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3日，武汉大学素质教育讲堂第188期举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何卓恩以“台湾政治中的蒋经国”为主题发表演讲，凤凰大学问获得授权刊发相关内容。
何卓恩指出，蒋经国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儒家经典和三民主义教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则使共产主义对他产生巨大影响，他是蒋介石家里的共产党。
在何卓恩看来，蒋经国在政治生涯初期，将儒家的忠孝思想、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某些思想相结合，但唯独缺乏自由民主思想。去台湾以后，在投身台湾政治的第一阶段，他充当了“打手”和“杀手”的角色；而在70年代，蒋经国开始致力于大规模建设台湾，发展台湾社会力，成为实现台湾经济转型和起飞的“舵手”，并于80年代做出“关键人物的关键决定”，最终成为台湾政治转型的推手。何卓恩认为，虽然蒋经国本没有自由民主的信念，但是他从南越覆亡和韩国独裁的经验中，看到民主政治潮流不可阻挡的趋势，是识时务者。蒋经国曾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
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近代社会思潮演变和战后台湾思想文化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陆赴台学人与台湾光复后文化重建”、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研究”。著有《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等。
以下为演讲内容：
不管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或政治的角度，蒋经国都是都很有话题性的一个人。他很有“张力”，不是平面的人物。他在台湾的政治生涯，经历了完全的独裁时代，开辟了比较开明的政治时代，最后开启了现代民主政治转型。这样的人物，值得我们去观察、分析、思考。
青年阶段：蒋经国是蒋介石家里的共产党
一个人的政治行为，往往与其政治思想的元素有关系。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要简要介绍一下他的早期的思想元素。
首先是蒋经国的身世，我们都知道，他是国民政府第一号人物蒋介石的大公子。蒋介石当时在外面追随孙中山干革命，一直到蒋经国十岁，蒋介石才开始关注这个儿子。1920年，蒋经国十岁的时候，蒋介石回到家乡，请当地比较有名的老儒者教导他怎么读书。蒋介石忙于革命活动时，也经常给儿子写信，告诉他要读什么书，怎么读这些书等等。
在蒋介石要求儿子读的书中，讲得最多的大概是四种，第一种是中国传统经典“四书”，也就是今天说的“国学”基本读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然后是王阳明的《传习录》，曾国藩的《家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后来蒋经国的回忆录中，他写道自己对这些书印象十分深刻。蒋介石要求蒋经国将这些书读上一百遍，并且每天要写300字的读书笔记。所以说蒋经国早期接受的教育是中国传统儒家教育，再加上现代的三民主义教育，特别是忠孝观念和民族主义。
三民主义从形式上讲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又叫国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民权主义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自由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思想将现代西方主要的思潮集合起来。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就是要把不同信仰、不同来路的人都团结在革命党周围。革命宣传的时候是如此，但是在真正执政以后实行的时候，不可能真的“毕其功于一役”。国民党从建立政权开始，事实上很长时间一直是以民族主义为中心。蒋介石还发起新生活运动，更将儒家忠孝观念与民族主义融为一体。称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是没有问题的，毛泽东也评价蒋介石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
蒋经国接受这种教育一直到15岁。1925年他在上海读中学，那个时候国民革命开始有起色，工人、学生也都行动起来了。那一年发生了五卅事件，蒋经国被同学推荐为学生领袖，去参加游行。据说他在一场游行中被逮捕，之后被学校开除。后来被蒋介石安排到北京读书。
到了北京，蒋经国对于革命的澎湃热情都没有消失。所以很快他就跟北面的革命党人，也包括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跟苏联大使馆的关系也很好。
在革命过程中，苏联办了中山大学（编者注：位于莫斯科，前苏联出资创办的中国学校，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吸收共产党和国民党子弟去读书，读书后投身革命。
蒋经国去广州找蒋介石，要求去苏联学习，蒋介石不同意。尽管蒋介石当时跟苏联关系很近，但那时候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到莫斯科去学习，当时蒋介石的第三任太太陈洁如帮蒋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蒋介石才勉强同意他去苏联留学。
蒋经国在苏联这些年学到的东西，和他过去学到的很不一样。他在中山大学主要学习三种课程，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种是关于如何去建立革命组织的训练，一种是发动工农运动的技术。所以，蒋经国接受了从“思想”到“组织”再到“运动”的一个系统的训练。蒋经国虽然是“官二代”，但同时也是“学霸”，他学东西很快，而且演讲能力很强，因而很快就成为了风云人物，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加入苏联的共青团，后来成为了苏联共产党的候补党员。当时的蒋经国是很积极的，很革命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事变，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蒋经国得到消息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聚会中，他跑到讲台上去，义正言辞的声称他的父亲是叛徒，杀人凶手。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蒋经国称父亲为反革命分子，最后还喊了“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的口号。他发表公开信宣布：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所以儒家讲的忠孝，在共产主义这种超级意识形态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我们在文革的时候也见证了这种这种意识形态的厉害，父子之亲，夫妻之爱，在教条化的共产主义理论面前统统不堪一击。
很快蒋介石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可他从来不对此表态，在日记里也只字不提。恐怕他自始至终认为这是蒋经国不得已而为之。但事实上这就是当时蒋经国的真实想法，他就是认为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他当时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当时的苏联有三派，最左的、最激进的一派是托洛斯基派，最右的一派是布哈林派，斯大林是介乎左右而用之的中间派。当时蒋经国就属于托洛斯基派，可以说比斯大林还左。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蒋经国在苏联成为一枚棋子，一个人质。自从“清共”，中大的很多国民党子弟都回国了，但是蒋经国无法回国。斯大林还要求他放弃托洛斯基派思想，因为他说中国革命的失败托洛斯基要负责任。蒋经国不得已第一次低头，发表声明放弃托洛斯基思想。
在中山大学毕业以后，他到了列宁格勒的中央军政学院进修军事。在这个学院毕业，又先后到一些工厂、农场去劳动，都表现得很给力。很快，他就当了工厂的干部，农场的副主席。他当时的思想，还真是一种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理念，他是蒋介石家里的共产党。
抗战时期的政治试炼：蒋经国唯独缺少自由民主思想
接下来蒋经国有了回国参加抗战的经历，可以说这是他小规模的政治试炼。
苏联允许他回国跟九一八事件有关。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来讲是国土危机，对于苏联来讲意味着苏联可能要两边应战，西边要对付德国，东边要对付日本，这两个国家一个都不好对付。苏联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就必须借助中国的力量。这个时候国民党已经取得政权，因而苏联要与国民党建立关系。
苏联提出中国内部要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构想实际上是苏联直接介入的结果。苏联要求中国红军必须从江西撤退，向北方转移。在长征途中，又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变成联蒋抗日，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发表“八一宣言”。
但是蒋介石不是任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他一方面觉得，过去吃过共产党的“亏”，不能再吃一次“亏”了。他认为现在是中共势力比较弱小的时候，要一鼓作气把它消灭，以除“后患”。
另一方面，“攘外必先安内”这个策略，不光是针对共产党，还针对地方军阀。国民政府可以通过这个名义去收拾地方军阀，一石二鸟。共产党也很聪明，在长征途中，沿途跟地方军阀建立相互协作的关系。这个演变一直到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东北军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后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个事件改变了国民政府的国策，也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轨迹。为了表达共产党和苏联方面和平解决事件的诚意，苏联把蒋经国放回国。蒋经国能回到国内，跟西安事变有直接关系。
蒋经国回国之后，蒋介石不见他。后来蒋经国知道是要自己作出人伦上的归依和政治上的表态，于是他向父亲道了歉，放弃了共产党的身份和信仰，重新加入了国民党。蒋介石让他呆在浙江老家，好好的温习四书、《传习录》、曾国藩的家书和三民主义，意思是让他彻底丢掉共产主义，回到国民党的思路上来。
蒋经国在家中“温故弃新”了不长时间，就被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任用，当上了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
这是蒋经国的第一个官职，这个官职的地位并不低，但是权力不大。尽管如此还是给了他一片天空。接下来在赣南专区，蒋经国获得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次实习机会，他的想法终于有地方试验了。
父亲希望他丢掉的共产主义思想，事实上并没有完全丢掉。事实上，他把他的父亲让他温习的儒家、民族主义的东西与后来他父亲希望他丢掉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了。赣南时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闪耀亮点的时期。当时在共产党中有一种说法，青年人想要追求理想，“到陕北去”。蒋经国做的事情跟延安共产党做的差不多，也是打土豪分田地，消除烟、赌、娼，搞慈善事业、集体婚礼和各种政治培训班，他自己也经常下乡调查，与农民同甘共苦。他对国内青年说：你们不必“到陕北去”，你们“到赣南来”。他在赣南专区做得有声有色，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觉得他很另类，觉得他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所以始终有人跟蒋介石告状，说蒋经国是共产党。蒋介石也提醒他防止共产党钻了空子，而且在他的身边也确实抓了几个共产党地下人员。
那是他的第一次融合各种思想的试验，在他的行为举措中，儒家的家国观念、国民党的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三民主义，乃至他在显性层面放弃了却在隐性层面仍然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都有体现。该硬的时候很硬，用苏联共产党的铁腕方法去解决问题，该亲民的时候也很亲民。但他唯独缺乏的就是自由民主思想，他的教育经历里面没有这个环节。
他的父亲慢慢发现他是值得培养的，所以给了他很多机会，在政治上，给他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样一个平台，让他可以培植自己的班底；在军事上，支持他组织“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青年军。这两个组织中陈诚都是蒋经国名义上的上级，陈诚也是蒋介石刻意栽培的亲信，后来在台湾也是蒋介石之下蒋经国之上的二号人物。在外交上，蒋介石把经国派到西北去巡视，以方便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接着又派他到苏联去访问。可以看出，蒋介石是在全方位的培养他。
抗战结束对国民党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好消息在于，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就意味着是国民党政府的胜利；坏消息在于整个社会没有一个健全的监督机制，所以国民党大员每到一处，“接收”就变成了“劫收”，腐败问题迅速激化，成为压垮国民党的致命伤。加上政府经济政策失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法商人囤集居奇哄抬物价，所以当时经济非常混乱。为了挽救国民政府的货币体制，蒋介石派蒋经国去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去展开“打虎行动”，打的是扰乱经济秩序的大商人。蒋经国带着自己的人马到上海，铁面加铁腕，刚开始很有成效，但后来打到了“扬子公司”，也就是宋美龄的姨侄儿子，蒋介石指示到此为止，就没有能继续下去了。蒋经国的“打虎”失败，是国民党失败的预兆。而稍早蒋经国的另一个失败，也与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关系甚深。那就是1945年他受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协调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他一直努力让国民党军队进入整个东北地区，交涉失败，结果东北大部分地区为共产党的解放军控制，留给国军的只是孤立的大城市。内战一打响，国民党军队就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最终一败涂地。
台湾50-60年代：蒋经国是恐怖政治的“打手”
国民党在丢掉大陆江山，把“政权”迁到了台湾。当时兵荒马乱，形势错综复杂，“政权”要在台湾这个国民党统治基础及其薄弱的地方稳定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当务之急就是稳定政权，然后寻找机会“反攻大陆”。
蒋介石一辈子都是铁了心要回大陆的，他自始至终不说自己是台湾人，但是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这是很难成功的。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合法性的根据是另一回事。反共和反攻当然就是国民党台湾政权宣传上的最大根据。
反共和反攻主要有两种方法：胡适这一派提出用民主的方法来反共，他们讲共产党最大的弱点是“独裁”，因此要针对共产党的这个“弱点”，用自由民主来抨击共产党，号召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所以当时在台湾办了一个刊物，叫《自由中国》。这是第一种方案，这种方案对国民党人，尤其是对蒋经国这种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行的。蒋经国在苏联生活十二年，自认为很了解共产党和它的意识形态。他觉得自由民主对于共产党来说不具有杀伤力，只有采取“列宁式”的组织、宣传、特工等办法来对付共产党，即以共制共，才能够有力量。蒋经国主张用他在苏联学的这一套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搞集中统一，搞社会基层组织化，搞特务情报网。这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这个想法很符合他父亲的意图。蒋介石觉得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主要原因一是教育，二是组织。教育没抓住，青年跟着共产党跑了；组织涣散、派系倾轧，内耗太大。所以他在台湾复职前后，严令不许派系大佬来台，来了的也要赶走，或者进行软禁。中统头目陈立夫不久就被赶到外国养鸡去了。白崇禧、阎锡山这些地方实力派人物都被软禁。蒋介石也提出要用国民党的主张和宣传主导青年学生的思想。
在大陆，国民党派系政治下，蒋经国的角色并不特别显要，但到了台湾，派系被蒋介石剪掉，蒋经国的地位顿时成为主角。这使他成为了蒋介石威权政治最主要的打手。他当时职务很多，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在部队基层建立国民党组织，对军人进行思想政治控制；第二个职务就是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职位虽然不高，但是管的事情是全盘的。因为当时台湾的特工人员很多，势力很大，盘根错节，需要统一指挥和协调。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就是组织和担任“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团长，将大中学校学生纳入团的组织，把意识形态贯彻到青年当中去。
蒋经国在台湾用特务组织所做的事情，很多都令人发指。我先举一个大人物的例子，雷震案。雷震原来是国民党的红人，很受蒋介石信赖，在国民参政会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协调穿梭，在抗战后的制宪活动中表现不凡。但到台湾后，思想慢慢与胡适等自由派比较接近，他是《自由中国》杂志的社长，胡适是精神领袖。《自由中国》主张自由民主，与蒋经国的“以共制共”撞了车，雷震被认为是故意与两蒋作对，被开除党籍。后来《自由中国》呼吁组织“强有力的反对党”，来约束国民党滥权。雷震身体力行走在前面，联合一些去台湾的民社党和青年党人，以及台湾本省的政治精英，准备成立“中国民主党”。他们紧锣密鼓筹备过程中，蒋经国的特务部门进行了密切监控，在他们即将宣布的前夕，紧急出动抓捕雷震为首的四位《自由中国》人士，采取特殊办法诱供逼供，结果使其中的一位叫刘子英的人屈服，违背事实地承认自己是邵力子夫人傅学文派来台湾的。结果将雷震以“知匪不报”入罪。蒋介石特别明确指示，判刑不得少于十年。其他几位也分别判刑，而被利用的刘子英则被处十二年刑期。他出狱后写信向雷震夫人宋英忏悔，说是被特务逼迫说了假话，害了雷公。两蒋对大人物治罪很多采取的是这个办法，包括孙立人事件。
再举一个小人物的例子，胡学古案。胡学古又名胡虚一，是一个中学教员，从湖南逃难而来，本来与国民党没有多少瓜葛。但他是殷海光的朋友，有一次，殷海光找到他，说一个退伍军人让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名，问能不能签。殷海光是《自由中国》一位比较激进的主笔，也是该刊的台柱，写的社论和专论常让国民党难堪，两蒋很嫉恨他。雷震案发生时据说也准备将殷海光抓进去，一时找不到罪名。雷震坐牢之后，《自由中国》停止了，殷海光也不没地方再写文章了，但跟学生上课的时候还是火力全开，学生很欢迎他，开讲座场场爆满。特务曾经想在殷海光讲座的时候找茬，没有成功，因为以言论入罪会过不了美国这一关，美国不保护他们就维持不下去。他们就设了一个计，让一位家境不好的退伍军人李英涛通过听讲座认识殷海光，再去殷海光家里发牢骚。殷海光一介书生，头脑复杂而心智简单，就信以为真，如同遇到知音，一起痛骂国民党。过了几天李英涛又来，说他有个“除三害”的计划，可以有办法把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三个罪魁祸首干掉，还拿出一份宣言之类的东西，让殷海光签名。这才引起殷海光警惕，找最可靠的朋友胡学古商量。胡学古当即阻止了他，使计谋破产，特务就拿胡学古出气，将胡学古抓起来，以“叛乱罪”关进阴冷潮湿的黑牢七年，一只眼睛被弄瞎。
蒋经国主导的特务统治，既显示国民党政府的残暴，又显示了国民党政府的虚弱。他不敢直接治殷海光的罪，就拿名不见经传的胡学古当替罪羊；他不敢直接说雷震是反革命，就用逼出伪证的办法罗织“包庇罪”的罪名。我用“打手”这个词形容蒋经国还算比较客气。前不久香港的《开放杂志》一篇文章评价蒋经国时，用的“杀手”这个词。我只说蒋经国是“打手”，其实他真的是杀手。蒋经国在掌握台湾特务组织时，通过明杀、暗杀、监禁等方式迫害了很多人。蒋经国在做“打手”的这个时期，丝毫没有心软，他觉得很正当，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这个“国家”的最大利益。据后来有关方面的权威统计，白色恐怖时期被错杀的有5000余人，被错关的更是数量巨大。这是台湾的第一个时期。
这一时期虽然蒋经国曾经多次去美国访问，见证了自由民主制度，也感觉这个制度比较合理，但他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70年代：蒋经国使台湾经济起飞政治仍采取高压
蒋经国在台湾的第二个时期，则开始变得比较正面。进入70年代之后，在蒋介石去世之前，蒋经国已经实际掌握台湾的政治大局。那时候二号人物陈诚已经去世。这个时候，岛内外的形势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美国为了与苏联冷战，开始向中国大陆靠近，向共产党靠近，这意味着台湾的地位慢慢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怎么样自保，台湾政府怎么让老百姓相信这个政府是“合法”的？这个时候就要做好事。简单的说，要发展台湾的经济和社会，使民众感到这个政府可信赖。
这当然不是蒋经国自己突然想出来的，而是一个突然事件刺激了他，让他慢慢醒悟过来。1970年4月，蒋经国到美国访问时发生了刺杀事件。刺杀者叫黄文雄，他开枪时喊的口号是“为台湾人报仇”。这次刺杀虽然没有成功，但深深刺激了蒋经国，他发现要在台湾立足，一定要考虑怎么样让台湾人容得下他，单纯暴力压制只会制造出更多的暴力反抗。所以他要为台湾老百姓做好事，让台湾人民内心里接受他。
他首先提拔台湾人当高官，在他提拔的青年才俊中就有后来成为他接班人的李登辉。他形成了这种提拔台湾本地人的风气，慢慢实现了所谓政权的本土化，实现了国民党的本土化。这就让一些台湾人感觉到国民党是“我们的党”，中华民国政府是“我们的政府”，产生了这种认同感。蒋经国自己也公开宣称，“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其次是走亲民路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群众路线，走街串巷。蒋经国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基本上走遍了台湾的每一条巷子。现在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喜欢说“走透透”，也是学蒋经国的。蒋经国走到哪里都是慈祥的，让人觉得很亲近。
第三就是推动“十大建设”，实现台湾经济转型。台湾经济建设其实在蒋介石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从最初的内向型经济，到发展进口替代性经济，培育优势产业，到70年代初走向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蒋经国适应这种需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主导经济转型，他的大手笔是搞一些影响全局的大工程，比如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大型港口、机场、大型钢厂、石化厂、核电厂等，号称“十大建设”。这十大建设纳入议程的时候，台湾还不富裕，很多人有疑虑，蒋经国说“如果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他乾纲独断，力排众议，坚持推行，用五年时间全面完成。用严格的标准看，这十大建设，瑕疵也很多，明显受到苏联计划经济中大型工程的影响，也有不计投入产出、长官意志先行的弊端，但总体上说为80年代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打下重要基础。八十年代的时候台湾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13%左右，与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旗鼓相当，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700多美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而经济起飞又推进了高等教育普及，牵动了政治与社会的演化。
这就是他第二阶段做的事情。第二阶段蒋经国的职务从“行政院长”干到“总统”，是名符其实的掌舵人。这一阶段经济上已经开始活跃了，但在政治上仍然实行高压和独裁。这里有两个著名的事件，一个是美丽岛事件，一个是江南事件。
80年代：蒋经国以自我革命形式充当台湾民主进程第一推手
进入80年代，蒋经国逐渐感到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越来越不佳。蒋经国开始着手安排接班人了。有证据表明，他也想如法炮制，栽培自己的儿子蒋孝武。蒋孝武1976年进入特工部门，开始建构自己的班底，而李登辉虽极受器重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人马。这有点类似于当年蒋介石培养陈诚与蒋经国的情况。几年后，蒋孝武有了党务、军情、宣传等部门工作经验的完整履历，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蒋经国有要蒋孝武接班的明显意图。
“江南事件”的发生弄巧成拙，将蒋经国的接班计划彻底粉碎。“江南事件”是《蒋经国传》作者江南遭暗杀的事件。联邦调查局迅速将侦破结果向新闻界公开，美国《纽约时报》的新闻不仅指出是台湾情治人员所作，并直指蒋孝武难逃干系，使蒋经国父子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美国还以停止军售相威胁。蒋经国先以处分“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试图止损，无效后被迫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商务副代表。蒋经国不得已出来表态说：下一届的“总统”竞选蒋家人不会参加，无蒋家接班计划，蒋家后人此后也将不会从事政治。
那么，权力究竟交给谁？蒋经国与多数台湾民众的隔阂仍然没有消除。虽然表面上和气，但内心的隔阂仍在。在经济自由、生活富裕的环境下，这种不满就呈现为社会反对运动，或者叫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台湾的民主运动是从50年代的《自由中国》时期开始，那时是纯粹的知识分子运动，“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到70年代就不一样了，台湾社会力成长起来了，从学生保钓运动开始，台湾民主运动不断，各种各样的有反抗性的思想意识都涌了出来，压住一个，冒出另一个。所以，一个根本的办法就是开放。
蒋经国思考的正是这个方向。他从南越覆亡和数任韩国独裁者横死的下场里，看到民主政治潮流不可阻挡的趋势，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迈出历史的关键步伐。虽然蒋经国思想中本来并没有自由民主的信念，但他是识时务者，他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这个信息被流到社会，岛内民运人士便迫不及待地在当月集会成立了民主进步党。虽然违反当时仍有效的戒严令，但蒋经国未下令逮捕他们，他对呈报“反动分子名单”的情报人士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在紧急召开的党中央应变会上又表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10月蒋经国先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接着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负责的讲话，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当时国民党要人纷纷质疑这样将来可能会失去政权，蒋经国则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世界上没有铁打的江山，丢了民心，江山迟早会丢掉；得了民心，丢掉的江山还会回来的。”
在蒋经国去世前，他的最后工作就是在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戒严，从此民众可以自由建党、自由办报，不再有政治犯，人民不再对政治充满恐惧。所以连战在大陆访问时，对北大学生说了三个“关键”--关键的人物在关键的时候做出关键的决定，他说的两个人一个是台湾推动政治改革的蒋经国，一个是在大陆推动经济改革的邓小平。
戒严解除，使台湾的民主转型走出了第一个历史性步骤。蒋经国以自我革命的形式充当了台湾民主进程的第一推手。1988年1月13日，这位从“打手”到“舵手”再到“推手”的政治强人病重离逝，但是他开创的政治新局却在继续推进。1991年12月，“国民大会代表”全面改选；1996年3月，举行第一次“总统”民选；2000年3月，民主进步党赢得大选，实现第一次和平转移“政权”；2008年3月，痛定思痛的国民党渡过危机，赢得重新执政。在民主转型势不可挡的局势下，蒋经国最后时期的推手角色，无疑为国民党留下了后路，也给蒋家留下了后路，蒋经国救了蒋家，也救了国民党。现在台湾人对蒋家不再仇恨，而且直到现在，每次民调最有贡献的领导人，蒋经国都稳定的遥遥领先于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当然也大幅领先于他的父亲蒋介石。
台湾的民主现在还不是很成熟，我们今天看到的台湾好像还是有点“乱”。但是根据世界民主政治的经验，在经历了三四次的轮替之后，政党、选民都会慢慢的成熟起来。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蒋经国政治生涯带给我们的思考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蒋经国在台湾的政治历程到底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思考呢？我想至少可以谈三点：
一是“主义”或者叫“社会理论”的适用性的问题。从蒋经国在台湾的政治历程来看，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面，可以运用不同理论架构。试想一下，蒋经国是不大可能在50年代搞自由、民主的，那个时候就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土壤。但总是搞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恐怕不行，要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就要积极建设民生这方面的东西。民生问题大体解决了，就要把重点放到人权、人的尊严上。很多东方国家在民族主义集权时代都宣称后面这些“主义”不适用国情，实际上这个判断未必靠得住。蒋介石抗战时曾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说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适应中国国情，到目前为止大陆依然在实行共产主义，而转型后台湾的自由主义也比较顺利。所以，作为世界现代文明的各种“主义”，可能不存在严重的空间性问题，或者叫“国情”；而只存在时间性问题，也就是“时势”。
第二是时势与关键人物的关系问题。时势是谁造就的？古人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时势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台湾80年代开启民主转型的时势来说，“天”的因素有美国外交政策调整到联华制苏，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对台和平攻势，韩国和南越独裁政权的下场等；“地”的因素，主要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此起彼伏，“人”的因素则是关键人物蒋经国的“十大建设”为标志的全方位本土建设，创造出一个经济奇迹和一个强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造就了大批热心社会事务的公民。从“人”的因素，说“豪雄造时势”也不为错。
“豪雄”造出足以促成民主转型的时势，而这个时势又反过来使豪雄转变为“英雄”。什么叫英雄？英雄是大幅推动历史向健康方向发展的俊杰，什么是俊杰？“识时务者为俊杰”。蒋经国成为历史英雄，绝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是救世主，而是因为他识时务，与时俱进，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自我革命。马英九纪念蒋经国时，有这样一段评价：“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识时务者为俊杰，蒋经国因为识时务，不仅使台湾写出制度性“和平转移政权”新一页，而且也挽救了他的党，漂白了他自己的人生。于公于私，都利润丰厚。
第三、现在我们大陆也是深层改革的关键期，我们普通人能从台湾地区历史中得到什么借鉴。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台湾的民主转型，就中国全体来说，范围很小，但是意义很大。今天的中国大陆经济也处在起飞之际，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撒钱”的中国游客。社会运动也相当活跃，无论在网上还是在地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大陆已经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内向“高度民主”转型的时候了。
最近中央提出一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愿意做乐观的解读。那就是除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本来价值，也就是“平等”、“公正”；继续肯定80年代以来成功转型的民族主义价值，也就是“富强”、“爱国”；又增加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如“民主”、“自由”、“法治”；还有可以纳入儒家的基本价值，如“文明”、“和谐”、“敬业”、“诚信”、“友善”等。这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我个人认为，现在重要的不是会不会搞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转型到民主体制，而是如何创造稳健的社会条件去促成这种转变。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深入阅读，独立思考，养成健全理性的社会人格，为国家多造一些现代公民。台湾假如没有多种途径的公民培育，也就很难有造成体制转型的条件。
我们公民建设的努力越多，改革的步子将走得越稳，实现的节奏可能越快。我相信我们大陆地区迟早也会走向一个现代民主的结构，并且实现和台湾之间的完全地、自愿地、内在地融合与统一。
来源: 凤凰网-大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