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越遏制”战略和孤立主义思潮
1.1、老布什政府具有过渡特征的“超越遏制”战略
苏联解体后，美国实现了期盼已久的独霸世界的局面，成为所谓的“美利坚帝国”。按美国学者库尔斯(Coors)的说法，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惟一的高科技军事大国和新“军事革命”的领头羊；全球经济中最大、最发达的经济体和全球化的驱动力；是“软力量”的典范表现和全球流行文化的传播者。①通过1990年和1991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1992年的《防务规划指南》，老布什政府将维持单极优势的领导地位确定为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目标。在1990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老布什总统指出：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事务中“新纪元的开始”，“在这个新世界形成的过程中，美国处于不断扩大的自由圈的中心，今天如此，明天如此，进入下一个世纪也是如此”。②在《纽约时报》1992年3月披露的《防务规划指南》草案中，老布什政府道出了美国旨在维持冷战后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意图，“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阻止新对手的再度出现”。美国必须预先阻止任何潜在的未来全球竞争者的兴起，通过维护美国的实力优势和领导地位、建立世界新秩序，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③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老布什“超越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大体实现。老布什政府同时也特别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其任内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海湾战争。在老布什总统时期，美国沉迷于冷战后的“历史终结”与“民主和平”的超越遏制胜利之中，想方设法进一步消化冷战后果实。
1.2、有待国际政治现实继续验证的“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理论的核心命题是民主国家间无战争。它的主要论点有两个：第一，一个民主国家决不会（或者说极少）同其他民主国家打仗；第二，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们极少威胁要使用暴力，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该理论并非冷战后才产生，而是可以追溯久远。18世纪末，康德(Kant)提出永久和平论，确立了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康德提出，以共和制宪法、联邦制国家体系和全球公民身份为特征的开明政治秩序，可以造就一个人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类的理性会指导民族国家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国际法的准则之下。共和制宪法的制衡作用可能阻止具有冒险性的统治者把国家投入战争。因此，立宪共和国可能是和平主义的。康德的思想启迪了后来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把启蒙思想和理想主义带入国际政治实践。1983年，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中第一次提出了“民主和平论”。冷战结束之后，该理论风靡一时。④
民主和平论者所做的论证，除了统计分析之外，其理论推理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战争费用是公民以鲜血和财富来支付的，民主制政府之所以不情愿进行战争，是因为它们必须向公民负责。第二，在民主国家，有战争风险的外交决策是公开讨论的，这意味着战争的代价对于公众和决策者来说都是敏感的。第三，民主制政治结构的特征，诸如行政选择、政治竞争和外交决策过程的多元性，具有制衡作用，会使国家受到较大制约。第四，民主制的政治文化，诸如民主规范、惯例、观念以及社会风气等，最终会使适用于国内的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适用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⑤“民主和平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的基本逻辑也许可以概括成：理性的人可以组成理性的国家，而理性的国家则可以组成理性的国际社会。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恰好与之针锋相对。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是从利益出发看问题，并认为国际体系根本不可能建成永久和平的体系。⑥
但是，冷战后一度遭遇热捧的“民主和平论”也面临一些无法绕开的问题。首先是民主的界定问题，即达到何种标准才算是“民主国家”。东西方国家有不同的见解，西方国家理论界也存有争议。例如，美国自认为是最民主、最尊重人权的国家，历史上美国的奴隶制却存在很长时间，黑人和妇女很晚才获得选举权。同时，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一样好战。尽管一个民主国家可能不对其他民主国家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但却可能轻易地对“非民主”国家这样做。按照该理论，民主制度的制约作用应该具有普遍性，其逻辑结果应该是无例外的，其推论不能有双重标准。⑦
1.3、冷战结束后短暂的“新孤立主义”思潮
新孤立主义是独特的美国政治文化现象。从逻辑上看，实力强大的美国应该是最不可能孤立的国家，而恰恰是美国不时浮现孤立主义的苗头和浪潮。孤立主义所要求的内在逻辑并不复杂。首先就是严格限定国家利益概念，把美国对外政策目标限定为捍卫“美国人民的安全、自由和财产”。此外的其他利益，诸如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国际贸易体系的稳定与繁荣，以及美国价值观中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等等都不该纳入其外交政策目标。其次强调关注国内问题，外交政策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中心，减少美国的海外义务。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衰通常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和90年代初的新孤立主义都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孤立主义者十分简单地把经济问题与外交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美国大兵回家”、“美国应该照顾自己”。孤立主义相对简单的目标追求以及建立在美国例外主义基础上的道德优越感，迎合了中下层百姓，往往能在美国社会中掀起巨浪。⑧20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美国经济面临战后第九次衰退。很多人趁机提出，冷战已经结束，应该享受“和平红利”了。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一批人举起了新孤立主义的大旗，主张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外来移民、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减少对联合国的财政支持和对外援助。
针对对孤立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美国衰落论，一些政治学家并不认同，对其发起挑战并积极建言献策。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发表了一部与《大国的兴衰》针锋相对的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他认为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巨大优势仍然使自己保持最强大的综合国力，美国不能放弃“领导世界”的责任。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亨利·诺在《美国衰落的神话》中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的力量并不符合大国兴衰的另一轮循环……赞同美国目标的国家现在比1947年或1967年都要多。因此，相应的，为了影响这个世界，美国不需要像20年或40年前那样强大的实力。它可以通过像一个全球教皇而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的形式保持其领袖地位……”⑨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主张以美国本土为基础，对外进行离岸平衡的外交思想其实带有新孤立主义的影子。由于新孤立主义思潮深受美国内外形势影响，它也往往来去匆匆。⑩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下，美国创造了“新经济”奇迹，扫除了美国是否在衰落的争议，人们继而重新讨论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单极霸权”，新孤立主义销声匿迹。(11)
1.4、奥巴马政府初期的“新孤立主义”阴影
尽管奥巴马政府推出改革外交战略雄心勃勃，但实际上，受制于美国的内外交困，其同时带有理想与现实主义色彩的多伙伴论、“巧实力”战略、多边合作等思想，本身就透露出一种力不从心的半收缩态势，且奥巴马政府的这种收缩受制于诸多因素导致其进退不得。因此，美国国内又出现了新的美国衰落论调，国内的新孤立主义思潮又有所抬头，要求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全面撤军，让在阿富汗、中亚、中东等海外执行战争任务的美国孩子回家。2009年12月，奥巴马政府决定向阿富汗增兵3万人，美国国内反对进一步涉足阿富汗局势的声势强烈，民意汹汹。在增派多少兵力、增兵具有多大效果等问题上，美国国内存在争论和犹豫，民众反对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2009年12月初，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美国人的“外交孤立倾向”达到40多年来的顶点。有4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应当独善其身，尽量让其他国家管理自己的事。在阿富汗事务方面，只有32%的受访者赞成增兵计划，40%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减少驻军人数。共和党人多支持增兵，民主党人则反对增兵。但奥巴马政府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眼下美国在阿富汗已有驻军6.8万，到奥巴马任期结束时将有10万多军队在阿富汗。虽然北约已有25个盟国承诺向阿富汗增派共7 000名士兵，但各国暗中并不积极。
二、“参与和扩展”与“新干涉主义”
2.1、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内大力推广“参与与扩展”战略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冷战色彩浓厚的“遏制战略”已经过时的情况下，面对全新的世界局势，克林顿提出了以新现实主义和新全球主义相结合为特色的“参与扩展”外交战略。1994年5月，克林顿政府正式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参与与扩展安全政策》报告，称美国必须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奉行新的对外干预政策。1994年7月，美国政府发表该文件。其主要思想是：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将奉行合作安全和根据国家利益有选择地承担国际义务的政策；在国际关系中，美国要起领导和带头作用；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主要威胁将来自武器扩散和地区安全等问题，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加强国际经济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美国将主要靠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实现后冷战时期的战略目标。(12)根据这一战略思想，美国政府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国内获得安全，我们就必须在国外实行领导……我们必须准备并愿意利用国家力量所赋予的一切适当的手段来影响其他国家及非国家机构的行为”。(13)
该政策有明确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目标，即加强安全，促进经济繁荣，促进民主。克林顿甚至说：“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大国都是民主国，同时还有许多国家加入这个实行市场的民主国家共同体。”(14)所谓参与主要指保持干预海外地区冲突的军事能力，维护现有的安全同盟在经济上执行强有力的政策以确保美国的海外市场，同时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所谓“扩展”则主要指自由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扩大。(15)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于1993年9月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学院发表题为“从遏制到扩展”的演讲，首次正式推出了具有克林顿时代特色的民主“扩展战略”。(16)“美国是上帝的优秀选民”的“美国例外论”，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组成部分。(17)“扩展战略”强调民主推进，指出首先要巩固民主核心，致力扩大民主圈，使“世界所有大国成为民主国家，而其他许多国家加入市场民主国家大家庭”。(18)克林顿吸收了福山的部分观点，大力宣传“民主即安全”理论，强调民主国家相互间不易发生战争，“民主国家更可能与美国合作去对付安全上的威胁，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参与与扩展”战略渗透着经济、安全和人权等美国的“三大外交支柱”。对外经济政策从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需要的“低级政策”地位，上升到美国对外战略的首位，这是冷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的转变。克林顿政府认为，在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经济安全”是美国外交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克林顿政府对其国内外经济进行了积极的、多方面的、直接的政府干预，在围绕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确保美国在冷战后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两个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19)努力延续美国在冷战中获取的世界经济领导地位、试图用自己的行为规范和“游戏规则”安排世界经济体系等新特点。克林顿政府制定的面向21世纪的国家安全新战略有以下特点：(1)调整主要作战对象。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地区冲突、大规模核武器和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毒品走私、国际恐怖活动多样化、全球性问题的威胁。(2)国家安全战略的总方针是兼顾现实威胁与长远挑战。(3)提出了以“塑造—反应—准备”为核心的系统的新战略构想。(20)美国国家安全新战略具有不固定战略对手，以灵活多变的手法和更加进攻性的态势，以核武器与高科技常规武器威慑为基础，以信息化武器力量为主要手段，来巩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等不同于冷战“遏制战略”的新特点。
克林顿政府还把向全世界推进民主与人权上升为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美国前副国务卿斯特罗贝·塔尔博特甚至指出，“选择民主管理形式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越大，联系越密切，美国人就会越安全，越繁荣。”他认为克林顿政府将支持民主事业作为在拉美、亚洲、非洲、中欧及苏联地区的外交重点，没有削减推动这些地区选举和法治的预算，就是“以今日相对较少的费用为美国的长远利益做出的投资”。(21)克林顿政府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与交汇点。(22)
2.2、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力推的“新干涉主义”
干涉主义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在美洲和在其他各地一样，如果有哪一个国家祸乱时起，政事弛废，结果使文明社会的关系为之破坏，最后一定需要由某一个文明国家出兵干涉。这就会迫使美国不得不对那些公然目无法纪或政事弛废的现象执行国际警察的权力。”在冷战期间，美国将“干涉主义”与“反共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冷战后，“反共主义”不再适合作为对外干涉的依据，于是美国开始为干涉行为寻找新的理论依据。(23)
“新干涉主义”指基于人权或人道的理由而对一个国家实行武力的干涉，目的是迫使被干涉国家改变政策、制度甚至政府形式，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因此这种军事干涉又被称为“人道主义干涉”，突出了道德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24)在国际事务中应采取与本国最大利益有关的、能产生最大影响的“有选择地介入”，孤立和打击有可能对市场民主国家造成威胁的“逆潮流而动的国家”。这类国家一般是指实行集权制、支持恐怖主义行动、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弹道导弹技术、压制本国人民、挑起种族对立、威胁邻国安全的国家。同时，充分发挥“人道主义”行为的影响力。通过广义的经济援助，救灾、教育、营养及健康一类的具体援助，以及出于“人道主义”目标的军事援助和军事“介入”，“刺激”更多相对落后的国家走民主与市场发展道路。(25)要求盟国“分担义务与责任”，但前提是美国在临时联盟中应该拥有领导地位；愿意参加联盟并且有能力做出贡献的国家和各种角色必须以某种形式加入联盟。(26)
老布什总统没有系统提出“新干涉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已将军事干涉与推进民主联系起来，这是“新干涉主义”理论的萌芽。1996年，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安东尼·莱克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7项美国需要使用武力的情形，其中第四项是，“维护、促进和保卫民主”；第七项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与饥荒、自然灾害以及严重践踏人权的行径作斗争”。莱克将使用武力与民主和人权问题联系起来，“新干涉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已经具备。(27)1999年，克林顿提出“如果有人出于种族、民族背景或是宗教的原因追赶无辜平民，试图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而我们又有能力予以制止，我们将制止这种行动。”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干涉”，推行美国的价值观。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对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其目的在于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28)在这次战争中，克林顿政府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将“新干涉主义”理论更加明确化、系统化。新干涉主义有两大理论支点：“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人权高于主权”，提出“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论”、“主权过时论”等观点。“人权高于主权”论调为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顾问、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兼高级研究员的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教授认为：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实质内容的克林顿主义符合美国的冷战思维。(29)
三、由理论到实践、盛极而衰的“新保守主义”
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流派之一。持新保守主义主张的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力很大。他们反对“美国衰落论”，冷战结束初期，新保守派就主张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不应该退回孤立，而要塑造和领导一个民主、自由的世界。(30)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在1990年提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国领导的“单极时刻”的到来，冷战后的世界是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参与的单极世界。(31)在衰落论四处弥漫的当时，克劳塞默的观点的确有鹤立鸡群的感觉。1997年，他颇为自得地称“美国衰落论者”遭到了最可耻的失败，美国的霸权对世界是有利的，不但给世界带来了和平，而且带来了美国的信念。(32)克劳塞默的“单极时刻”得到新保守主义者的热烈响应。新保守主义进而提出“单极世界稳定论”，其代表人物是乔治城大学的威廉·沃尔弗思(William Wohlforth)。(33)
3.1、新保守主义的发展历程与基本主张
10年之后，美国新保守派更加底气十足。“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反恐战争为美国提供了扩展其全球霸业的大好时机。世界各国本来希望美国能从中检讨自己的霸权作风，然而美国战略家反省的结论却认为：恐怖袭击不是因为美国对外卷入太多，而是因为美国对外卷入远远不够，美国的决心和抱负太小，解决之道是美国在制定目标时应更具扩张性，在贯彻目标时应更加积极。“新帝国论”在美国外交思想界大行其道。政论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武士政治学》中写道：“未来的史学家在回顾21世纪的美国时将会发现，美国既是一个共和国，也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个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其他帝国截然不同的帝国，因为它是良性的和善意的。”10年前曾预言美国“衰落”的保罗·肯尼迪也称，美国具有历史上任何帝国从未有过的实力，至少在形式上美国与历史上的庞大帝国并无二致。(34)
20世纪90年代，活跃在外交思想战线上的新保守派是更加年轻的一代人物，代表人物有号称2003年伊拉克战争幕后总设计师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负责军控和国际战略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等。(35)奥尔福威茨非常推崇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该书对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作了透彻的分析，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和提出的一些建议在后来美国政府的中亚政策中得到了体现。奥尔福威茨称赞该书“是一本必读书，而且是一本好的必读书”。(36)2001年，随着共和党小布什政府执政，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纷纷入阁，掌握外交、国防大权，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9·11”事件之后，新保守主义迎合了公众的情绪，呈现进一步活跃和上升势头。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强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强烈主张美国例外主义，信奉美国优越论和向全世界传播美国价值观的使命论。他们认为一切极权国家和独裁政治都是对自由民主的威胁，重点转向反华、倒米（洛舍维奇）、倒萨（达姆）。第二，强烈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他们主张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推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喜欢用“拳头”说话，而不太喜欢用“舌头”，“大合唱”是下下策，无可奈何时才寻求多边解决。(37)
新保守主义把安全问题放在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位置。在外交政策手段上，新保守主义倾向于单边主义，尤其在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避免多边主义可能带来的束缚、纠缠和拖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克劳塞默公开为单边主义叫好说：“我们不允许其他国家，无论意图多么良好，来阻止我们追求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基本安全利益。”(38)美国可以单方面发动对恐怖主义或无赖国家先发制人的打击。从美国外交思想史演进的角度看，以推广美国价值观和实施“先发制人”军事战略为特点的“布什主义”，是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继续和发展，不仅体现了小布什和新保守主义基本的政策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在以反恐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战略形势下美国外交思想的若干新特点。(39)
3.2、小布什主义与新保守主义
小布什当选为总统后，在其任内的头一个月，政府对国际合作展示出更少的兴趣。新政府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在“9·11”事件之前，强调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以及同大国的关系，恐怖主义并不是新政府关注的头等重要问题。但“9·11”事件使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小布什主义”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的重要性，新的威胁需要新的思维，“在对付恐怖主义敌人方面，有关遏制的传统思想不起任何作用”；美国“需要在海外开战，把战争送给那些坏蛋”。“美国长期以来就保有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选择权，以击退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40)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小布什政府大力增加军事开支，以期建设更为强大的国防力量。
“小布什主义”强调冷战的历史经验，强调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使命和原恐战争的神圣性，经常暗示上帝对他的支持。美国副总统切尼2002年2月15日在对外关系协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美国的肩上，美国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是由于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财富，由于我国人民的特性，由于我们理想的力量，由于我们军力的强大，以及由于支持这种军事力量的强大的经济”。(41)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也认为，反对恐怖主义“同以前击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是一样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相信，“同冷战一样，针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是一场为了理想的战争”。
但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忽视了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互依存。同时，在向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外交传统中，小布什总统及其新保守主义的支持者所忽视的是，美国不能一方面是一个单极的霸权国家，同时又要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42)
四、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奥巴马主义仍在发展
4.1、奥巴马掀起外交战略变革旋风
2008年11月底到12月初，在美国遭遇内外困局的艰难时刻，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提前进入角色，2009年1月20日正式上任后马上迎接各种挑战和困难。奥巴马不拘一格选人才，精心挑选得力干将并紧锣密鼓组建新政府。奥巴马本人在竞选中，一再批判小布什的内外政策失败，尤其是小布什政府对外战略的方向性错误及其班底的固执己见。他指出，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导致美国在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勒斯坦、朝鲜等诸多问题上遭遇积重难返的失误与被动，其鲁莽与固执导致美国在处理与俄罗斯关系、与古巴以及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关系方面出现严重的僵持与对立，奥巴马还批评小布什政府某种程度上忽视气候变化、能源等问题而损害美国的利益。尽管外交经验相对欠缺，但这不妨碍奥巴马按照自己及其智囊团设定的外交新理念，发起对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战略性调整。(43)
奥巴马政府的外交理念和风格令人耳目一新。2009年4月，美国务卿希拉里将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概括为“伙伴关系、实用主义和原则性”。奥巴马摒弃了“小布什主义”的基本做法，从反恐第一走向经济优先，从单边主义走向多边合作，从滥用武力走向对话磋商。相继推出“伊拉克新战略”和“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寻求以“负责任”的方式结束伊拉克战争，将反恐重心逐步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调整在阿富汗的战略目标，由强调“民主”转向突出“安全”，希望通过综合运用军事、外交、援助等力量工具，多管齐下，瓦解盘踞在阿、巴境内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寻求国际社会，特别是北约盟国的支持。(44)奥巴马上台不到100天，外交上同小布什的“牛仔风格”已经泾渭分明。最明显的表现，一是力争实现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二是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并将其重要性提高到接近盟国的水平；三是开创与“对手”甚至“敌手”对话的先河，显示巧实力；四是放下身段，避免指手画脚。(45)
奥巴马还重塑美国际形象，相继任命中东问题特使、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特使、朝鲜问题特使、苏丹问题特使、气候问题特使等，具体负责运筹解决上述热点问题，“特使外交”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亮点”。(46)奥巴马上台后的言论和行动都说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呈现转型特征：开始向“理性收缩”和“接触战略”调整；收敛扩张锋芒，注重现实主义、多边主义；遵循软实力制胜和“预防性遏制”原则；通过重塑国际形象，构建“全面接触”的新型国际关系；采取广泛参与解决全球和地区性问题等一系列灵活手段……在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继续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最终实现“一超独霸”的战略目标。(47)从“以武制胜”走向“以软实力制胜”。奥巴马总统上台伊始就推出“巧实力”外交理念，注重把外交置于武力之上，强调“实力本身并不能保护美国，也不允许美国随心所欲”。因此，一方面表现为从“先发制人”走向“预防性遏制”。奥巴马政府强调“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打击恐怖主义，但不会将其扩大化，更不会用来更迭政权”。(48)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基本理念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一直考虑两个因素：即最大化地追求国家利益和最有效地推行美国式的“价值观”。奥巴马对外政策调整主要是战略布局和策略手法的调整，而非战略目标的根本改变，其目标仍是维持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其发展前景尚需时间检验。(49)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目前依然是较多的“纸上谈兵”，在伊朗、朝核、巴以、伊拉克、气候变化、对台军售等问题上，他不断表现出摇摆，诸多外交难题迄今没有解决一个。可以说奥巴马的新政策还不够明朗，要想成功达到目标还需要更多努力。
4.2、奥巴马政府对伊斯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奥巴马之前，早就有美国学者客观指出，世纪之交美国之所以遭遇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反美主义的不断袭击，不是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更多是因为美国在中东的政治活动，美国人权等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2003年美国抛开联合国相对合适的制裁措施、单方入侵伊拉克之后，他们更加厌恶美国。(50)美国软实力出现严重衰减，(51)但在这方面亡羊补牢并不为晚。由于美国在中亚穆斯林中获得的同情要比在中东地区高得多，慎重对待中亚穆斯林是美国寻求与穆斯林世界对话的重要开端。(52)
奥巴马上台以来，力图从整体上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弥合与伊斯兰世界的分歧，借助埃及、约旦、沙特、土耳其等中东盟友的策应和支持，带动中东和谈取得实质进展，谋求与伊朗关系的可控发展或战略缓和，稳健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并加强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最终完成对布什政府中东战略的修正与变革，真正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奥巴马可能在一些方面取得成果甚至突破，但在阿富汗反恐以及中东和谈问题上仍面临强大阻力。(53)
同时，美国以迫切心情寻求改善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以引领中东政策变革。以奥巴马为首的美国新一届政府要调整前任政府在处理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方面的偏差和错误，弥合与伊斯兰世界的分歧和裂痕。美国政府多次发表讲话、释放善意，广泛寻求缓和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调整做出先导和铺垫。此外，对伊斯兰世界进行了三次重要访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于2009年2月18日至19日访问印尼。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奥巴马童年曾与母亲及继父在此生活过，希拉里意在表明美国新政府非常看重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希望重新塑造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希拉里在访问中着力表达对伊斯兰世界的善意。2009年4月，奥巴马结束参加北约和欧盟峰会后访问土耳其并突访伊拉克。土是美国在中东的坚定盟友之一，奥巴马赞扬土在世俗化、现代化和伊斯兰教信仰之间保持了平衡。奥巴马在演讲中肯定了伊斯兰信仰为世界和平做出的重大贡献，希望在互惠互利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与伊斯兰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他强调，美国绝不会也永远不会和伊斯兰国家发生战争，寻求与之消除误会、共同进步。奥巴马突访伊拉克则更多关心伊拉克局势与美军前途。2009年6月上旬，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第二次赴中东访问在中东的盟友沙特和埃及。他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演讲，明确提出伊斯兰教是促进和平的力量，美国希望与伊斯兰世界结束多年的猜忌，(54)要彼此尊重、寻求共识、和平共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在打击极端主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奥巴马还提出比较新颖的对伊斯兰、对中东政策具有多重出发点。小布什政府使美国在中东遭遇了重大挫折，加之遭遇金融危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战略运筹能力受到削弱和掣肘；美国内各界从2008年大选至今不断进行深刻反思；美国民主党新政府更侧重多边主义和“巧实力”战略，反对单边主义并主张慎用武力，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高度评价奥巴马在中东的讲话；奥巴马本人在非洲、印尼、美国等各地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背景对其外交政策也产生重大影响。
奥巴马的政策调整确实带来一些新气象。奥巴马政府努力寻求与伊朗关系的改善。继美国政府允许驻外使馆邀请伊朗外交官参加美国国庆纪念活动之后，奥巴马在埃及再次表示美国愿与伊朗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美国支持防扩散立场，但尊重伊朗在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基础上所拥有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完成反恐行动后，美国将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在巴以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明确向以色列政府施压，其言行和立场比小布什政府有较大进步。
受到美国国内右翼保守势力、犹太院外集团、军工以及石油利益集团等因素的牵制，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调整不会一帆风顺也在预料之中。比如，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博纳指出，奥巴马不该将中东和平进程缺乏进展的责任归咎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方面，哈马斯是伊朗和叙利亚支持的恐怖组织(55)。前副总统切尼更是有些耸人听闻，指责奥巴马削弱了美国在中东的“反恐能力”，是对“基地”组织的姑息养奸，甚至会造成“9·11事件”重演。(56)曾参加2008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表示，奥巴马太多的道歉表态有损美国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他甚至“哀求”奥巴马不要再道歉了。连民主党的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认为，奥巴马对穆斯林释放善意的同时也要让美国人明白他不会“出卖”美国。(57)因此，奥巴马对伊斯兰世界的善意将是有分寸和限度的。
4.3、“奥巴马主义”虚多实少，迄今实质进展有限
奥巴马上台一年，美国的外交难题并没有突破。从奥巴马竞选到上任总统，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其外交理念、战略变革都令美国内外充满了期待。2009年上半年，奥巴马政府外交声势壮观，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关注中东和东亚、调整大国关系等方面都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奥巴马的对外政策至少从理念和表面上与小布什政府相差很大，在许多方面赢得了美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期待，赢得了国际赞誉。以至于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决定把2009年度和平奖授予他，其中不无鼓励的成分。
2009年12月，奥巴马还是决定向阿富汗增兵3万人，并在前往瑞典领奖时表示：有些战争是必要的，是必须要打的。美国在阿富汗难以打赢，说不定阿富汗是美国的坟场。想当初小布什政府和新保守主义经过了精心筹划，信心满满、一鼓作气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却最终陷入持续至今的泥潭。奥巴马应该知道在阿富汗加强战争行动的严重后果——很可能前脚没有拔出泥潭、后脚又不慎落入新的陷阱；这无异于自投罗网，是缺乏战略判断力的表现之一。如果说有些战争是必要的，那么缓和与谈判同样应该是必要的。奥巴马政府完全可以尝试通过各种方法，与对立面进行谈判。而如果处理不好，阿富汗很可能将成为第二个伊拉克。当年苏联的无奈撤离也很可能是美国的前车之鉴。近来，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不断发生连环爆炸，说明奥巴马圈定的重点对手正在从内外发起干扰和攻击。
不仅在阿富汗问题上，奥巴马在巴以和谈、对伊朗朝鲜政策、中美关系、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也不断表现出善变、犹豫，口惠而实不至，导致这些重大外交难题一个也没有突破，小布什政府带来的战略僵局继续延续。2009年上半年，奥巴马表示在巴以和谈问题上坚定推进“两国方案”，并多次派国务卿希拉里、中东问题特使米切尔等人前往斡旋，一度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比较严厉的批评，并在停建定居点等问题上施压。但下半年，或许最紧急的问题是阿富汗而不是巴以和谈，希拉里等奥巴马政府要员口风已经转向，表示理解以色列的关切，在巴以问题上立场后退，表现出露怯心态，决心有限，引起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方面的强烈不满，巴领导人阿巴斯一度表示要辞职。
伊朗和朝鲜当初对奥巴马政府抱有高度期待，2009年上半年的互动过程中，有关方面几度做出缓和姿态，但在关键时刻和关键环节上，奥巴马却缺乏类似于2000年克林顿政府那样的战略决断和勇气，继续在小布什政府设定的前提条件等老路上打转，缓和姿态所起的作用很快被抵消，伊朗和朝鲜对奥巴马的期望值严重下降，与美国关系回归冷淡和僵持在所难免。而美国与伊朗和朝鲜的关系僵持，将严重掣肘奥巴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安全战略实施。特别是内心强烈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伊朗，对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以及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方面的幕后影响是美国无法忽视的。而忽视了这一点，奥巴马政府将付出很沉重的代价。
在两个核问题上，奥巴马在基本立场上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制裁、弃核前提等政策，其缓和表态迄今停留在口头上。不仅如此，奥巴马默认如果两国不改变根本立场，则对其进行打压和制裁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只希望对方做实质让步，而自己却在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连两国向来非常关心的政权安全问题都无法承诺。美国只有需求而没有付出，以这样的心态必定无法打破僵局。如果说压制、制裁伊朗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同样是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为什么要在2000年寻求大幅度缓和与伊朗、朝鲜的关系，难道克林顿政府的决策不符合美国利益吗？政策是人定的，只要有战略变革的勇气和决断，顺应时势，就可以解释为“符合美国利益”。
在小布什政府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基础上，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局良好，继续平稳发展。两国领导人几次会面，奥巴马出席APEC会议期间访华，并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进行高调表态。然而奥巴马回国不久，美国就宣布将向台湾出售武器、对中国商品反倾销，其善变程度和速度让人瞠目。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等问题上，美国先前的良好姿态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几乎一扫而光，转而对中国咄咄相逼。类似这样前后自相矛盾的政策奥巴马政府已经出现不止一次，不能不让旁观者狐疑，且给人言辞华丽、轻易许诺但优柔寡断的印象。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些国际难题太棘手，所以才需要去坚决克服和执行政策。如果知难而退、一触即溃，有政策而不去执行，就难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基本信任，也无法贯彻美国所谓的外交战略调整。至少到现在为止，国际社会过高估计了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变革及其效果。
从思想背景和种族看，奥巴马是黑人总统，但也有一半白人血统；他成长中受到东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的熏陶，但更有在美国感受的基督教文化氛围。或许因为他是一个多面体，加之国内惯常的政治牵制和影响，导致他不时左右为难、左顾右盼。这些或许是理由，但一个总统要有所建树一定需要战略勇气，也当然要明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需要坚定地贯彻战略理念。
五、美国对外思想内在的实用主义特质
2008年下半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在即将卸任之际，在美国《外交》杂志2008年7-8月号刊发《新世界的美国现实主义》，文章认为：对美国而言，国际利益和全球理想是可以一致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这正是美国式的独特现实主义，在短期利益与长远目标之间达成一种巧妙的平衡，既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要坚持美国推进民主的一贯目标。从文风和语言看，赖斯大谈民主理想，实际上文章更像一篇民主言辞包裹下的实用主义外交宣言，也反映了美国政府一贯的实用主义外交实质。
美国的对外思想中实用主义与双重标准色彩浓厚。民主是美国政府一直高调标榜的旗帜，一贯高调推崇民主的赖斯更不例外；但她同时强调，美妙的未来民主宣言和对美国利益的维护要巧妙结合在一起。赖斯一方面标榜要引导俄罗斯和中国负起大国责任、发挥大国作用，成为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方，另一方面还念念不忘对俄罗斯和中国进行“民主引导”。同时她认为，尽管美国认识到与俄中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美国不能忽视俄罗斯与中国的实力、能力与客观影响，要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反恐、朝鲜半岛局势等许多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美国都离不开俄中的参与和帮助。赖斯的一句话颇为经典：“美国离不开俄中两国，找到和俄罗斯与中国合作达成战略一致的领域是美国的职责，即使是存在重大分歧的时候。”这充分反应了赖斯以及美国政府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现实主义外交实质，即，美国利益优先往往总是领先推进民主而成为外交的首要目标。实际上，在处理对俄关系、对华关系方面，特别是邻近卸任的后期，形式上高度追求民主的赖斯更加务实，甚至在任职后期表现出相对客观理性和友好的一面，2008年6月底赖斯对中国的访问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当然，赖斯仍然试图表明，她的现实主义是服务于理想主义目标的，美国不会因为在现实利益上与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而放弃长远的推进民主的理想和目标，美国要继续平衡发展俄美关系，继续引导俄罗斯的民主制度，敦促中国发挥大国作用、负起大国责任、增加军事透明度。(58)
赖斯以及美国政要希望推进建设共同的价值观同盟，在传统盟友欧洲的帮助下，继续拉拢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以及东欧、南北美洲、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体，建立巩固的“民主共同体”。而所谓民主共同体，更多是美国为其现实主义外交服务、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而倡导的。她强调，“民主盟友应该在共同打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迎接全球挑战、捍卫人类尊严和权利并支持新的民主政体方面做出努力”。赖斯特别强调联合欧洲这一美国的传统价值伙伴，一个完整、自由、和平的欧洲的目标已经接近完成，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团结而一致的欧洲。赖斯对发展中的民主模式推崇备至，认为民主发展不但是通向财富和力量的有效之路，还是保证这些好处被整个社会公正分享的最好方式。她赞扬了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发展，对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南非等国家的民主制度运行充满肯定和欣喜，对所谓独裁资本主义以及专制政体大加鞭挞，并支持弱国以及治理不善的国家加强民主。
从现实和历史来看，美国国内的政治、社会和生活标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有优势的，美国的民众能享受到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难以达到的水准。但以上例证已经说明，美国并不愿意把国内的标准与他们的外交标准等同起来。如果说在美国国内实行相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则在国际社会其必须首先考虑美国利益尤其是利益集团利益。“二战”后“自由”被意识形态化，其本质就是美国以其强大实力要成为世界霸权的一个借口和标签，美国推广自由民主的强烈使命感往往成为美国利用自由干涉别国内政的思想基础和扩张工具。整个冷战时期的自由概念体现了典型的美国实用主义。如果一个国家是美国领导的反共军事同盟中的一员，它就自动成了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比如艾森豪威尔对法西斯西班牙赞不绝口，对南非种族制度无动于衷，把当时越南的统治政权和法国占领军称为捍卫“人类自由事业”和“自由世界生存”的勇士。因为他们进攻的是共产主义。到了20世纪80年代，冷战初期的两分法思维重新复归，里根政府在国际社会实行地道的双重标准，把世界分为自由的西方和受奴役的东方，把第三世界那些武装起来推翻亲苏政府的群体统称为“自由战士”，其中包括阿富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以及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但里根政府拒绝承认南非人民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是争取自由。(59)2003年5月14日，美国政府证实乌兹别克斯坦在改善人权和民主承诺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和持续进步，这一表态被用来支持美国继续援助乌兹别克斯坦。(60)而且，2004年2月，拉姆斯菲尔德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并赞扬卡里莫夫的反恐合作，当被问到侵犯人权问题时，他说不清楚这个问题。(61)
赖斯早期的对外主张曾经咄咄逼人，政策类似于新保守主义，只是在后来小布什逐步对新保守主义分子敬而远之之后，赖斯才紧跟小布什与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等人，并与新保守主义分子保持明显的距离。赖斯认为美国有能力完成现实主义外交，推动俄中两国成为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方，支持弱国或治理不善的国家加强民主。美国的力量基础现在是而且仍将是坚固的，多种族融合的社会充满活力和动力，美国的理想是机会的均等而不是结果的均等，美国的经济实力将来也仍将稳固，美国安全力量的根基也比许多人预想的要稳固。美国不是缺乏领导全球的能力，而是美国缺少这个意愿，世界上很多问题少了美国就无法解决，最能决定美国能否在21世纪获得胜利的是美国的想象力。言外之意就是只要美国愿意，美国就能够成功。其实，真正怀疑美国实力的人并不多，人们仍相信美国的实力超强。但政策不对路同样可能导致一段时期内的战略困局、削弱战略运筹空间。小布什政府执政八年来，美国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以及软实力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波折和变化，布什政府使美国处于怎样的处境，美国民众心中有数，国际社会也看得明白。
民主与其说是赖斯等美国政要所谓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旗帜，不如说是其实用主义外交的遮掩。他们一方面花费很多笔墨谈民主和价值观外交，同时直言不讳地强调“美国特有的现实主义”，并认为这种现实主义实际就是区分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的、有选择的实用主义外交，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外交归道和思想并不矛盾。一言以蔽之，这些表面理想、实际现实的实用主义政要们所想强调的，非常类似于现实主义外交思想鼻祖马基雅维利的信条和名言：以目的说明手段正当。赖斯认为，美国长远的民主目标始终是正确而伟大的，而在这个进程中所做的一切，无论对错和成败，也就都可以解释为正当的。赖斯的外交阐述寄托着继往开来，但美国新政府一般不会搬用或过多沿用前任的思维，因而其文章更多为其个人和布什政府的外交总结。(62)人们看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新政府在实用主义外交精神指导下，外交战略调整得很及时也很迅速，尽管效果有待观察，但无疑美国的外交又将迎来一个变革年代。
注释：
①任晓：“‘美利坚帝国’论的兴起与美国的大战略”，《国际问题论坛》，2003年第3期，第2页。
②梅孜编：《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766页。
③董秀丽著：《美国外交的文化阐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44页。
④王缉思、徐辉、倪峰著：《冷战后的美国外交1989-2000》，时事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5页。
⑤李少军著：《国际安全警示录——21世纪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金城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7页。
⑥同②，第79页。
⑦同②，第78-79页。
⑧王缉思、徐辉、倪峰著：《冷战后的美国外交1989-2000》，时事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1页。
⑨同①，第13页。
⑩同①，第31页。
(11)同①，第14页。
(12)杨洁勉著：《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145页。
(13)王东岳、曲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新世纪美俄对中亚的战略争夺”，《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期。
(14)William Clinton,"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S.1994-1995: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Washington D.C,Brassey's Press 1994,pp.7-13.
(15)张丽东、章前明著：《当代国际关系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227页。
(16)董秀丽著：《美国外交的文化阐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47-148页。
(17)同②，第230页。
(18)同③，第148页。
(19)同②，第228页。
(20)同②，第229页。
(21)董秀丽著：《美国外交的文化阐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46页。
(22)张丽东、章前明著：《当代国际关系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230页。
(23)刘建飞著：《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版，第120-121页。
(24)同①，第148页。
(25)同①，第147页。
(26)同②，第230页。
(27)同③，第121页。
(28)同①，第147页。
(29)刘建飞著：《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30)王缉思、徐辉、倪峰著：《冷战后的美国外交1989-2000》，时事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4页。
(31)同②，第14页。
(32)克劳塞默：“美国统治世界：其要感谢上帝”，《时代》，1997年8月4日，转引自秦永春：“美国的‘单极世界论’不符合当今实际”，《和平与发展》,2000年第1期。
(33)同②，第14页。
(34)同②，第15页。
(35)同②，第33页。
(36)刘学成：“中亚地缘战略地位的演变与美国的政策”，《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37)王缉思、徐辉、倪峰著：《冷战后的美国外交1989-2000》，时事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3页。
(38)同①，第35页。
(39)戴超武：“布什主义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07年第2期，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5期，第97-102页。
(40)同③。
(41)同③。
(42)同③。
(43)杨鸿玺：“奥巴马外交班底即将开锣”，《国际资料信息》，2009第1期。
(44)尚鸿：“美国外交奥巴马主义浮出水面”，《瞭望》,2009年5月5日。
(45)王嵎生：“什么是‘奥巴马主义’？”，《南方日报》，2009年5月2日。
(46)同②。
(47)黄海：“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调控”，《当代世界》，2009年第9期。
(48)同⑤。
(49)陈向阳：“奥巴马主义能否扭转布什政府的反恐颓势”，中国日报网站，2009年11月4日。
(50)Alexander Conley,U.S.Base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sia,Available online 28 November 2007,Centro Argentino d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www.caei.com.ar.
(51)Joseph Nye,"The decline of U.S.soft power",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4 p.187.
(52)Alexander Cooley,U.S.Base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sia,Available online 28 November 2007,Centro Argentino d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www.caei.com.ar.
(53)杨鸿玺：“奥巴马的战略变革与中东时局发展”，《西亚非洲》，2009年11期。
(54)Full text of Barack Obama's speech in Cairo,http://obama.wsj.com/article/04HP4rK2zBdTi.
(55)“奥巴马中东首秀结束反映纷杂面临考验”，中广网北京，2009年6月5日消息。
(56)张敬伟：“奥巴马向伊斯兰世界示善意恐里外不讨好”，美国《侨报》，2009年6月9日。
(57)同②。
(58)杨鸿玺：“赖斯盘点八年外交生涯”，2008年08月04日，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7608961.html.
(59)同①。
(60)Human Rights Watch "Uzbekistan:Progress on Paper Only.Analysis of the U.S.State Department's Certification of Uzbekistan",www.hrw.org/backgrounder/eca/uzbek060303-bck.htm accessed on05.12.04.
(61)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D.C,"Summary of remarks by Adolat Najimova,"Assessing the"War on Terror"in Central Asia,http://www.csis.org/ruseura/wot/040503,pdf＃search=assessing%20war%20on%20terror%20in%20central%20asia accessed 05.12.04.
(62)杨鸿玺：“赖斯盘点八年外交生涯”，2008年08月04日，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7608961.html.
来源: 《太平洋学报》(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