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苏式社会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背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兼与左凤荣教授商榷
考察研究发生苏东剧变原因的著作文章汗牛充栋，但多数集中于对其政治制度的考察分析，没有深入到苏式社会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中寻找发生剧变的终极原因。原社会主义阵营的苏式社会主义既得利益者们，更是站在苏式社会主义立场上，继续用苏式社会主义思维看问题，对发生苏东剧变流露出一种惋惜、痛心疾首、兔死狐悲甚至如丧考妣的神情，当然就更不可能找到发生苏东剧变的真实原因，因此也就很难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
共识网登载的中共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苏联剧变是信仰危机还是体制危机》一文，把苏联发生剧变归因于“体制危机”， 并且具体分析了苏联落后的经济体制“未给民众带来实惠”，结果导致了社会的崩溃和亡党亡国，看后很受启发。但问题在于，苏联经济为什么落后？它为什么建立了落后的经济制度？为了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认真考察研究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和如何运行的，是否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本文当然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梳理，求教于左教授和广大网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谆谆告诫我们：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中去解释。”
苏式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无疑是当代最重大的变革。对这个变革的解释，同样也不能以苏式社会主义意识为根据，不能轻信苏式社会主义既得利益者们的说教；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苏式社会主义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苏式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其生产关系的冲突中去解释，搞清楚苏式社会主义的物质生活中产生了那些矛盾，它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存在哪些冲突。下面就来探索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苏式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产生，背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普遍规律。
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对人类的第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正是由于这个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了一门科学，质言之，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能探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明确历史必由之路是什么；反之，离开了唯物史观作指导，就必然误入唯心史观的邪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就不可能是科学的，而只能是空想的。苏式社会主义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它的物质基础仍然是在唯心史观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仍然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它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它们的信徒总是组成反动的宗派”（《共产党宣言》）。历史已经证明了马恩的科学预见。
唯物史观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和与其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是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表示人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界的关系。人不满足于大自然的恩赐，他有能力认识自然那是一种怎样的存在物，并且在认识的基础上研究把它改造成对人有用的存在物的方式方法——技术，在此基础上实际地改造自然物，变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以此不断丰富生活内容、提高生活质量。
不同水平的生产力自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微观生产关系，即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一种是宏观生产关系，即各种不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各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国民经济结构。生产力的高度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经济为物质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源自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源自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每一次重大的科学技术的革命都引起产业革命，而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为新的社会形态奠定物质基础。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发展为奴隶社会，是由于一部分人在与大自然长期接触过程中逐渐认识了一部分动植物的生长习性，因此种养业发展起来，不再单纯依靠采集、狩猎、捕捞获得大自然的成果维持基本生活，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基本生活资料，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初步掌握动植物生长习性的人就成了奴隶主，其他人则成了奴隶。由于当时还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动力来源，只能依靠人的体力，所以奴隶的集体劳动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可是这个进步，无论对于奴隶主，还是对于奴隶，都是有利的。人们在饲养动物过程中，逐渐发现一些动物的肉不但可供人食用，而且还有很大的力气，性情也比较温顺，可以供人役使，帮助人从事种植业。蓄力的发现，使得家庭独立从事农耕成为可能，因而奴隶主就有条件把土地租给奴隶耕种，以徭役或实物的形式收取地租。奴隶主变成了地主，坐享其成，奴隶变成了有独立人格的佃农，不再是奴隶主的工具，双方生活都有改善，两全其美，封建社会由此产生。到了近代，发现和发明创造逐渐增多，新的科学技术层出不穷，煤、油、气、电等新能源被发现，应用技术也发展起来，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生产的目的不再只是为了自给，而是为了售出取得利润，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时，无论是增加原来产品的产量，还是生产新的有用物，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人们不会有抵触情绪，包括统治者在内。矛盾发生在当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要求掌握政权，以便为新的生产方式大发展创造更加有利条件时，会受到旧的统治者的抵抗，斗争不可避免。但就新社会的物质基础的产生来说，它既不是暴力创造的，也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进入新社会的，而是和平长入的。即便是苏东剧变，也是由于建立在大一统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强制劳动获得短期的“辉煌”后，很快就停滞了下来；当转向新的生产方式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动乱，实现了和平过渡。
那末，苏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为什么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呢？这就需要考察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物质基础是如何产生的。
可以肯定地说，不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自然生成的，而是根据人的某种理想、愿望、设想，用暴力创造的。暴力是一种破坏力。即便是革命暴力，它也起不到建设创新的作用，只能起摧毁旧的和保护新的作用。枪杆子里面确实可以出政权，它也有能力摧毁旧的或新的生产关系，但它绝对创造不出新的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也确实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是达到消灭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但是在他的晚年把无产阶级专政仅限于“政治上的过度”（《哥达纲领批判》），经济上的过渡寄希望于股份公司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向哪里过渡呢？由于当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还没有孕育新社会的胎儿，马恩就只能求助自己聪明的大脑，对未来新社会进行了“设想”，这些“设想”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因而就成了后继者们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可是社会从来都不是按照人的理想愿望向前发展的，不然的话，理想社会早就实现了。这种把社会的发展进步建立在人的主观愿望和美好理想上的历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才说“我们没有最后目标”。
然而可悲的是，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却把马恩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当成了建设新社会的蓝图，又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无法实现，只能退其次仿照那些“设想”，建设理想中的新社会。怎么建设呢？唯一的办法是求助于暴力。因此，就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提高到了测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因此，就提出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国家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因此，就毅然发动了十月革命，用武力驱散了立宪会议，夺取政权后发布一系列法令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对生产资料进行重新组合，建立起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物质基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如法炮制，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的苏式社会主义社会。很明显，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物质基础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后自然生成的，而是用暴力创造的；这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独裁专制代替了自由民主。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也就不可能是先进的，只能是落后的，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实际建设起来的是国家奴隶制。
其次，苏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破坏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揭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正常关系。
人类社会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有机构成，相互配合运转，形成一个有机体，推动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但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有各的职能，决不能混同。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能在服务上发挥作用，为经济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诸如制定市场规则并监督执行，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引导经济发展方向，颁布财税金融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等等，既不能越位越权，也不能缺位弃权，只有守本分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才能产生正能量，不然的话，社会运行必然发生紊乱。
然而苏式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却越俎代庖取代了经济基础的职能，不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而且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由国家政权取代了经济基础的职能，党政机构和官员按照主观制定的计划，直接统一管控经济活动，名之为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命令经济、权力经济。剥夺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后，使他们都成了马克思所说的“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人财产的人”，而这种状况“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哥达纲领批判》）。同其他奴隶制不同的是，苏式社会主义的奴隶制只有一个奴隶主，那就是国家，具体表现为各级官员，而全体国民都成了国家的奴隶，怎么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无疑是历史的大倒退！计划赶不上变化，加之重工业和军工产业的畸形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落后，结果导致作为宏观生产关系的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因此，苏式社会主义由于背离了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正常关系，结果形成在微观里调动不起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宏观上各产业不能协调发展，其失败是命里注定的。
再次，苏式社会主义依据马恩的有关论述，重工轻农，挖了自己的根基，挖到一定程度必然轰然倒塌。马恩在用唯物史观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时候，曾明确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他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正确揭示了新旧社会之间的母子关系。可是当他们考察分析未来的新社会如何产生的时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腹内还没有孕育新社会胎儿的情况下，就断定“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益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的产物。”（《共产党宣言》），因而就把创建新社会解放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现代无产阶级身上，这无疑是马恩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失误。以列宁为代表的后继者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失误，在夺取政权后严重忽视了农业和农民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第一层基石的重要作用，把经营管理农业有经验的人当做敌人打到，剥夺所有农业劳动者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用剥夺农业和农民的办法发展其他产业，致使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都长期落后，国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得不到满足。当一个社会连国民的基本生存资料都解决不了的时侯，它存在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其实，只要认真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就会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第三十七章“导论”部分，论述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时，对农业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第一层基石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
“因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所以在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即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率，使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致全被直接生产者的食物生产占去；也就是是农业剩余劳动，从而农业剩余产品成为可能。进一步说，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于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虽然食物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对他们自己来说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对社会来说，它所代表的，只是生产食物所需的必要劳动…..这是生产特殊物品，满足社会对特殊物品的一种特殊需要所必需的劳动。如果这种总分工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产品就按照它们的价值（后来发展为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也就是说，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因此，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于各个特殊的生产领域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饱含着另一种意义。”
我之所以引用这样一大段论述，是想说明：
第一，农业的具体存在形式尽管会发生变化，但它始终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层基石，是其他任何产业代替不了的，只有夯实这层基石，社会才会稳固。经济固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在这个物质基础中起垫底作用的是农业，如果农业这个第一层基石不牢固，其他产业再怎么发展，社会也不会稳定。
第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其他事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其他事业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农业产品这个基础之上，不然的话，如果用挖这层基石的办法发展其他事业，迟早会有一天会轰然崩溃。
第三，与《资本论》第一卷论述商品价值形成的原因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商品使用价值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并且强调了农业发展程度对商品价值的制约作用。任何价值都是对人的存在方式有益的价值，而最重要最基本的价值是对人的生命的存在的价值，只有当营养人的生命的食物来源有保障时，其他商品才实现其价值；不然的话，当营养人的生命的食物来源无保障时，其他商品就不能实现其价值。因为道理很简单，当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其它物品对他来说也就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当一国的国民维持生命存活的食物来源严重短缺时，保命就成了第一要务。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流传着一段顺口溜：“七级工、八级工，不顶农民一珑葱”。为了活命，宁可用七、八级工的工资购买农民的一垅葱。
第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劳动者是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阶级，绝不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益没落和灭亡”。
以此检验苏式社会主义对农业和农民的态度，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科学论述；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和农民的态度，则正走在马克思指明的正确道路上，虽然在土地的所有权上还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明显的发现：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物质基础的产生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后自然生成的，而是用暴力杀死孕育新社会的母亲后按主观愿望拼凑成的，其微观生产关系是历史的大倒退，宏观生产关系严重失衡；它的运行机制是以党代政、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上层建筑越俎代庖取代了经济基础和社会的职能；用剥削农民农业的办法发展其他产业和事业，是自挖根基，这一切完全背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左教授认为，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发展成改向，在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也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教训值得共产党人深刻总结”。进行“深刻总结”是必要的，但否定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发展成改向”，则不能说是正确的。左教授只提“斯大林模式”，不提“苏式社会主义”，其背后用意是把“斯大林模式”同“列宁模式”切割开来，这确实是一些学者的观点。其实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斯大林模式”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创建的社会主义模式，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初步证明这一点。对此需要专题论述，这里不再深入分析。左教授认为“斯大林模式”应该抛弃，但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坚持，戈氏抛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把改革发展成了“改向”，大方向错了。那末，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样的道路才是社会主义道路呢？难道列宁建立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吗？我想，左教授不会不知道，列宁本人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总结四年工作的教训时，曾明确指出：“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把握地假定），首先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因此改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是说，他绝没有把新经济政策当做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只是把它当做桥梁，经过它过渡到马恩“设想”的那个无限美好的社会。列宁把新经济政策视为“退却”，在他在世前就提出了“停止退却”，准备反攻。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也是子虚乌有之说，因为十月革命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苏式社会主义革命题中应有之义，绝不是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所以斯大林才在1928年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决不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左教授也承认“原有的信仰空洞无物，未给民众带来实惠”，难道还应该按既定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吗？“改向”又有什么错误呢？“空洞无物”的信仰难道不是虚无的信仰吗？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坚持呢？如果继续走下去，岂不是会给民众带来更大的不幸吗？对这样的信仰所导致的错误道路难道不应该迷途知返选择新的道路吗？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发展为改向”，是改向了自由和民主，是光明和富裕，而不是改向了黑暗和贫穷，又有什么错误呢？当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解散苏共和苏联时，那里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为什么平静的接受了？为什么不进行抵制和反抗？其他国家和人民又有什么必要感到惋惜、痛心疾首，甚至如丧考妣？这岂不是杞人忧天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