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政治改革是后发现代化地区（国家）完成政治转型的成功典范，而蒋经国在这其中扮演了启动转型的关键角色。他认同西方民主理念，积极推行民主宪政，力图把西方民主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重视民主选举并不断开放更高层级的选举。在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渐趋变化的过程中，他果敢地放弃已不合时宜的观念，顺应时代发展，回应民意诉求，适时启动台湾自由化进程，以包容、有序、渐进的改革策略推动政治转型，最终给台湾社会带来善治和新路。

关键词：蒋经国；民主化；台湾政治改革

20世纪80年代，台湾在国民党高层自觉主导和有序推动下进行了较为成功的一次政治转型。学术界对台湾政治转型的研究，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者尝试运用不同研究视角对台湾政治转型作出解释，本文力图从威权人物在威权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出发来考察台湾政治转型。不可否认，威权人物蒋经国扮演了开启这一转型的关键角色。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是蒋经国基于维护国民党执政地位所作出的理性策略选择。但是，还应该承认蒋经国个人的民主理念和善治抉择更是台湾和平转型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变量。

蒋经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在“五四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因缘际会在苏联学习生活12年之久，体验了斯大林的集权统治，感受了俄国民粹党深入基层的情节。中年回国以后，国民党在大陆执政，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又经历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和两党争斗的内战。败退台湾后，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立足台湾的现实需求，扎根台湾本土，推动经济发展。蒋介石去世以后，掌握权柄的蒋经国，在时代变迁中顺应历史潮流，体认民意，依靠政治智慧换取社会容错空间，最终选择民主制度，开放党禁报禁，开辟了台湾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一、认同民主理念是威权转型的基本前提

（一）认同西方民主理念和制度要素

对于西方制度文明框架下的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理念，东方社会长期以来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或怀疑，或排斥，喜欢推行自己所谓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模式。因而，造成东方社会一些国家（地区）在迈向现代化道路上裹足不前，艰难徘徊。蒋经国个人虽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他对“民主”的价值理念却是认可的。他认为，“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与安居乐业的生活方式毕竟是人类的共同愿望”。[1]426作为威权领导人，他同样明白，“民主对极权、自由对奴役、人性对兽性的斗争，在经历一阵低潮迷雾的回荡之后，也更有拨云见日、激浊扬清的一天！”[1]203在他看来，民主与极权两种制度是根本对立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实现必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势不可挡。在这样的认识下，他坚信“实践三民主义，力行民主宪政，乃是国家建设的唯一康庄大道。”[2]201

蒋经国不仅充分肯定自由民主价值理念的积极意义，还对民主的制度框架予以认同和赞赏，他认为，“民主政治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一个宪政的体制、议会的构架和法治规范，让大家就大家的事，用合法、合理，并为民众所接受的方式和途径，开诚布公、协调沟通。在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下，综合不同的意见，相互容忍，解决问题。”[3]218“民主宪政的积极贯彻，更是从实施地方自治来入手。”[2]169透过蒋经国对民主的论述可以看出，承认民主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制度设计很难离开权力分治、选举、出版言论自由、法治社会、地方自治等这些民主制度的要素。无论威权时代还是开启政治转型，这些民主制度要素在台湾都能觅其影踪，与西方民主政治“并无二致”。

蒋经国能够站在历史的、世界的角度来看待台湾地区民主发展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就历史观点而言，民主政治在西方国家的发展，经历了数世纪的成长过程。譬如，英国自1215年发表《大宪章》以来，即在进行民主化运动，美国也经过二百年的民主经验。因此，以中华民国与这些民主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步调不缓慢，因为中国从1911年革命实施共和以来，迄今才不过71年。”[3]64 蒋经国不仅能够体认民主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更重要的是，他把民主作为一种精神信念，而非某种政治投机的手段和幌子。他认为，“民主宪政不只是一种现代化的功能，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信念。”[2]171 “民主是渐进的，不是冒进的；是培育的，不是移植的；必须适于国情，在自己的土壤生根成长。”[2]159由此可见，蒋经国认同西方民主理念，对民主的制度安排与西方民主理论并无太大分歧，并能充分体认民主发展过程的漫长艰辛，特别强调民主不能作为政治的调味剂，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信念。蒋经国坚定的民主信念为有序推动台湾政治民主化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从一个侧面回应了蒋经国对台湾政治改革是“对外仓惶应对”的这种解读。

（二）力图把西方民主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在过去数百年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上，法治、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被证明是适合西方现代化的政治框架，这一点基本没有争议。而在东方社会，推行民主制度、宣传民主理念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难产或水土不服的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伦理观、方法怀疑论、个人主义精神等思想基础之上，这些思想理论在承认人具有“自爱”和“利己”等特点的基础上，认为每个人都有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这就需要国家体制和法律给予保障。人们始终对统治者抱着必要的怀疑态度，时刻警惕国家权力被统治者用于个人目的，需要用科学方法规约掌权者行为，需要形成民众监督之下、相互制约的国家管理机构，因此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就应运而生。而这些启蒙思想在传统东方社会不被广泛接纳，甚至极为罕见，自然在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和建立西方民主制度时遇到困难就不足为奇。

对此，蒋经国认为西方民主理念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合，才能真正推行本土民主化进程。他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宪政民主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三民主义宪政，乃是根据中国文化一向即有的民本思想，要将伦理与科学相结合、伦理与民主相结合的传统精神，化为现代的民主制度，使道德、理性、法治同得重视，将中国文化的王道，使之现代化”。[2]158 在蒋经国看来，西方民主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是相融合的，这就为民主宪政在本土扎根找到了契合点。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官要为民谋福祉”思想与西方民主制度中“对人民负责”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意。

蒋经国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利于民众的优越制度，可以让人民享受权力和利益，可以使社会发展不断向好。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蒋经国在推动台湾政治转型时，所推行的各项政治举措都坚守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人民谋福祉。特别是，具有浓厚平民意识和草根情节的蒋经国，常常能够为中下层民众着想，深入基层，体察民间疾苦，使台湾在富裕之后仍然保持着很低贫富差距。这正是蒋经国能够把西方民主理念根植于台湾本土，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成果。

蒋经国不仅自觉接纳和推广西方民主理念，同时更加注重把西方民主理念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让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被整合在主流文化之下。这既是拥有悠久传统东方文化的国家（地区）走上现代文明的根本出路，又是东方社会克服现代化过程中水土不服难题的症结所在。特别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一定要努力避免“为了特色而特色”，而背离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三）建立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民主宪政体系

法国《费加洛》杂志总编辑季欧曾向蒋经国提问：“何为三民主义？” 蒋经国回答时说：“简而言之，三民主义的精神与内涵与十八世纪贵国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之口号，及美国林肯总统所揭示‘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相似，一面在求中国之自由民主，一面促进世界和平幸福，符合中国人民一致愿望。”[3]20 台湾践行民主实践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三民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的政治理念，本身就体现了自由平等、主权在民、宪法保证、议会制、分权制衡、政党政治的民主政治要素。

而蒋经国对“三民主义”民主宪政的诠释，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华民国是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依宪法都有保障。”[5]164 在蒋经国看来，只有依据三民主义的民主宪政，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他强调“中华民国”实施民主宪政的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通过回顾“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历史，以此论证从孙中山到他本人坚守民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从而对台湾推行宪政民主进行追根溯源。

对于国民党退台后，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推行了近四十的党国体制，人们颇有异议。蒋经国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民主政治的精义在于透过人民政治的参与促使政府成为一个负责人、对民意趋向有反应的政府，与政党的多寡并无绝对的关联。”[3]65他深知民主政治的要意在于人民参与，权力监督。但受当时历史环境和世界格局的影响，不得不颁布“临时条款”，对党外势力和异议人士作出某种限制，由此所产生的政治缺陷，以求通过基层选举、增选“中央”民意代表等措施来弥补。同时，他能够积极回应民意、柔性处理党外运动，在保证台湾地区安全的前提下，力图使民众充分享有公民权利。在条件成熟以后，蒋经国果敢的宣布“解严”，全面实施“中华民国宪法”，使台湾地区真正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二、推动民主选举是启动转型的关键环节

（一）通过选举实现民主

投票选举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蒋经国治下的台湾威权社会一直存在有限“中央”层级选举和地方自治，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控制了各种资源，在选举竞争中自然处于优势地位。但“竞争”赋予选举以实质性的意义。在对“选举”的认知上，蒋经国与西方民主理论是一致的。

首先，他认为选举的前提应该是公平、公开、公正的，“透过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乃是走上现代民主政治常规的必经之途。”[1]623尤其作为执政党，更应该“本着至公、至正的胸襟、开明、开放的心怀，来为良好的政党政治迈开大步。”[1]623其次，蒋经国明白选举对于民主政治有重要意义。他说，“选举是通往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选举也是衡量民主政治的最佳尺度。”[5]532“选举是民主的实现，民主的进步必须透过选举。”[6]44 此外，在蒋经国看来，选举的目的绝不是为一己、一党私利，而是要选出真正为人民负责的人，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参加竞选时唯一目的，乃是为国为民服务作奉献；参加投票的唯一任务，乃是为国选贤与能。唯有如此，才能符合民主政治的真义”。[5]503 威权政体下执政党主动开放选举层级，从地方到中央都需要与党外人士在选票上竞争，这本是一件艰难的事，需要执政党对民主政治价值有充分了解和认同。在与党外势力的竞争也要求执政党自身要提高执政能力，努力赢得民心，赢得选票。

当然，蒋经国也考虑到选举可能存在的问题，他多次强调，“在竞选过程中，尤应率先遵循政府法令，树立清明的选风，以为民众的表率。但一切辅选工作，必须严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得有丝毫的偏差”。[5]569“选举虽然只是实施民主政治步骤中的一环，但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干净纯洁的选举风气，更是任何选举的必须要求”。[5]542蒋经国能够体认到此，足以说明他对民主选举有充分认识，对选举可能给国民党带来的冲击也有所准备，选举不是政治转型中的幌子和摆设。

（二）实施地方自治和“中央”名意代表增额选举

国民党退台后，在总结大陆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扎根台湾本土，在基层推行民主选举。除了冻结“国会”部门以及个别省市长外，所有地方公职全部开放选举，实行地方自治。“戒严”时期，开放地方层级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挑战，对其执政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但是，实行基层普选可以有效吸纳地方精英进入“体制内”，也有利于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形成初步的选举文化，为更高层级的开放选举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民党退台后，一直冻结“中央”层级选举，由于“中央民代”不改选所产生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不可能让本地人满意。同时，“议员”不改选也带来严重老龄化问题。为回应民间提出的“国会”全面改选的诉求，蒋经国主政后，主动采取了有限度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始于1972年的“增额选举”，形式上是对选民整体诉求的一种回应，这样做有助于“缓和维持国民党政权‘法统’地位所产生的代表性矛盾”，[7]215也是台湾政治参与扩大、民主政治向前迈进的标志。

“增额选举”为反对势力迈向上层统治提供了合法管道，为政治转型打开了缺口。蒋经国认为，“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扩增名额，将有助于强化中央民意机关功能，适应政治发展的需要。如果在民主的扩大中提高政治的安定，同时在政治的安定中增进民主制度的利益，必可加速实现我们宪法所示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境界”。[5]504-504蒋经国能够顺应时代变局，回应人民诉求，完成了台湾民主政治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三）启动台湾政治转型

按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来看，民主转型具有两个维度，即自由化和民主化，大体经历先自由化后民主化两个阶段。自由化是对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政治自由的兑现，要求开放党禁报禁、允许游行集会等，核心在于容忍政治反对派。民主化是指自由直接选举议会或国家元首。依照这一理论来分析台湾政治转型，在蒋经国时代开启并完成了台湾政治自由化进程，在1996年的后蒋经国时代台湾举行了第一次“总统直选”，以此标志着台湾政治转型的完成。通观台湾政治转型的过程，蒋经国个人在这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政治反对派最大程度的容忍以及开放党禁报禁。1986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在国民党“戒严”和党禁的封锁之下，台湾第一个反对党出世。蒋经国在得知这个消息后，1986年10月5日，在国民党中常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道，“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本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6]36-37当时警备总部已经准备了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却告诫他们：“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8]468同时他指示相关部门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说，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已经在研究中，尚待作出决定。民进党成立之后，因政府不予承认，但是也不加以取缔，所以党外人士在1986年底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竞选活动中，开始正式使用民进党的名称。投票结果揭晓，民进党有11名候选人当选“国大代表”；12名候选人当选“立法委员”。这是台湾选举史上，第一次有正式的反对党人士，以政党身份进入“中央民意”机关，标志实际意义的党禁已被开放。

蒋经国面对党外运动的冲击，不断调整策略步骤，但唯一不变的是他坚持民主改革的决心。1986年11月10日，民进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半年之后，国民党宣布“解严”，继民进党以后宣告成立或筹组的新政党有20多个。同时，在蒋经国指示下台湾“新闻局”宣布，自1988年1月1日起解除报禁，取消对民众办报的限制，给言论自由带来新的生机，而在这时，蒋经国本人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于1988年1月13日去世。一年后，“立法院”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各政治团体均得以依法自由成立，并从事选举等自由活动。七年之后的1996年，台湾进行了第一次“总统”选举，完成民主转型，堪称后发现代化国家迈向民主政治的成功典范。

三、主动换取容错空间是推进改革的重要保证

（一）以最大容忍和克制来包容政治改革

在民主政治中，“忍耐”、“包容”是最为精要的政治哲学，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忍耐”、“包容”就更加重要而难能可贵。台湾政治转型中蒋经国的民主思想和改革实践可以为此作出最好的诠释：他深知“民主政治的最可贵处在于容忍”。[1]624他曾回忆说，“在我上一次就任总统职位时，有一位花莲民众，送我一块近似天然的石头，上面显现着一个‘忍’字，也就是‘心’字上加个‘刀’字的‘忍’字，这块石头现在还陈列在我办公室座右，让我时刻看到，发人深省。”[3]116无论是面对党外运动的不断高涨，还是应对街头种种的政治冲突，蒋经国都显示出最大程度的容忍，他的每一次容忍都无形中把台湾民主政治向前推进一步，即使这是一小步，每一小步的前进最后汇集成台湾威权体制成功转型一大步。当时，很多党内元老不能理解蒋经国对党外人士的“容忍”，他告诫身边的人：“或许有人认为，政府在处理某些问题上显得软弱，但是为了达成国家更大目标，我们不能轻重倒置，因小失大。”[3]181 蒋经国多次强调，“党与政府都不必怕批评，有批评才有进步，所以，被批评者要有容忍的风度，而提出批评的，尤应诉诸理性与冷静”。[5]319由此可见，这不仅是民众对蒋经国的深切期待，也是台湾政治转型中蒋经国推进改革的价值准则。

事实上，蒋经国掌权以后，对党外异议人士一直保持着最大限度的容忍。早在1972年12月选举前夕，一百多名党外政治人物在台北某饭店聚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这是党外人士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康宁祥带头主张候选人有权在每个投（开）票所派监票员，以及自办政见发表会。蒋经国不断接到报告，详述党外候选人挑拨性质集会的言行，并建议应该惩办几个人。但蒋经国没有理会这些报告。[8]341 1973年12月，《大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准许成立反对党，之后其总编辑受到压力，辞去总编一职。“在蒋经国的主动延揽下，与《大学杂志》有关联的几位年轻学者，大部分都是外省人，受邀进入政府及党部工作，保证他们可在体制内促进改革。”[8]342

1977年“中坜事件”中，面对难以控制的局面，警界请示蒋经国如何处置。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召集官员开会，“有人建议派国军部队恢复秩序；镇压警察已在现场，警备总部有个单位也在附近。蒋院长宣示，”‘我们不用军队。’“[8]362类似这样的指示，在1979年高雄事件中也同样出现了，”蒋经国重申他的指示：在民众骚乱时，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派到现场的宪兵也不携带武器“。[8]386”暴徒没人遭受宪警的主动反击，反而是维持现场秩序的宪警大量受伤送医。“[9]28后来群众滋扰、街头暴力等类似事件也不断发生，蒋经国完全有可能去排除和镇压异议人士，然而他选择用最大的克制和容忍来对待不同声音，以怀柔策略处之。这不仅是蒋经国的领导艺术，更可以看出台湾政治改革绝不是对外的仓皇应对，而是蒋经国有远见有决心的诚心推动。政治转型过程中，威权人物的无作为有时是最好的作为，他们克制自己使用权力，容忍不同声音就是用实际行动推动转型。此间种种，在蒋经国推动下台湾威权转型中都能觅其影踪。

即使到后来，民主进步党在”戒严“状态下宣布成立，蒋经国仍然采取克制态度，并且表示，”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的态度，轻率采取激烈的行动，引起社会的不安。应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6]229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蒋经国合理适时的容忍党外反对人士，这不仅是政治改革必要的润滑剂，更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同时，不断的街头政治冲突能够对广大民众的民主理念起到良好的教育和普及作用，也为国民党树立起开怀包容的政党新形象。

（二）以地区安全为底线的改革取向

对于”蒋经国从1972年接任行政院长到去世，近二十年时间中，为何要到生命弥留之际才开启自由化进程？“的质疑，蒋经国秘书漆高儒剖析得很深刻，他认为蒋经国受美式民主的影响很大，深知民主政治是衡量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尺度，在当时蒋经国不能讲，”因为他的父亲还健在，没有置喙的余地。况且中华民国在台湾，生存列为首要任务，存在即是胜利。一切筹谋作为，都是使台湾的安全列为急切之举。在不安全时，当然要戒严，戒严便会使民主自由受到干扰“。[10]294必须承认蒋介石在世，蒋经国还没掌握绝对权力，台湾政治民主化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蒋经国都不可能公开宣扬他的民主理念，必须要以台湾的生存为首要任务。

即使是蒋经国全面执掌权力以后，推行政治改革的底线也是以确保台湾地区安全为前提。因为蒋经国深刻认识到，”政治自由与国家安全一直是我们同等重视的目标。因为我们认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有了政治自由，人民才会珍惜其努力的成果，……所以政治自由正是国家安全最佳的屏障；另一方面，唯有在国家安全得以确保的情况下，人民才能享受自由的生活，这正是我们制定国家安全法之目的，得以兼顾政治自由及国家安全。“[4]73-74 在政治朝着更为开放、民主、多元的方向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带来台湾社会不同利益、不同声音的博弈和碰撞，有时甚至是激烈冲突。

保证台湾地区内部安定、外部安全才能使政治改革顺利进行，也才能使地方安全和民众安危不受侵害。对此，蒋经国反复强调，”推进民主宪政与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受到同等的重视，两者相辅相成，并且皆以厉行法治为基础。唯有尊重制度和法律，民主宪政才能历久不渝，这也是政府制定国家安全法的精神所在“。[3]223正是基于蒋经国的这种改革价值取向，台湾政治转型始终是在保证地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稳步的向前推进。

（三）有效控制改革节奏的科学方法

政治改革方法与步骤的运用与安排直接影响着改革成功与否，是和平转型还是流血牺牲，这都直接关系改革成本的问题。改革过急，往往不能控制局面，改革迟缓，错过最佳时机；用错一人，可能满盘皆输，走错一步，可能前功尽弃。台湾政治转型可以说是改革步骤与方法成功的典范。

蒋经国能够有效控制改革节奏，对改革的方法和步骤有清晰的认识，他说道”‘革新’必须是前瞻性的、是突破性的，但也必须是承先启后的、是继往开来的。“[2]582 蒋经国还认为，”改革的步子一定不断前进，但为了确保改革的成果，也一定要走稳“。[3]232”今天有很多事，急是急不得，慢也慢不得，因为这并不是我们为所欲为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干个痛快，来刺激一下的时候，而需要大家负起责任同济艰难。事情遇到紧要关头，需要快刀斩乱麻的立下决心，但有时候也要像老母鸡孵卵一样的深有耐心。“[4]110 透过这些话语，可以反观蒋经国对台湾政治改革是从整体上、从长远发展上进行考虑和安排的。蒋氏父子时期，台湾社会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省籍矛盾，表现在国民党任用官员方面对台湾籍人士数量的限制。蒋经国主政后，大力推行”以台治台“、”扎根台湾“的本土化政革。对台湾籍官员的任用采取”向下扎根、向上发展“的政策。在蒋经国组阁后，政府和国会部门的”台湾籍人士以由4.5%上升到22%“，[11]247国民党也大量吸收台籍人士入党。1975年台籍党员开始超过全部党员的半数，台籍人士也逐步开始担任党内领导职务。蒋经国大幅提拔青年才俊进入中常会，使国民党内权力核心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蒋经国执政后，在改组国民党领导层，加快”本土化“人事改革，同时也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从1972年到1979年，台湾经济起飞的十大民生建设， 是由蒋经国一手积极策划并力主实施完成的。这个时期的台湾政治、经济遭受了一连串的重大打击， 在多重打击和挑战面前，蒋经国不仅毫不退缩，反而激励属下要”风雨生信心“，全力推动”十大民生建设“。党内外对他决心花巨资从事十大建设也微词颇多。他说：“今日不做，明天会后悔，今年不做，明年会后悔”。台湾十大建设完成之后，经济实现起飞，“1987年，外汇存底突破780亿美元，1972年至1988年之间，国民平均所得增长了12倍，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6.6%，三年后更突破1万美元。”[12]283在蒋经国看来，改革必须是循序渐进的，在改革的过程中台湾没有因为政治改革而延误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没有以优先发展经济为借口而延迟政治改革。当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生活水平到达一定程度之后，蒋经国就开始启动政治转型。

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是在政治精英有意开放下成功完成转型的典范。台湾转型的成功也许不能复制，但台湾改革经验能够为处在转型中的国家（地区）带来重要启示：第一，威权人物作为政治转型的关键因素，其对民主制度的认知，和力行民主政治的决心是改革中重要的推动力量。第二，面对不断成长的公民社会，面对势必出现的反对力量，领导者都必须以克己包容的胸怀为转型预留空间，与民众形成良性互动。最后，面对转型，必须结合国情民情予以考量，有的放矢的长远规划安排，以期改革能够可控有序进行。

原载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1月

注释：

① 十大建设包括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苏澳港、石油化学工业、

北回铁路、炼钢厂、造船厂、铁路电气化、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核能发电场十项工程。

② 国际上退出联合国，日、美两国先后与台湾断交；世界经济动荡混乱，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持续半年的旱灾和两次大台风，造成高雄、基隆两个南北主要商港严重受损，农业与工业成长严重受损。蒋介石受日本田中政府与台湾断交的刺激，于1975年4月5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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