中撑腰的高层党政军人士。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专制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让台湾埋头苦干，休养生息。
随着横跨中央山脉的打通，大大畅通了全岛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台湾进入了外销经济崛起的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区、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区、楠梓加工出口区……先后成立。从万峦至高雄港40分钟的车程，是世界上生产线最为绵密的聚落，客厅即工厂，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代工者，创造出了纺织、成衣、鞋子、雨伞等产业的“台湾制造，世界第一”。百姓的生活也日渐改善。
1960年代，包括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桃园机场、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在内的十大建设蓬勃地展开。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一度遭到朝野上下质疑，认为将会拖垮财政。蒋经国回答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
与此同时，“人民求知若渴，知识性的杂志、书籍和在职进修，皆风行于一时”。 有学者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纽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他接过来一看，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秦风《历史照片的历史问题》，文汇出版社 2003年版）
1950年代，台湾文化人心里有一段自我捆绑的铁律：“你心里想的，最好别说出来，你口里说的，最好别写出来，如果你写出来，最好别发表，如果发表了，你要立即否认。”进入1960年代，好像文坛上的飞镖荆棘比较稀疏了，文人们得以从“圈禁地”里站起来，活动下筋骨，伸个懒腰，他们聚集最多的地方就是民营报纸、同人刊物。一个个署名不署名的“小方块”，针砭时弊，监督官员，如雨后野草般漫开。此时在中国广播公司摇笔杆子的王鼎钧先生感叹：特务们由昔日的“老鹰扑小鸡”，改成现在的“鸭子划水”了……（《文学江湖——在台湾三十年的人性锻炼》）
渐渐遁入岁月烟云的，还有“反攻大陆”……
在两岸关系态势有所变化，尤其是岛上不可遏止的民智开启、文化提升和经济变革潮流下，1950年代初期实行的全面性社会控制方式，已不能应付成长的需求，政治发展亦面临社会多元化的压力。戒严统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同年12月，开始实施“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加改选的“万年国会”从此注入本土新鲜血液。威权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温情倾向，即是说，只要不触及体制的敏感引信，人人可以过着正常的日子：作田，做工，写作，读书，留学，恋爱，生儿育女……倘若拥戴蒋领袖，你还能充分感受，在这个满是槟榔小姐的岛屿上，做官的机会、发财的机会、成名的机会、成才的机会，可能比槟榔还要多。
在身体渐渐老化、恶化的日子里，蒋介石也无日不关注着儿子的动静。1972年1月24日至2月13日，在蒋经国出掌“行政院长”的前夕，蒋介石审阅了他1971年的日记，同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大量感想：“日间看经儿去年日记，精神为之一振。此儿可继我事业，完成革命也。”2月13日，又说：“经国日记今日全部阅毕，悲喜交集。悲者，悲其多忧多愁，有损其身体；喜者，喜其智能充裕，志气坚强，足以继承我事业也。”
【“太平景象”与一连串“匪谍案”的总推手】
岛上，此时俨然一幅太平景象，但一不小心，专制就像头野牛，从中窜了出来。
1955年5月25日，迁台后历任陆军总司令、台湾防卫总司令，时任参军长、挂个虚名的陆军上将孙立人，其旧部、陆军少校郭廷亮、江云锦等，因被检举企图发动兵谏、涉嫌“叛变”遭逮捕，牵连300多人。9月7日，“国防部军法局”依《惩治叛乱条例》等罪，判处郭廷亮、江云锦等35人死刑、有期徒刑不等。借此案子，与孙立人关系较密切的中上级军官，关的关，退的退，陆军恍若鸡舍，几乎全被打扫了一遍。
10月12日，郭廷亮判决死刑的同一日，蒋介石发布赦免令，将郭廷亮减为无期徒刑。孙立人得知后，以长官监督不周，自请处分，蒋介石批示：“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应负之重大咎责，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随时察考”，其实是幽禁。在台中的一处院子里，孙立人养养花，种种菜，自家吃不完了，便由夫人拎去街上卖，以补贴家用，堪称“花草将军”。他种的玫瑰，市场上称“玫瑰将军”。这一变相关押就是33年，社会上 ，他的名字，连同他为“党国”立下的功勋，全部流星般消失了，“远征军”也成了敏感词汇。待至1988年3月20日恢复自由之身，可惜步履踽踽，英雄已是白头。
岛上《联合报》对孙案有评论说：“孙立人极度受到部下爱戴与拥护。即使数十年后，许多旧部仍言必称‘我们总司令’，对老长官的忠诚可见一斑。他训练出来的干部，在军中形成旗帜鲜明的‘孙系’。但在强人总统的时代，怎能容忍另一个个人崇拜出现？更糟的是，1950年代初的美国，一直考虑应该‘倒蒋抗共’或‘挺蒋抗共’。对讨厌蒋中正的美方人士看来，作风洋派的孙立人，俨然是最佳替代人选。种种因素的累积，不管当初蒋如何欣赏孙，孙如何效忠蒋，这对君臣最后注定走上悲剧结局。”由此看来，孙案的发生，几乎可说“怀璧其罪”，不可避免。
1960年9月4日，《自由中国》创办人之一雷震先生被捕。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在美国的胡适挂名发行人，以雷震为实际负责人。起初，在蒋介石为昭示其政治改革决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蒋介石、陈诚均同意创办此刊，并提供了实质支持。但《自由中国》的言论逐渐转变为“民主反共”立场，言人所不敢言者，屡让思想、文化“警察”们有抓到了大鱼的兴奋……
大约雷震开始并不持有“斗士”立场，只是以“国士”自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凭自己随国民党风里浪里一路走来的历程，他相信此心可鉴日月，蒋公理应垂听。然而这个“国士”在蒋介石眼里，却日愈有了“斗士”的意味，1958年起，雷震参与本省人士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等78人发起组织“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1960年，与台港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
蒋介石终于在情治单位的捕人报告上签字了！毕生反对共产党理念与价值的雷震，终于与共产党挂上了钩。1962年10月8日，军事法庭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7年。
崔小萍“匪谍”案。崔小萍1923年出生，山东济南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喜爱戏剧，曾在家乡组晔晔戏剧社演出《钦差大臣》等剧。抗战时到重庆国立艺专就读，其后到处参演舞台剧。1966年曾导演琼瑶第一部黑白片《窗外》。
1964年一架民航机在台中坠机。有人密报，当时作为欢送飞机上参加第十一届亚洲影展贵宾的崔小萍所送的鲜花及蛋糕中藏有炸弹，造成该机爆炸。1968年，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崔小萍，调查很久没有证据，但仍以她曾在1947年与共党分子一起演戏，以“匪谍”罪名判刑，一审判无期徒刑，二审判14年。1975年获减刑，后因蒋介石过世大赦，于1977年出狱。崔小萍事后了解，早年她在四川的中学读书，爱演戏，老上戏，几位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因嫉生恨，在一份小报告里她的名字旁边写了“奸党”二字。 只因为这历经几十年、如今不知压在哪所大庙里的一纸小报告，竟然成了她是“匪谍”且有胆量去炸民航机的唯一证据……
1968年1月13日，柏杨前妻倪明华主编的《中华日报》家庭版上，由柏杨负责的《大力水手漫画》专栏刊出一张漫画，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却宣布建立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这幅漫画即遭情治单位直指为暗讽蒋氏父子，3月4日，柏杨被逮捕，并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判处12年徒刑。这便是震惊当时台湾的“大力水手事件”。
1969年，柏杨被囚禁于台北县景美镇军人监狱，1972年，被移送绿岛监狱。 1975年，柏杨因蒋介石逝世减刑1/3，为8年徒刑。1976年刑满后，仍被留置于绿岛，后获释放，共被囚禁9年又26天……
原来，岛上的国民党当局努力为之的“太平景象”，是供思想已经凋敝、记忆似乎湮散的顺民们，过过二两金门高粱酒加一盘猪头肉的日子的；也是供不少砍倒心中文明价值大树的知识者，为了某些利益的糖块而去公共场合充作锣下猕猴的。
但不能不承认的是，这一“太平景象”的总推手蒋经国，又确实有令人感佩的另一面。
【清廉清苦，铁腕治腐】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多年了，他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
与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对他几乎都有正面的描述。
从1950年起，直到1978年年近古稀方接过“总统”大位后，他走遍全岛320个乡镇。他总穿夹克衫、军裤，总爱下乡，路面淹水，他就卷起裤脚涉水而过，让一边西装革履的其他官员进退两难。即便终生与蒋氏父子为敌的李敖亦作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他对侍从人员说，“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他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
在一次访问了屏东荣家的瘫痪荣民（荣民，即退役、负伤的国军官兵）以后，他在随身带的小日记簿上写道：“如何为他们建筑病房？如何为他们增加一点设备？如何为他们做一种适用的椅子？如何为他们建一种适用的厕所和卫生设备？如何为他们洗衣服、缝补衣服？这些是小事吗？绝不！假如连这些应做、能够做的事，尚且无动于衷，那么，什么‘救同胞、救人类’的愿望，实在都是空话。”
他注重倾听百姓的呼声。1980年左右，在走访农村时和农民谈到他们的收入。有农民说“高官巨贾们吃一桌好的酒席，等于我们农民半年的劳动收入”。他听了非常痛心，上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院会，就通过公务员十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十项革新实施后的第一年，由警察机关查获涉足夜总会、舞厅、酒吧、酒家等非正当娱乐场所的公务人员，属于“行政院”所属各机构者共936人，而违反规定宴客，应邀剪彩、铺张浪费、滥发喜帖或讣告，受处罚的有388人。其中最突出者，前台北县县长苏清波被省府下令记大过一次，另令调职。真是“苍蝇”与“老虎”一起打——情治部门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原均为蒋经国看重的高级干部，一次他出其不意登门周、叶家中，发现居家摆设奢华，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他还严惩了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并不畏立委、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将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由此，蒋经国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发现有人贪腐。
他满脸阳光，慈眉善目，朴素如老农、邻家大叔。不经安排就到工厂、农场和一般人家访问，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即使晚年身遭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视察时，依然会饿了直接去路边小饭馆买个盒饭，或随便吃碗面。他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与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甚至不带侍卫，自己开车到处走动。有一天开着吉普车回台北，有个人要搭便车，他特别绕路将其送到。此人眼大无珠，赏给他10元钱小费，他收下来，回家后交给老婆方良：你瞧，我今天可赚了一点钱咧！
诚如台湾知名政论家南方朔所言：“ 蒋经国身体力行，把亲切、平凡、不做作、以民为本的朴素政治风格完全体现。他和蒋介石完全不同，老蒋多少都还有一些宫廷封建的身段，而左翼出身的他，却完全不同……平民化的这种特性，乃是异数，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没有一个人学得会，因而那是人格的一部分，它是自然流露，不可能仿效。”
他内举不避亲，知人方能善任。案上床头常放着的一本书是《贞观政要》，而“贞观之治”的最大特色便是纳谏任贤。李焕、王升、徐庆钟、谢东闵、连震东、李登辉、连战、宋楚瑜等，无不是经他长期考量、多岗位培养而得到拔擢的。虽然也有个别看走眼的人，如从“总统”大位下来后公开亲日、支持“台独”的李登辉。但总体上，他的这个干部团队实现了台湾的经济起飞，也较为平顺地完成了台湾的社会转型。我们从各种回忆录和资料中发现，蒋经国又可以说是没有干部的。他和部属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距离。他时时警惕着勿为部属所利用、勿为部属众星拱月一样所包围。他经常让手下人处于紧张、揣摩他的状态，甚至可能有“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他有气魄，功罪皆能替部下担当；有肩胛，愿意承担一切毁誉，但这并不能减轻其部下临渊履冰的心情。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他的自我反省意识，不亚于走出早年上海滩投机岁月后大半生修身养性的父亲。
一个岛上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蒋经国一直对“台湾人”这个称呼深具戒心。除了“二二八”事件的枪声犹在耳边，败退台湾后华盛顿政客们暗中一度“台湾托管”、“台湾独立”的盘算，还在于岛上本省人一直难以磨灭的旧时记忆：日本战败后，岛上的日本人自1945年底开始遣返，大部分在翌年3月以前遣送回国。日本人撤离前，把家里庭院清扫干净后才离开。依照规定，日本人被遣返时每人只能带1000元现金，许多被遣返的人家把家庭用具赠送给台湾四邻……
在此同时，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接收当局，除了总督府留下的约110亿元资产外，还接收了庞大的日本人私有财产。据说陈仪不贪，但其部属挥霍腐化，一有机会就中饱私囊，当初接收时有1295件的日本人私有企业资产，到了5年后的1950年，只剩下登记在册的860件，1/3的部分，落入了贪官墨吏或其家属名下。这引起台湾人普遍的反感与轻蔑，也是“二二八”事件迟早要爆发的一个必然原因。
很多年里，蒋经国一面肃清岛内的“匪谍”，一面也对“台独”势力保持高压态势。从1960年代起，他多次公开抨击“我是台湾人”的说法。他告诫台湾人，“有一个人去国外旅行，海关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算什么？……今天我们1600万中国人，明明是黄帝的子孙，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羞耻的事情吗？”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黄帝的子孙……我们必须确定这一原则。”
1970年4月24日，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行政院副院长”任上访美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等着他的是远东工商协会的一场午宴。 当他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穿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人高马大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刺客是台湾来美留学的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黄文雄憎恨蒋氏政权，源于他老实巴交做公务员的父亲，在台湾早年白色恐怖中入狱。留美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美国遇刺的那一刻，深深地刺痛了蒋经国。他外表波澜不惊，继续出席午宴，事后也未见任何恼怒，并要求与刺客见面，理由是想问问刺客为何有此大恨，但为美方劝阻。他建议美方放了刺客，后者也真以20万元的保释金放了；但“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在这一生中最危险的遭遇之后，蒋经国经常自言自语，或默默冥想。那北美大陆上掠过他头顶的一枪，还有穿风衣的年轻人被塞进警车前的呼喊声，让他逐渐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1973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台，李能用闽南语与台湾乡民交谈，更让陪同在侧、素来只通江浙国语的蒋经国感慨万千……1987年，蒋经国与12位“台籍耆老”谈话时，在岛上住了40多年的他，首次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特务政治”走到尽头】
蒋经国的清廉，乃至贫僧般清苦的生活，在其身后得以一一曝光，也令人叹为观止。他在世时，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以从中收取好处。他的官邸，先是在长安东路18号，这是一幢木造平房，在日据时代仅被殖民当局划为“第五等”房舍，后来住的大直七海寓所，也不过是栋粗糙的小洋房，摆设普通，和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没什么两样，远比不上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不管住在哪里，规定室温不到28摄氏度不许开空调，蒋方良不得不到阳台乘凉。蒋经国一家仅靠他的薪资生活，没有一点积蓄。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自1937年离开祖国后再未回到那片土地、年事已高的蒋方良，从媒体上得知后，问其司机胡献堂：“我想见见他，你看找谁安排？”胡献堂打电话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此事办妥了。见过面后，胡献堂问她：“夫人要不要回去看看？”她不无幽婉地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
一边是绝对的杀伐决断、冷酷无情，连毛人凤见了也胆寒的“太子”。几乎所有研究台湾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蒋经国是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主要运作者，所有重要的政治案件里都有他的影子，他应为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菁英人士和普通民众家破人亡的悲剧负最大责任；另一边，是发动机一般的努力、勤勉，银针一样的警醒，作为在大陆江山丢弃最后时刻曾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太子”，失去民心的教训，他的体悟来得比旁人更为深刻。为了这块最后立足的台湾岛，在太平洋澎湃的风涛里有个太平的现实与未来，诸葛先生的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放在他身上，似乎并不过分……
问题在于，有血腥味的弦歌，飞不出揣有良知的胸膛。
倘若思想仍在勃勃生长，记忆仍如流水般清澈，人们再怎么天真，再怎么感佩，也不会不注意到外部世界的虚假与荒唐：一边经济在起飞，物质生活在繁荣，岛上各项建设日新月异；一边是漫天无形的蜘蛛网，肆无忌惮的构陷之机。历史真相，连同原本鲜活、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仍在黑暗中逐渐腐烂。
当时在绿岛关了不少有这般感觉的年轻人。他们在狱中有人自杀，有人发疯，也有人出狱后遭到歧视，无法在社会生活里找到适当位置，一生郁郁寡欢，一辈子就这样完了。相当多有思想的年轻人，为了逃脱这有温情的岛上威权，大学毕业不得不服完兵役后，马上申请留学。1950年代的台湾青年中，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期待赴美留学，成了当时的一股社会风气。
虽然有人在机场吐口水，扬言永远不再回来；但离开台湾，自称是“番薯仔”的这些年轻人，念兹在兹的，还是这块仍然笼罩在恐惧阴影下的番薯状土地的命运，他们很快就投入反对运动之中，誓死打破台湾的戒严体制。
台湾民主意识早期的觉醒，便来自于海外的台湾留学生。国民党当局对这群留学生采取监控的方式，在各学校收买、建立“细胞”，“细胞”即是岛内的“职业学生”，他们广泛参与留学生的活动，专门打探留学生的思想，定期撰写报告……
在1980年代初，有一桩命案，仍让无数的台湾父母有理由告诉在海外的孩子：永远，永远不要返回台湾——
1981年5月，去家6年之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统计系助理教授陈文成，偕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儿子返台探亲，兼做学术演讲。6月底，返美日期已近，出境证却下不来。7月2日上午，三名“警总”人员持约谈传票，从其父母家带走了陈文成。约谈的理由是：有人检举陈文成旅美期间的一些违法行为，如在财力上支持岛内倡导组党运动的《美丽岛》杂志等，有必要请他说明、澄清。
7月3日清晨，陈文成被一位长跑的老太太发现横尸于台湾大学校园，是年31岁。陈文成之死，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警总”每天发布不实言论，忽而说早就送陈文成回家，忽而说陈文成系跳楼畏罪自杀，甚至诡称“陈文成是情杀”……无论何种说法，均无法厘清案件真相，反倒使“政治谋杀”的玄机，连同台湾学子争取民主的艰苦面貌，鲜明地呈现于世人眼前。
8月，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特派该校统计系系主任狄格鲁和法医魏契来台验尸，返美后举行记者会。公布验尸结果为：判断为高处坠落引发多处的挫伤骨折所导致的严重内出血，证实“陈文成死于他杀”。一时间，陈文成命案上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大报的头条新闻。美国国会就国民党特务渗透校园监视台湾留学生的问题，举行听证会。在美国许多大学，台湾留学生纷纷举行游行集会，要求“国民党特务滚回去！”
陈文成的惨死，是台湾白色恐怖行将结束的一个血腥记号。
【最不容易的一种选择】
此时的台湾，民意指数、国际形象及历史评价，不妨暂置一边——一个最现实的担忧是，当时羽翼已丰、日渐坐大的民进党，早已将“二二八事件”解读为欺压台湾人的悲情符号。虽然，根据台大社会系的估计，在白色恐怖的14万～15万受难人当中，约有40％是外省人。当时外省人数占台湾总人口还不到15％，外省人受害比率如此之高，可见白色恐怖不仅是本省人的悲情，更是外省人的悲情。但在泛绿阵营里一张张陈水扁式的具有核电站般能量的大嘴，大有可能借此翻江倒海，进一步挑唆族群撕裂，为其夺取最高权力鸣锣开道。
如此下去，台湾安有宁日？长此以往，国民党何来立锥之地？！
倘若说，发掘血色记忆可能并非蒋经国的本意，但“解严”及随后的解除党禁、报禁等，正是蒋经国主动选择的一条对他个人、对他的党、对他的政权，都属于最困难的新路，某种程度上堪称天崩地坼，天雷地火。
蒋经国对这一选择将导致的未来十分清醒。
1986年9月28日，台湾民主进步党成立，情治部门向他递交了一份捕人名单，蒋经国权衡再三，不予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随后，他决定开放党禁。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外交部长”沈昌焕提醒他，“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从1949年的百万大迁徙算起，到1986年，国民党政权在岛上已维持了37年。已是风烛残年的蒋经国，苦于糖尿病引起的末梢神经炎，腿部疼痛，“走着不如站着，站着不如坐着，坐着又不如躺着 ”，在大直官邸经常是躺在一张小型病床上，将床背摇高后坚持办公；实在坚持不下了，就去荣民总医院5号“总统病房”住几天。他本可以让侍卫们关紧病房的窗子，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再维持两年，让他的继任者们去应对岛内外波涌浪迭的民主潮流——这是最容易的一种选择。
1987年7月1日，奉命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后的第四天，李焕去看病床上的蒋经国。蒋对他说：“我要你来，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心愿要实现，希望你能担负一部分的工作”。这三个心愿是：第一，国民党要改革，目前很多民众和党员对国民党不满。执政党如果不求进步，将产生很大的危机。第二，政治要民主，台湾戒严已经有40年了，逐渐造成人民的反感，因此“民主”这条道路一定要走。第三，国家要统一。两岸分隔40多年，现在台湾已有条件与力量促进国家统一。（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
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作出了对他、对蒋氏家族，对国民党最不容易的一种选择，即与过去的37年决裂，与一个独裁者的自己决裂。
如同昔日惊恐于一家一党的图腾巨兽岌岌可危，他擅权的强悍、事权的致密、人性的阴晦与暴戾，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而当下，人民未来的福报，台湾的长治久安，紧紧地揪住了他的老病残躯时，他宽阔与悠远的时代眼光，他对脚下走遍了的这块土地终于火山喷发般的柔情，所表现出来的百分之二百的决绝，百分之三百的焦灼，也是常人很难体会的。
一位接近蒋经国的人士有这样的感觉，其晚年最大的变化，似有一种“赎罪”的心态。躺在病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的他，却几乎是以追赶自己即将西下的生命夕阳那样的急迫感，要把国民党推进拆骨断腕之旅。
我们还可以将视线投向蒋家的第四代人，即蒋孝勇之子、蒋经国之孙、蒋介石之曾孙——蒋友柏先生。他当算“既得利益集团”的受惠者了。然而就是这个受惠者，有过这样朴素、真诚的表达——
……当我看过这些事实的报导，逐渐地在自己心中做出“两蒋也有做错事”这个结论时，这已经狠狠地推翻了我从小被教导的根深蒂固的价值；从自己在心中做出这样的结论，到能够坦然地与他人谈论这样的话题，这中间，我花了很长的一段“内心挣扎与困扰的岁月”。事实就是在那里，一味地否认，并不会就使这些事件从历史记录里消失。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态，正面地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并尽量做出补偿；即使我个人因为无能为力而只能以口头方式表达来自隔代的歉意。（蒋友柏 《我的曾祖父是蒋介石》，2008年9月3日 《南方人物周刊》）
1988年1月13日，一代强人蒋经国在落寞中病逝于台北。
是日，全台鲜花售罄，一枝难求。
1月30日举行公祭，台北百万人送殡。台湾官方盖棺定论：“其任劳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呕心沥血者垂四十载，其所树立，实来者之典型。”
据说，此岸的邓小平，闻讯后一声叹息：“经国死得太早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来源: 《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