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8日，100多位“党外人士”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同时推选七位组党工作委员，并发表党纲草案和行动纲领。这是国民党统治台湾40年来最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随后几天，主流报纸《联合报》和《中国时报》陆续刊出新政党的消息，篇幅不多而且低调，也不再如过去那样，对党外人士的“不法”行动提出猛烈的抨击。媒体等待着权威当局的反应，以决定如何处理这条新闻。

蒋经国是否会加以逮捕，如同先前他父亲蒋介石对雷震组党行动的对应？民众等待国民党当局的反应。参与组党的人士同样在等待着，虽然他们多已抱定前仆后继、一起走入监牢的觉悟，有些人甚至已经准备好留给家人的书信。

民主的推动者？

民进党成立的第三天，“法务部长”施启阳在立法院宣告：“政府认为此时此地不宜组织新党，如有少数人擅自组党，将依法处置。”可是国民党政府却没有对任何人“依法处置”，展开逮捕行动。负责和党外人士沟通的中央政策会，同时发表声明，沟通将持续进行。最高权威当局的意向仍然不明。

当年10月4日，国民党当局的态度逐渐明朗。蒋经国在当天核准了国民党中常会12人政治革新小组的提案，其中一项就是开放政治性的社团。10月7日，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瑞翰女士(Kathrin K. Graham)的访谈，对全世界宣示：台湾正在准备解除长达近40年的戒严。对于新成立的民主进步党，蒋经国虽然批评它“缺乏国家观念，政纲中也没有提到反共”，可是却同时说，他的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准许新政党成立的问题。

从此，台湾政治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戒严法次年解除，媒体和言论也获得充分的自由，政治犯成为历史名词。反对党甚至在2000年经由选举获得政权，执政长达55年的国民党第一次成为在野党。蒋经国是台湾民主推手的论述，也开始产生。

在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中，掌握最高权力的蒋经国当然有关键性的影响。他当然有能力继续镇压组党的行动，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快速推动民主改革，让台湾的政治体制在短时间内顺利转型。因此许多立场独立的学者，都认为蒋经国“历史上的地位，无过与推动民主的改革”（林毓生），也是“中国民主前途的象征”（余英时）。而宣称独立的媒体《新新闻周刊》，则因此在蒋经国逝世之后，说他为“一代人杰，千秋典范不只是勇者行状，更是仁者风范，智者襟怀”！

可是，蒋经国真的是台湾民主的推手吗？我们如何评估他在台湾民主化中的角色？

民主的镇压者？

在众多学者对蒋经国的颂扬声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是少数较为“平衡”者。虽然他同样将蒋经国视为台湾民主的推动者，可是也同意一般的看法，认为蒋经国是一个“特务沙皇”(security czar)，“躲在暗处行使权力，是领导阶层中最令人恐惧的人物。对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的政治压迫，他毫无歉意。”

蒋经国在1969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长，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可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父亲蒋介石的栽培下他就已经掌握甚大的权力。国民党迁台初期，他掌握政治行动委员会，50年代中期出任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该会是“国家安全局”的前身，总掌台湾所有的情报、安全和特务系统。后来在调查局副局长任内退休的高明辉指出，安全局长、调查局长、警备总部司令、宪兵司令、台湾省警务处长等所有情治单位的首长，每个月都必须到安全局的剑潭办公室举行负责治安的“永靖会议”，会议由蒋经国主持。蒋经国实际总管情治工作期间，正是台湾政治最恐怖的时期。

“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在这段期间也由蒋经国掌管，之后则透过忠实跟随者王升完全控制。政治作战部的职责是负责监督及管理军人的政治思想，可是却经常对社会中的“分歧声音”发动文宣攻击，其中攻击最猛烈的是《自由中国》杂志。该杂志由长期跟随蒋介石的雷震创办，集结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胡适、殷海光等，不断宣扬民主和人权，同时也批判蒋介石的专制独裁。

最足以显示蒋经国政治理念的，莫如1978年的“美丽岛事件”，这时他是国民党政权中至高的决策者。他在这个事件中严厉地、全面性地镇压了民主运动，以叛乱罪名将运动的领导人判处无期、14年及12年等徒刑，另外33位运动的工作者亦受到6年和4年等不同程度的惩罚。然后是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林义雄家灭门血案、基督教长老教会领导人高俊明牧师被逮捕、陈文成教授命案，以及卢修一叛乱案。“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几年间，全台湾笼罩在高压政治的恐怖气氛中。

这些距离蒋经国的“推动民主改革”不到十年，可是几乎所有推崇蒋经国为民主推手的学者，都忘了他不久之前对民主运动的严厉和全面性镇压。为何学者的记忆如此短暂？还是因为这些历史事实难以嵌入他们的理论？

这样的一个人何以在生命的晚期，成为“民主的推手”？统治者的政治信念，是否以我们完全无法领会的方式，产生极端的变化？还是现实环境有了剧烈的变化，逼迫统治者跟随改变？

民主的妥协者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这十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蒋经国从民主的镇压者成为民主的推动者？

这十年间有两个重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生自台湾内部：民主运动受到蒋经国的镇压之后，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为茁壮。民主运动的领导阶层全部被逮捕后，他们的家属和辩护律师纷纷投入运动，参与选举，而且几乎全部获得人民热烈的支持。同时，政治犯及其家属们也开始被人民视为英雄，而非如过去刻意避免接触的对象。

蒋经国对民主运动镇压的后果非常明显：毫无效果。逮捕反对者的结果是产生更多反对者，同时也让人民更为支持民主。当压制无效的时候，统治者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以更强大的力量、更严酷的方式继续压制反对者。这样的做法可能真正压制了反对者，让政权取得短暂的安定。可是也可能造成更大的对立和冲突。正如英国的贵族统治团体在以武力镇压中产阶级的民主改革运动无效后，当时开明派领袖Gray首相对国王所言，“我个人相信公共舆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如此的强烈和普遍，如果我们继续抗拒它，我们将会让政府陷入失去所有权威和力量的险境。”

当压制无效，统治者的第二个选择是作出妥协，甚至主动规划民主改革的日程表，以和反对派竞争民众的支持。这是比较有智慧的选择，也正是蒋经国所做的选择。事实上，蒋经国也是在“美丽岛事件”的镇压后，发现逮捕领导人物不但无法压碎民主运动，反而创造更多更受人民支持的反对者，他才开始以沟通代替恫吓，授权国民党高阶人员和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展开沟通。事件之前，双方虽有机会（在美国大使馆政治参事班立德家中）接触，可是却只是非正式接触，也没有来自最高层的公开授权。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也显示了这个普遍性的政治逻辑。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许多黑人知识分子、牧师就投入民权运动，可是却一直被白人政权压制，一直到60年代黑人普遍动员，造成美国社会的严重危机之后，白人政权才严肃考虑对黑人的要求做出妥协。

让蒋经国从镇压民主转变为推动民主的第二项动力来自美国，国民党政权的保护国。在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众多案例中，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压力是共同的因素。之前蒋介石对雷震组党行动的压制，美国采取旁观的态度。当时“驻台湾大使”庄莱德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以国民党在台湾的不得人心，如果开放政权国民党将无法生存，而这并不符合美国利益。

可是“美丽岛事件”前后，美国正延续卡特总统的人权外交路线，人权记录是美国出售武器给盟邦的重要考察项目之一，台湾也将被列入观察名单。特别是《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在洛杉矶家中遭台湾情治单位派出的杀手暗杀之后，美国朝野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更为高涨。在内忧外患之下，蒋经国其实没有太多选择。

蒋经国当然也可以不做出民主改革的选择，让他的政权处于更大的危机。然而他并没有顽强地抵抗不可挡的潮流。他识时务，迅速地和新的环境做出妥协，让台湾免于更大的冲突和震荡，同时也保障了国民党往后在民主选举中的竞争力。

蒋经国对台湾民主的贡献，并非众多学者所说的是“推动者”。他的贡献，是他迅速移开了阻碍民主发展的唯一障碍：他的个人独裁。这是他对台湾民主化唯一的贡献。

（本文刊载于《财经》杂志2014年第14期，作者为台北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