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走了。

周辅成先生是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生，如果活到明年，按虚岁算就是一百岁了。

两个多月前，老友赵越胜从巴黎打来电话，说周先生跌倒住院，情况危急。我赶快联系到昔日北大同学、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的陈嘉映，请他代我去医院探望周先生；嘉映去了，回信说周先生病情已经稳定，精神还不错；于心稍安。上周五（5月22日）下午，接到越胜电话，说先生已过世。次日，又接到嘉映来信，并告知追悼会定于四天后举行。我又托嘉映代我为先生献上花篮。事后，收到嘉映发来的追悼会照片，还附有越胜姐姐的话：“顺便转胡平。好几个人跟我说没想到能看到胡平送的花圈，很欣慰。”

见到这句话，我只觉得很歉疚。去国二十余年，我和先生的联系太少了。这二十年来，除了和家人保持密切联系外，和其他人联系都很少，主要是怕给对方带来麻烦。相比之下，和周先生的联系还算是多的了。95年8月我去欧洲开会，刚好周先生也正在法国，就住在越胜家里，于是得以相见。那以后，先生给我寄过几次贺年卡，我也给先生寄过几次贺年卡。先生还给我寄了一张在巴黎的照片，背后题有小诗一首，我把它们都发在了《北京之春》杂志上。

记得当年初进北大，我常常进图书馆书库乱翻书。我搜索周先生的著述，先是找到了他在五十年代出的《戴震》和《董仲舒》，读后感觉平平；但后来我找到先生在民国期间的一些著述，讲文化，讲思想，其中还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很有锋芒，也很有见地。这才知道先生的厉害。早在大学时代，周先生就曾担任清华大学文科理论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及副主编；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他又辗转四川成都编辑《群众》月刊；不久，他与其挚友唐君毅、牟宗三等合编《理想与文化》期刊，成为当时中国学界一重镇。1940年，周先生发表《哲学大纲》一书， 这是他最早的哲学专著。算起来先生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才不过二三十岁，正所谓锋芒初露，前途不可限量。殊不料其后不久就遇上“解放”，先生的学术生涯便失去光芒。记得有一次在先生家中听课，书桌上摆放着厚厚几大本从海外寄来的唐君毅文集。先生对我们说他和唐君毅是朋友兼同事，“看，他出了这么多书”。我听了忍不住对先生说：“别人写书的时候，你们写思想汇报写检讨，加起来也有这么多了吧。”＊＊后，周先生接受赵越胜采访，其中一段讲到他自己，“五十年代洗脑，诚心诚意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学术成果骂得一钱不值。文革十年，大半时间住牛棚，反而心平气和，也开始想＊＊党是不是也会犯错误。改革十年可谓大梦初醒，觉得四十年前我并无大错，是＊＊党错了。”

现今不少人有种错觉，以为在49年前，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就很有市场。其实不然。周先生说，当年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乔冠华是同窗。那时，只有乔冠华一人读的是马克思主义，还很让他们几个看不上，因为他们都觉得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名堂。周先生读的是康德。他在大学期间写过一篇长文《康德的审美哲学》，是中国最早研究康德美学思想的文章。再有，我翻到过一本48年或49年出的小册子，里面登有北京（那时叫北平）若干学者教授的联名信，呼吁国民政府力行改革，争取人心。信中有一句说的是，要是等共产党来了，我们就全完了（大意）。署名者有朱光潜等。我拿着这本书给朱光潜的一个弟子看，笑着说：你看你看，你们先生多“反动”啊。

＊＊学潮乍起，4月21日，北京一批学者作家发表致当局公开信，这是知识界首次表态支持学生。我欣喜地看到其中就有周先生。更难得的是，在＊＊之后，先生没有沉默。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许良英等45人发表呼唤国内宽容书，提出重评＊＊，释放思想犯，结束文字狱。周先生的名字赫然列于前排，那年他已经85岁了。像这种活动，周先生还参加过几次。

在周先生给我的贺卡上，常常还写着“问候小王、小魏”。小王是王＊。王＊是北大学生，父母又在北大任教，和周先生关系不同一般，自不待言。小魏是魏＊＊。周先生和魏＊＊本无渊源，但魏＊＊第一次出狱后，周先生就主动与之联系。魏＊＊来美后对我讲起，那时侯，周先生打电话说要来看望他。魏＊＊说：老先生八十多岁的人了，我怎么能让他来看我呢。所以我就去看他。到了北大，只见周先生早在大门口等候了。

听王＊说他母亲告诉他，在周先生的悼念会上，北大校级领导居然无一人露面。我想，这诚然是北大的耻辱，但何尝不是先生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