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

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浙江大学一名海归博士回国数月即跳楼自杀前的遗书

本文系拙文《大学“去行政化”论纲——论大学问题及其治理（之一）》 的姊妹篇，也是笔者正在写作的《论大学问题及其治理》系列评论之二。

本文所谓“去GPD化”，是针对目前高校盛行的盲目追求所谓“论文”发表数量这一“学术GDP”现象而言的。此处的“高校科研”，除非特别说明，主要是指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研究（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由于受历史因素和现实体制等交互影响的结果，因而在中国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大约可划分为如下四大科研“集团”：

其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各省（市）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性集团，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各省（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有关研究团队。该集团，论数量并不占优势，但因为有“国家队”——中国社会科学院挂帅，加之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及其各所主办的以“研究”为名的所谓权威期刊，故其在学界的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最大。

其二，军队系统所属的研究机构，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军事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临近学科的研究，无所争议地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高校系统的研究者所不能比拟的。

其三，国务院及其各部委、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青团以及青年、妇女、残疾人、工商联、银行等政府、党派、社会团体所属研究机构所代表的研究性团队，其主要特点是以现实对策性研究为强项。

其四，高等院校系统所属的研究机构、教学单位以及新闻出版等部门从事教学和研究的科研工作者集团。

与上述三大“集团”相比，高校科研集团的具有其鲜明特点：（1）在全国的布局最广。（2）所研究的学科最全。（3）所拥有的人数最多。（4）绝大多数是“教学+科研”式的双重角色。（5）相当一部分人同时承担着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等高端人才的任务。

本文主要是梳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存在的“GDP化”问题，对其前因后果略加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对策。

一

根据高校行政最高主管部门即教育部的权威说法，“中国高校科研能力世界第五” 。这是根据SCI数据库而得出的关于高校科技论文的排序结论。

若是按照目前高校教师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而估算的话，那么就像我们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数量以及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均一超过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高等教育大国一样，中国高校的文科论著产出数量也很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得出此一结论，主要是基于如下两个参考指数：

第一，中国的两千多份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一千多份以书代刊式的连续性出版物（学术集刊），无论是期刊数量还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均远远超过美国。举例来说，美国的学术刊物，每期仅发表3-5篇学术论文（其余篇幅主要是各色评论和书评）；而中国的人文社科期刊几乎是清一色的“论文集”模式，即从头到尾，由长短不一的所谓“论文”充斥其间（每期刊物，少则二三十篇，多则一二百篇）。

第二，在一千一百多所公立大学中，目前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至少有35万人。这些高校教师每年发表所谓“论文”约25万篇，还出版所谓“著作”二万余种。

其所以出现高校文科科研“世界第一”的景观，最主要的原因是“GDP”思维强力推行的结果。这种以数量取胜的生存逻辑，又是与最近十余年来高校恶性竞争的环境分不开的。

在“争第一”意识 的主导下，在名牌大学中，南京大学率先规定研究生以发表论文为毕业的前提之一。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的概括，此种“用‘土法炼钢’的方式，人为拉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各个学校纷纷跟进，使这种本质上违法的行为，成为高校的新惯例。”比研究生发表论文这一荒谬的规定 影响更大、效果更直接、更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各色大学，无论是否具备科研条件，凡教师评定学术职称均得发表论文的硬性指标，成为高校“论文”数量突飞猛进的另一个主要助推器。 张鸣教授在《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指出：高校教师“在定期的考评面前，也必须拿出东西来凑数，否则就会下岗。当然，如果产量高，也有奖励，尤其是在所谓A级B级刊物上发文章，奖金甚为可观……这样一来，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围着考核指标转，以增产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于争课题，跑项目，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学术著作问世，形成了科研论著出版高峰和读者阅读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观。在这种科研成果的增产竞赛中，学风极其浮躁。从老师到学生，大家只想着早出、快出、多出成果，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成果因之大量问世，简单重复，低水平重复，甚至充斥大量的常识性错误。同时，抄袭，做假，侵占他人（主要是学生）成果等学术偷窃和腐败行为流行，有些学校，越是所谓的大腕学者，越可能犯这种在国际上看来是学者致命伤的错误，因为附他名下的东西太多。由于对考评体系的特别在意，这些大腕的类似错误，往往得不到处理，因为如果一旦处理，不仅自暴家丑，而且可能丧生附生在大腕身上的评审资格，就算一个顶极高校，也不能无视这种损失。因为现阶段中国大学的地位考评，一是看学术权力（占有评审成员的数量和等级），二是看学术数量，而前者更为重要。”张鸣先生一言以蔽之曰：“现在的状况是，跟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相匹配，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论文发表量，但科研竞争力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不尊重学术规律，‘计划学术’、‘量化学术’盛行，通过给教师下达高指标让教师成为为‘指标’而拼命的‘学术民工’，造成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

于是，一方面，高校论文漫天飞，数量急剧膨胀，另一方面高校论文质量却严重滑坡，甚至一再出现抄袭剽窃等学术失范现象、学术不端行为。 堪称世界奇迹的“全民写论文”现象，其后果“必将是畸形的、虚假的学术繁荣” 。于是，非法刊物猖獗，论文交易盛行，也就相伴相生，见怪不怪，蔚然而成学界一大乱象。“如果我们从品质这一学术上最重要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就会发现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是令人担忧的：抄袭、剽窃、低水准重复已成为‘学术’作品的常态，原创性研究成果少得可怜，能在某一学科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不用说与国外著名大学比较，现在中国大学管理体制在许多方面明显地落后于七、八十年前提倡相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期。在这样的学术管理体制下，还奢谈甚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只能给人以滑稽之感。” 这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的耻辱。

二

说起目前的高校“学术大跃进”，不能不联想到1958年那场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

在高等教育“大跃进”的1958年夏天，突然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 如河北徐水县办起了一所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每个公社还都有一所红专大学。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有政治、工业、农业、财会、文艺、卫生、科学技术研究、林业、文化、政法等十个系，大学校舍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教授是土洋结合，土教授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洋教授是原来的小学教师。据报道，该大学工业系的不少人学会了开拖拉机、锅驼机，文艺系的编了“排山倒海”、“幸福灯”、“姑娘们的心”、“跃进老大娘”等快板、快书、相声和戏剧，科学技术研究系打破书本教条，一亩芝麻上100斤化肥，据说亩产达到1000多斤，而且还搞了槐草接在稻子上、红芋接在南瓜上、蓖麻接在芝麻上等等嫁接试验。“那时候甚至连正规大学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学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卫星，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北大中文系一群学生和一些青年教师仅35天就写出一部著名学者王瑶等写了两年都没有写出来的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北师大编出了10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还编了10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苏联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弄出了一部包括把大炼钢铁在内的100多万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作95部，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是10天工夫就写出来的。“最了不起的要属武汉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由学生参与产生出来的大量‘科研论文’，也陆续地发在了今天仍列在‘核心期刊’名录上的学术刊物上……用今天的话来说，科研成果的数量实现了飞跃”。 　

从历史这面镜子，可以反观如今的高校“学术大跃进”。“今天由南京大学首创、研究生必需交出在核心刊物上的N篇（因各校规定不同）论文才能毕业的做法，本质上跟当年发动学生群众著书写论文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催生本校的成果数量。效果也差不多，都激化了科研生产的粗制滥造”。张鸣教授比较说 ：

当年的武汉大学在大跃进过后，检讨自己的跃进的时候说，“在这种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情况下，只得采取一压（批评、加压力）、二抄（写论文时东抄西抄）、三挤（挤数字）的办法”。而我们今天的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动静其实比当年还大，竞相上专业，补学科、办学院（缺人文的补人文，缺理工的补理工）、合并超级大校、争一级学科、争博士点、争基地、进211、上项目（人文社科的课题都越做越大，越来越无病呻吟，资金上亿）、各种名目的评比、有资格的则定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这一连串越来越急的大动作，怎么说都摆不脱“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影子。各个学校用量化管理，物质甚至职业杠杆压出来的科研成果，有多少是抄的，只有天知道，即使不抄，有多少是低水平重复，更是只有天知道。说到底，各个学校的科研成果数字，还是少不了“挤”的因素。只有一点是跟前辈们有所不同的，就是现在的大跃进极大地催化了学术的腐败，这种腐败，甚至不是指前段时间炒得很热的抄袭事件，而是直接和间接的权钱交易，这种交易，已经飞速跃进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说穿了，奥秘在于，凡是大跃进，就容易产生数字式的繁荣，面上看起来特有光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容易出政绩，就像大炼钢铁可以使极度落后的中国几个月就凭借遍地开花的土高炉，生产出几千万吨钢铁（尽管大部分都成了废物，堆在田间），实现了超英赶美一样，过去和现在的高校大跃进也可以实现规模的迅速扩张，科研成果的极度增长。我们可以合并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可以生产出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甚至可以炮制出世界上最多的科研论文。跟当年的领导人一度误把这种虚假的繁荣当真实不同，我们现在的局中人，从头到尾，所要的就是这种虚假的繁荣，因为不仅领导者面上好看，而且在这繁荣的背后，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老百姓讲话，数字出官。

对学风的败坏，又进一步直接影响到学术生态的恶化和优秀人才的成长。“学界现在有一个不太好的倾向，就是一些学校只追求论著的数字、数量和规模，而对学术质量、学术水准漠不关心。这种过分强调学术成果要量化指标的现象，不仅让有的教师‘苦’不堪言，更使做学问‘十年磨一剑’的好传统荡然无存”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2003年3月对记者表示：以往老学者们反复讲，年轻人要多读多听多想、多写、少发表，现在似乎正好反过来了。如果科研单位和学校都按这个定量化加定期甚至短期化的办法来搞的话，那么中国的优秀学者就很难涌现出来了。著名教育改革家、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先生的追问尤其值得深思：“我国的学术论文连年攀升，据说已超过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了，但有多少原创性的成果？为什么我国至今没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所有一级学科的世界大奖也仍然还是零呢？现在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出版社和学报，任何人都可以出书，有多少有价值？”

万江先生以近年来日新月异的法学为例，在题为《警惕学术大跃进》的评论中，做出了如下尖锐的批评：

这几年学术爆炸，法学也进入了一个黄金年代，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学术文章满天飞，大家、名师，各种称谓、评奖层出不穷。法学家的身价更是翻了几番。学术文章就是值钱，评职称、谋教职、评学位点、甚至转会，无不与此相关。一篇《法学研究》多少万，一篇《中国社科》多少万，更重要的是，一篇所谓高水平的文章可以谋求好的教职，可以有高的职称，可以挣更多钱而少上很多课程……但是，我们的法学家呀，你们的文章又贡献了什么？你们的文章促进了人类知识的增长的增长吗？扩展了我们对物理世界、精神世界的认知没有？又或者，你们的学术研究指导了实践吗？虽然有不少，但我也看见许多所谓的高水平的学术文章故作高深，无聊的玩弄理论，别说指导认知与实践，看懂还得费神不少。这些文章满篇都是个人意见，或者引注无关紧要的所谓名家、大家言说，重复着别人早就说过千篇的话题。但是我们的学术工匠啊？你们是否知道真实世界如何运行？你们的图书馆文章又有多少是自己的创见？

一篇题为《教育“大跃进” 学术大滑坡》的境外作者的文章，不仅由新华社《参考消息》2010年3月25日转载，而且在各大网站流行一时，甚至还被引人注目地转发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官方网站 。这篇以“中国未来十年将有一批高校面临破产。这句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语重心长的预测与警告”为开场白的评论指出：

阵痛的不可避免，根源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高校大跃进和教育上的急功近利之风……在这场教育大跃进中，大国虚荣上去了，大学质量滑坡了。从1998到2008年，大学入学率平均每年增长20%，是同期中国GDP增长率的两倍。学生数量第一，论文数量第一，学校规模第一……满足了某些人的好大喜功。行政权力膨胀了，学术核心缩小了……教授们争当处长不搞学问，开会时不以学术论英雄，反为官衔竞折腰。校园净土弥漫着媚官媚权、瞒上欺下的官僚气息，静心搞研究的愈来愈少。学术腐败上去了，论文水平滑坡了。为了争夺教育部的评比资质，高校论文抄袭和学术腐败现象严重，买版面、买稿件现象无处不在，教授学生不以抄袭为耻……以教育部门为火车头的这场教育产业大跃进运动，导致学生数量‘井喷’、教育腐败‘井喷’和学术抄袭‘井喷’，今后对中国的祸害也是一场‘井喷’。

早在2002年初反思北大名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时，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就已提出，要“警惕‘学术大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也已指出：现在该做的是在目前的困局面前作认真、深入、全盘的反省：“应该想一想，在‘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确立之后，在普遍认为中国再也不会重复1958年‘大跃进’之后，为什么又搞起了另一种形式的‘大跃进’？在吃够了‘长官意志’的苦头并作了广泛批判之后，为何又在长官意志之下发动了‘高教大跃进’？我们的高校难道不应该是最有理性、最尊重客观规律和提倡科学的地方？”

三

以大学的逻辑办大学，确立大学自信的根基，即“为学术而学术” 。这是根治包括高校科研“GDP”病在内的大学问题的根本之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今高校之一味迷信和追求学术“GDP”，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因素外，大学定位不准，也是基本原因之一。其实，在美国这样的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大学的布局与定位是非常明确的：研究型大学（如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的主要使命是从事学术前沿研究，因而其教师和研究人员除教书育人外，主要是致力于创新性的学术研究。就数量而言，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在美国也不过一百来所。其余的绝大多数大学属于教学型大学，教师以教学为主，科研并不被人看重，因为把学术前沿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成果就是其主要的本职工作。这样一来，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往往兢兢业业于科研，教学型大学的教师一心一意于教学，两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学术研究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的，学术论文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事实上，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好、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也罢，并不需要人人都搞科研，更不需要人人都写所谓的“论文”。早在2002年初接受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即已率先提出：学界同样存在“生态平衡”问题，必须“退耕还林（草）”。在陈教授看来，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能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当然更好，但不能成为硬性指标。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必须有专业著作，至于社区学院或专科学校的教师，则应该主要考核其教学效果。不同类型的学校分流发展，对于教师也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如今一刀切，全部要求论文及著述，是不合适的。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 切实“调整‘大跃进’心态” ，也许是高校科研“去GDP化”的当务之急。恰如“全民炼钢”炼出的是废钢废铁一样，“全民搞学术”也只能造就一批又一批的学术垃圾和文化泡沫。就像不能“全民炼钢”一样，目前的“全民搞学术”也注定是要以失败而告终的。“经济上搞‘大跃进’，我们已经吃尽了苦头，因为它违背了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教育上搞‘大跃进’、学术上搞‘大跃进’，也同样注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这同样违背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教育发展规律和学术研究规律。我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重蹈覆辙……让学术回归学术，让教师回归教师，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这样，或许中国的教育还有希望能搞好，学术水平也还有可能提升。果真如此，将是中国教育的福音、中国学术的希望。”

总之，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大学回归大学。 这也许就是中国的大学的复兴之道、学术的希望之路。

（全文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7期。本网发布时，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