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毛泽东对胡风事件的直接介入，是从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开始的。1953年，毛泽东在6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错误观点”。由此而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由发展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的轨道。在思想、文化、文艺领域的任务，也由《共同纲领》规定的“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1954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表明他看准了批判目标，并且找到了突破口。毛泽东在信里说得很清楚：“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或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擒贼先擒王”，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思想，胡适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的总代表，批胡适，冲击力和影响力都最大，算是抓住了根子，如后来中宣部的一个报告里所说：“这是我党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斗争。”而这样一场大斗争，毛泽东却选择古典文学领域里的《〈红楼梦〉研究》作为突破口，而且利用“小人物”（年轻人）来冲击“大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都是毛泽东最喜欢，也最擅长的策略手段。因此，这是一次典型的“毛式”思想、文化批判运动。
但毛泽东的部署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文艺报》《人民日报》拒绝刊载“两个青年团员”的批判文章。于是就有了对《文艺报》的批判，其发难文章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并修改的。这时，毛泽东对周扬还是信任的，实际是把批判胡适与《文艺报》的领导权交给他的。
但这一切——无论是毛泽东的主要意图是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对他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大清算，还是毛泽东对周扬的信任和重用，胡风都完全不清楚，可以说是蒙在鼓里，却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认为这是从根本上瓦解“周扬宗派统治”的绝好时机，因而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时，有意“扩大缺口”，全面攻击周扬所执行的文艺路线，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这不仅是干扰他批判胡适的部署，而且是自己跳出来向党进攻。于是，就自然把批判的战线扩大到了胡风。周扬的报告《我们必须战斗》的三个部分：“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文艺报》的错误”，“胡风的观点和我们之间的分歧”，正是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三条战线同时作战的新的战略部署：依然以批判胡适（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心，同时批《文艺报》（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胡风（打着“左翼”旗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是排除干扰，也是毛泽东最为在意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斗争的全面展开。毛泽东迅速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作了补充。
毛泽东肯定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时间是1954年12月。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终于打破了深不可测的沉默，公开了周扬“后台”的真实身份，胡风和周扬的博弈，就成了胡风和党与毛泽东本人的对抗。毛泽东自己也从此走到前台，直接指挥批判胡风的斗争。而在毛泽东走到前台以后，一直关心胡风问题的周恩来，就不再参与，在《周恩来年谱》里，仅有一条“1955年5月23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有关胡风问题”的记录，这也是颇耐寻味的。
毛泽东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决定将胡风1954年7月提交中共中央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中有关“文艺思想”和“组织领导”的两部分公开发表，“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这是毛泽东惯用的做法：他是自以为真理在手的，因此喜欢把论敌的文章、观点公之于众，不怕群众接触“反面教材”，他深信群众是会跟着自己走的。直到这时，胡风才恍然大悟，而他是不可能与毛泽东本人对抗的，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年轻朋友，他选择了屈从检讨，开始写《我的自我批判》，又去面见周扬，据周扬对毛泽东的报告所说，他“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当年周扬们批判胡风就是希望他承认这些错误。但在毛泽东看来，胡风是避重就轻，于是，就有了严厉的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这是对胡风问题的一个全新定性。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而坚持、鼓吹资产阶级思想本身，就是“反党反人民”。这样的严重定性，自然是胡风们所绝对不能理解与接受的。但后面还有更严重的罪名在等着他们。
1955年3月，中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问题。毛泽东在3月21日所作的《开幕词》里如此给高、饶定性：“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对以后胡风事件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由高饶事件引出的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与对策。毛泽东明确提出：高饶事件“它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并由此而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动向作出新的分析。他认为，新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外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进行突然袭击；二是“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很猖獗”，有发生反革命复辟的可能；三是党内类似高饶这样的反党集团随时可能出现。这样，毛泽东就确定了今后阶级斗争的三大目标：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对打击国内反革命分子，还作了具体的部署：“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粉碎了他所说的党内反党集团之后，所作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就是要在军事上作好应对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的同时，要有计划地给国内“暗藏的反革命”以“几个打击”。他说，“如果我们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毛泽东的思路与部署
毛泽东的决策既定，就开始具体部署起来。我们可以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提供的材料和相关材料，对毛泽东的思路与部署，按时间作一个排列：
3月21日，在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里，宣布决定对“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给予“几个打击”。
3月31日，在代表大会的《结论》里，重申“三个准备”：“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
正在毛泽东谋划对“反革命残余”进行新的打击时，5月9日晚，周扬把胡风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材料》清样一起呈送毛泽东。
5月11日，毛泽东将舒芜编撰的材料，改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亲自撰写《编者按》。——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三个要点。《按语》首先指明：“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这里所说“反党反人民的文艺团体”应该是对胡风集团的新定性，也是毛泽东把舒芜说的“小集团”改为“反党集团”的原因；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把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现在则将胡风一人扩展到整个集团。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下面这句话：“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这也应该是毛泽东读到这些信件的第一反应。毛泽东早已判定全国有许多“活动猖獗”的“暗藏的反革命”，面对胡风们用密语方式写作的信件，就必然激发出他的丰富的政治想象力，他用自己既定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与意识形态去解读，就臆想、炮制出了一个后来他所描述的“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的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如果至少在3月21日毛泽东就计划要对“暗藏的反革命”给予几次打击；那么，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的5月9日或10日就找到了实现他预定计划的突破口。这时候，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信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武器，对它的解读是否符合原意，已经不再重要，政治家毛泽东考虑的只是如何利用这些材料，去发动群众，打一场他预设的在全国范围内打击暗藏的反革命的“人民战争”。当然，毛泽东也还有讲究政治策略的一面：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断定胡风和他的小集团都是“反革命”，但为了使群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就仍然先定性为“反党集团”，同时在《按语》里又发出了“剥去假面，揭露真相”的动员令，并点名要求路翎等交出信件，以为下一步的斗争打下一个基础。
5月1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是要开展“肃反运动”的第一个信息。毛泽东已经考虑要扩大战果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只是一个突破口。
5月13日，毛泽东写有《按语》的舒芜署名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及加有《编者按》的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及该文《附记》发表于《人民日报》。当天下午，周扬带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胡风）成了反革命了”，“要逮捕”。
5月15日，毛泽东将《人民日报》拟发的一组批判胡风的文章重拟总标题：“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并对其中一段文字作了修改补充，强调“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让他们一天天发展和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他们的‘集束手榴弹’给我们的事业以严重损害。”这一组文章后发表于5月18日《人民日报》。
5月16日晚，公安部派员拘捕胡风。
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逮捕胡风。在此前后，所谓“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如牛汉、贾植芳、耿庸、何满子、谢韬、徐放、路翎、绿原等纷纷被捕。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尽管仍称“反党集团”，但毛泽东为编者按语加写的文字里，却点明胡风分子为“反革命”：“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它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革命政权的倒台的。”
5月，中共中央在毛泽东指示下，决定成立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由中宣部长陆定一任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任副组长。同年7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负责全国肃反运动的领导。中央机构和各级党委也成立了相应组织。
6月1日，毛泽东发出指示，“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据1980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复查报告》，清查胡风分子运动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6月3日，毛泽东再次发出指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这可以视为一次交底，可注意者有二：其一，主要目的是“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泽东早已预定的计划；揭露胡风只是一种“借”助，也就是先有计划，再找突破口的。其二，另一个目的，是要“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实际就是要“敲山震虎”，借批判、严惩胡风分子，来警示知识分子和干部（主要是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进一步归顺就范，接受改造。
于是，就有了下一步的部署：“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这大概就标志着肃反运动的开始。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其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都和当年延安的“抢救运动”同出一辙，这当然绝非偶然。不要中小学生坦白，其实也是接受了抢救运动的教训。当然也有发展，比如在运动一开始就规定要打击的“暗藏反革命”的数字：“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这样的预定指标，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法，在此之前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后的“反右”运动都是这么做的：先主观定目标，定数目，再去抓敌人：这大概就是毛泽东的“主观战斗精神”，而且发挥到了极致。
6月6日—8日，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按语》，有十七条之多（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可注意者有四。其一，第一次公开将胡风集团定性为“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的政治集团”。其二，对胡风和周扬等的长期论争作出结论：否认和批驳“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的说法，强调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划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一衣钵”。在毛泽东看来，胡风的矛头是指向自己的，攻击周扬等只是一种策略。其三，强化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观念：“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太简单了”；“一大批胡风分子打入党内取得党员称号这一件事，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注意”；要“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其四，再一次强调“我们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时，毛泽东为《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6月10日发表）所加的文字，作出了“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判断。这样的由胡风事件引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论，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治国，以后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显然具有超越胡风事件的严重意义。
6月12日，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出版）写《序言》和《按语》、《注文》，进一步指明“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并对胡风问题的争论，进一步作出总结：“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
“舆论一律论”下的裁决
最值得重视，应该认真研究的，是毛泽东在《按语》中提出的他的“舆论一律论”：“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地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日”。在人民内部舆论一律又不一律，而对于敌人，“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雏形。从表面上看，似乎振振有词；但其关键和实质，却是如何划分“敌人”和“人民”，由谁掌握划分敌、我的权力？在毛泽东这里，是十分清楚的：一切由党，由党的领袖与领导个人决定，也就是说，只要党和领袖、领导认定是“敌人”，就可以剥夺自由，实行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这方面，胡风案就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一个样板：毛泽东仅仅根据胡风们的私人信件，妄加推测，就指鹿为马，宣布胡风和他的朋友为“反革命集团”，并立即逮捕入狱。从此，在毛泽东的中国，动用专政机关来解决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实行文字狱，就成为合法与常态。随着党认定的“敌人”的范围越来越大，主观性与随意性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就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时刻“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但毛泽东说，他（当然是以“人民大众”的名义）因此“开心”了，这正是他的目的和追求。经过整肃胡风的运动，毛泽东就终于建立了一个不断制造文字狱的，剥夺知识分子，特别是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以至人身自由，实行“舆论一律”的思想、文化、文艺体制和秩序。胡风是这一体制和秩序的第一位殉难者，他的被捕入狱，是标志着一个知识分子受难时代的开始的。
以后，毛泽东要做的，就是如何扩大战果。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关于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指示，由中央到底层，由地方到军队，等等。后来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全国肃反运动中被审查的干部达1800余万人，查出16万反革命，9000余嫌疑分子。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冤案，可谓后患无穷。
就这样，胡风事件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掌控下，由思想、文化、文艺的论争，演变成一个肃清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以思想批判为起端，以逮捕入狱为结束。这其实也是毛泽东惯用的做法：当年延安整风就是从整顿思想作风，发展为到处抓特务的抢救运动，毛泽东不过是将他的“延安经验”推广到了全国。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发表时，由于受到抢救运动的影响，还加上了这样的话：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胡乔木说：“这些原来讲话所没有、同全文精神极不协调的不实之词，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但是，现在，我们在毛泽东关于胡风集团的《按语》中又看到了这样的判断：“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依然是“不实之词”，思路前后一贯，就是视知识分子为敌对力量，不仅思想上是异端，而且总是怀疑他们在组织上也是异己，这样的骨子里的敌意，正是《讲话》的基本精神，并没有什么不协调。
胡风们，周扬们，以及舒芜，所有的左翼知识分子的不同派别，他们在相互博弈中，都指责对方“反党”，而把最后的裁决权交给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现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终于作出了裁决，使事情有了最后的结局，却完全出乎他们所有的人的预料。胡风们觉得这是飞来横祸自不消说。舒芜在他晚年的回忆中说，5月11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他整理的第一批材料时，曾要他去看清样，一看自己原来写的“小集团”现在改成“反党集团”，还加了那样严重的《按语》，就“捏了一把冷汗”。后来在三批材料合印成一册时，又把题目再次追改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舒芜就难以接受了，“胡风成了反革命，我实在无法相信”，而且，这也牵涉到了自己：“这样一来，我不是一个革命内部文艺思想上有错误而能检讨的人，成了一个从伪装‘革命’的反革命集团中‘起义’过来的人，比‘军统’、‘中统’的起义人员还要臭了。”舒芜的这些追忆应该是真实的。得到毛泽东公开支持，因而应该是“胜利者”的周扬，据说也“吃了一惊”，接近他的人则有这样的观察：“我看他心情似乎有些乱，不像平常那么镇定。”还有人回忆，周扬和林默涵都多次表示：自己缺乏政治敏感，跟不上毛主席。有这样的反应大概也符合周扬和林默涵的思想实际，毛泽东的政治想象力之丰富与出格，是任何人都赶不上的。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