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转轨无疑是对当年十月革命改变世界面貌的再改变，对社会发展误入歧途的再修正和向着人间正道的重回归。这种颇有几分“回到原点”意味的历史复归反映了二十世纪人类求知求真历程一段悲壮的境况，揭示了社会发展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这一深刻的哲理。如果说转轨之初“阵痛”带来一时的喧嚣、混乱乃至衰退，不免让困惑之人为之迷惘和犹豫，那么20年过后再回首，尘埃落地，乾坤朗朗，没有了悬念，没有了疑团，有的是转轨之后的稳健复苏与欣欣向荣，是制度重建之后的从容淡定与安居乐业，其标志，在东欧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绝大多数国家通过大考而加入了欧盟；在俄罗斯则是1999年开始的复苏所带来的健康、正常、快速的发展状态。苏东转轨的大功告成，带给人们的除了乐观其成的欣喜，更有发人深思的启示。
启示一：民主是人类向善发展的自然选择
一个建成70多年的庞大政权，一种号称世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骤然间土崩瓦解，被一种称作民主的制度取而代之。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解释，有人总以兔死狐悲的心态将其归罪为戈尔巴乔夫自由化与民主化的捣鼓，而偏偏忘记了一个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事实和道理，那就是自由原本就是人类天性，民主乃为人性向善发展的自然选择，苏东剧变不过是戈氏顺应、遵循了人类的自由天性与向善发展的选择结果而已。不妨试想，在一无外敌入侵二无暴力胁迫的情况下，国家政权与制度实现和平转移，如果不是渴望自由的人心所向，不是人民的自由意志的充分体现，不是人性向善发展的自然选择，还会是什么！？还能找出比这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吗？要知道，人类自由状态下的制度选择是择优汰劣的比较选择，是符合人性向善发展的自然选择。
作为人类向善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人类社会这种自然的制度选择，也就是被称为权力与制度和平转移的人类社会的和平演进，在二十世纪落地生根并得到长足发展，端赖于民主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和时代潮流的滚滚向前。苏东社会和平演进既是人类向善发展自然选择的生动演绎，也是民主自由这一时代潮流顺昌逆亡的最佳诠释。和平演进不单是社会发展方式的进步，更是发展内容的刷新与改进。其结果，人类社会变得更为自由、博大、宽广、宽容和宽松，更加丰富和精彩，包括前执政党在内的一切致力于社会建设与发展进步的政党，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自由竞争与和平博弈。所以，人们看到，无论东欧还是俄罗斯，都已经过了至少两轮以上的政党轮替，除了俄罗斯共产党走向式微，未能成功竞选，重新登台亮相，不少东欧由共产党改名或有共产党身影的社民党均获得过登台执政的机会。然而，却没有哪一家执政党重温旧梦，重续一党专权的旧制。此一现象意味深长，耐人寻思，也再一次雄辩地说明，自由平等乃人类天性，一党独大的政治专权和强行一统的思想专制与人类天性格格不入，在尊重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环境中，人们选择自由的民主，抛弃专制的党主，是符合人性向善发展的自然选择，是再自然不过的人之常情。
有人辩称，自由固为旧制所排斥，但平等却是其主张。不错，苏式社会主义的确主张平等，也因此涂上了一层诱人的色彩，这在信息遮蔽与过滤的情境下，使活在其中、蒙于其里的平民阶层常常信以为真而自以为是。但实质却是，这种所谓的平等受不了质疑，经不起检验，因而是虚幻的，是不真实的。不是这种主张、这种理论的不真实，是这个制度之下的权力专制滋生培育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在平等之上建立了新的不平等，以平等之名行不平等之实，从而消解了这一平等，使平等变为用于宣传的一纸空言，而不能成为生活的真实。与其相对，在民主社会，平等不仅是一种理念与主张，更是见之于政治社会诸方面的生活真实。转轨前后的苏俄最具说服力地见证了两种制度下平等的区分与变迁。先前的苏联有一套完整的特权制度，覆盖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医食行住的方方面面，即使退休依旧享有，甚至还能荫及子女，使其几乎免费享用身后留下的豪华住房和别墅。而今日的俄罗斯废除了特权制度，除总统以外，包括总理在内的任何官员退休以后全部是普通公民，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仅此而言，两种平等优劣立判，两种制度也高下自分。
启示二：民心向背有见证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人们谈论政事时常引用的一句古训。但不能不承认，作为一种政治的观察和检测，它只有到了现代的民主社会才得到真正的验证和实现。这是因为在民主社会公民普遍获得了选举的权利，每个人都握有了一张表达自己意愿的、任何人都不可轻视的选票，代表人心的选票的多寡决定天下（政权）的得失更替。在前民主社会，没有这种表达民心的选票，民心（在一定的时段）自是难以决定天下的得失更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民心被遮蔽而难以得到反映和表达呢？不是的，尽管没有选票可以反映人心，反映人心所向，但通过另外的途径，借助于一定的象征物，人们仍可以看到天下人心，看到人心表达对天下的向背与喜恶。柏林墙就是最好不过的证明。
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德国被苏军和美英联军一分为二、划域而治，东德、西德由是而出。东、西两德在外力移植下，分别建立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在德意志的同一片天空下展开竞争。竞争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西强东弱的态势，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大批人员争先恐后逃离东德。1949年至1961年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占去了东德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此时的东德生活水平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算是最好的，有“社会主义橱窗”之美称。为阻止外逃的进一步扩大，1961年8月，东德一夜之间在两德之间架起一道铁丝网，后以钢筋水泥所代替，这就是著名的柏林墙。柏林墙全长155公里，墙高3•6米，从1961年8月13日建起到1989年11月9日拆除，一共存在了28年。28年里，不断有人尝试包括攀越、挖地道、热气球等方法从东往西穿越此墙，其中5043人成功，3221人被捕，239人丧身，260人受伤。
柏林墙是东德与西德的分界，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分界的象征，被称为“反法西斯的防御墙”。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其存在的28年历史中，它从未对任何一个来自西边的墙外的人进行过防御，因为没有任何一位西边的人曾想穿越此墙进入东边。它防御的却尽是从东边想去西边的人，也就是墙里面想到墙外面的人。这样一堵防里的墙究竟是种什么性质的墙？下面这段评论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可专制者为了维护专制需要的就是这种“监狱的围墙”。1989年10月，柏林城已是一片自由的呼声，东德最高权力者昂纳克仍在大言不惭地说道：“即使再过50年，100年，柏林墙还会存在！”有道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不出一月，民主改革的滚滚大潮和渴望自由的滔滔民意就将柏林墙轰然冲垮。此恰如评论深刻指出：“坚壁若石，民意若水，水滴石穿，时久乃见。”柏林墙被拆除，东德重见自由，东、西两德以民主为纲领实现民族和平统一，一段沉重的历史落下帷幕。但历史并未终结，有形的柏林墙拆除了，世上还有无形的柏林墙在等待着拆除。
启示三：改革须要民主化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苏东转轨是“激进”的“休克疗法”，因而代价沉重，中国改革是稳健的“渐进”式，所以成功。这一说法，正如秦晖在书中所指出，似是而非，这种对两者之间相差甚大又十分复杂的国情与历史背景不加辨析的指称，将人们引向的是认识的误区。中国经济改革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但是否属于“渐进”则大可值得商量。对中国改革历程稍作回顾就不会忘记，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在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全体国民生活普遍贫困的境况下，只要努力人人都会获利，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90年代以降，国企改制大刀阔斧，工人一夜之间廉价买断下岗，没有任何商量，企业转眼之际“产权明晰”，被甩卖出售，完成转制。这样的改革，比较苏东民主化之后劳资双方就企业收购讨价还价的旷日持久，那一种更为“激进”，更像“休克”，不言而喻。
至于苏东，若将休克疗法用于社会转型，作为政治制度突然死亡的一种比喻，其说尚可，若比喻为经济改革，用作改革失败责任承担的指代，则未必确切。俄罗斯采用银根与财政双紧缩的休克疗法，是在民主化之前经济已然严重下滑，到民主化之时进一步衰退乃至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的危机情况下，为拯救频临崩溃的经济的迫不得已，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选择的选择。就像患有心脏病的濒危病人，不动手术看着等死，动手术，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也有可能手术成功而病人获得生机。休克疗法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这并不是方法本身的错，一些没有采用此法的国家，经济状况比俄罗斯更糟。所以，将经济改革失败归咎于休克疗法的“激进”是不确实的。其实，就私有化过程，也就是国有资产的全民分配或出售而言，苏东大都经过严格的论证和利益各方反复的争论与博弈，有的甚至拖了上十年还谈不拢，以至于好端端的一个企业因谈判受阻而错失良机，企业资产如夏日的冰棍白白给化掉了。但即便如此，人们没有多大怨言，因为这是各方利益主体自主博弈的结果，过程是公开的，程序是正义的，也就是公正的。这样的一种过程，比起政府做主、强力干预、命令式改制、暗箱中操作的中国做法，它的代价，也就是经济学界常说的交易成本，自然要高得多，沉重得多。然而，这样的代价或成本是民主化必须付出的，正是这种代价保证了转轨过程的公平与正义，使转轨之后基本没有出现“清算”的现象。
中国的改革没有民主化，国企改制有关利益主体不能参与其中，更没有讨价还价的话语权，交易成本自是可以被压到最低，从而使效率实现最大化。可是，须要知道，没有民主化的国企改制的效率最大化，一定是以公平被扭曲为成本，以正义的丧失为代价，千万职工廉价买断下岗和大量“大锅饭被掌勺人私分”的案例为此做了背书。这种没有民主化的不公正，不独表现在国企改制一域，还体现在国民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保障等诸多方面。世界银行2006年有关俄罗斯和中国的报告可以见出问题的一斑。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的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而俄罗斯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为6％，经济总量增加了70％，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超过了200％。8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报告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引自韩西林：“俄罗斯‘休克疗法’再分析”）
无论是数据分析显示，还是现实生活观察，都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经济增长成果的普惠化，就容易发生高速增长下的贫富悬殊化，就会造成社会发展的畸形化。今日国中社会出现的诸多异象，如官民对立、司法腐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民间维权、群体上访等等均可以从没有民主化找到解释，开出药方。
当然，世上没有医治百病的药方，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苏东转轨大功告成，并不等于说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万事大吉，今日的俄罗斯和“新欧洲”依然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但那已是另一个层次和阶段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经由不同的阶段不断地走向文明的未来，不同的阶段会自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但我们不能以民主社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由而拒绝走向民主，就像未成年人不能因为成人的苦恼而拒绝长大成人。民主不是万能的，没有民主万万不能，句式是套用的，道理却是千真万确。
201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