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贵族这个概念总是存在偏见，仿佛只要一提起贵族，肯定会有人大骂这是封建等级观念在作怪。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许多暴发户自诩为贵族，因为在他们看来，有钱有车有房浑身高级名牌，便是贵族。这两种想法都是带有浓浓误解和偏见，须不知历史上的贵族之所以赢得人们尊重，并不是因为身居高位，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或者多么有钱，而是因为一种浑然天成的高贵气质，象征着修养、品行、责任、综合能力。
托克维尔认为，最难摆脱专制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不再存在和很难存在下去的社会，而且正是在这种缺乏贵族的社会中，专制所带来的危害最大。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来贵族的存在可以削弱国王的专制，使得普通民众不至于直接暴露在强权下；二来贵族自身所特有的修养、能力、荣誉、责任感，可以促进社会科技文化的繁荣；三来贵族因为富有政治经验可以在特定时期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因此可以说，一个贵族制不再的社会很容易重新走上专制的道路，“当人民在其内部摧毁贵族政治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权制”。[1] 可见，托克维尔是非常看重贵族的，十分推崇贵族的历史作用。那么，托克维尔笔下的贵族是怎样一幅画面？
欧洲贵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贵族（aristocrats）最初在古希腊语中是“最优秀的（aristos）”一词的派生词，意为贤人、大德之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思想家都把贵族定义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的人。后来慢慢的，贵族才多了富贵的含义，不过倘若只有富贵而品行低下，照样不被人认可。真正的贵族因为品德高尚深得人们敬重，而假贵族除了有钱有势，再无其它，在人们眼里，只会觉得可憎。
中世纪法国的贵族，多为领主、乡绅，住在城堡里面，统治一个地方，享有管理权限，但同时又必须承担各种义务，“在封建时代，人们看待贵族近似于我们今天看待政府：为了取得贵族给予的保障，就得接受贵族强加的负担。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2]。根据那时的法典，贵族还必须监督本地民众受教育，学会生存手段，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依然还能生存下去。正是由于贵族必须对治下的人民承担各种义务，所以人们大都对贵族的特权表示接受。这个道理很简单，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权责一致，你拥有这么多特权，那就必须承担义务，否则肯定会引起不满和反抗。而这又在告诉人们一个道理，有的时候并不是特权让人难以忍受，而是因为没有尽职尽责，只要你做好事情，让人们觉得满意，哪怕享有比较多的特权，也无大碍。
那时的贵族虽然不乏粗鲁，没有文化的人，但是更不缺少富有修养的人，而且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贵族开始成为修养、有文化的代名词，尤以英国为代表。
英国有一所著名的贵族学校，即伊顿公学。创办于1440年的伊顿公学，最初是为70名贫穷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后来日渐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贵族学校之一，素有“绅士的摇篮”的称呼，大量的政治、王室、社会、文化、科技、经济精英毕业于此。与大多数普通学校不同，这所学校推行的是博雅教育，也就是让学生全面的接触各个学科，包括在很多人看起来没有用的拉丁文、艺术史、古希腊人文经典、中世纪宗教著作。在学校生活中，学校会有一套规范来指导和约束学生，让他们自小就习惯上流社会的礼仪，养成贵族的秉性，崇尚荣誉，言谈举止皆能称之为优雅。
除了学校教育外，还有家庭教育、社交。一般来说，早期贵族多为暴发户和大富翁，虽然有钱有势，却很难获得人们尊重，自己活得也很不体面，只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往后的几代，由于有了更好的教育条件，慢慢自会熏陶出修养和才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于是，就会出现了一种现象，即人类在艺术、文化方面的贡献，更多的不是贫民，而是贵族。这就像人们在谈论伟大文学作品的时候，总是喜欢说伟大的作品都是作者闲着无聊写出来的。贵族因为拥有更好的教育条件和生存环境，自然更容易写出优秀的作品，而普通民众更多为生存所束缚，难以顾忌这些。法国大革命前夕在贵妇人中间存在一个有趣现象，很多贵妇经常在家里举办各种文化沙龙，支持艺术家、思想家的事业。而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也加强了自身的修养。贵族的修养可从一件小事看出：路易十六的皇后被推上断头台的过程中，不小心踩到将要对自己行刑的刽子手的脚，本能地说出一句——对不起，先生。
欧洲的贵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贵族在国王分而治之政策下，陷入孤立状态，一种是贵族与新兴资产者联合，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前一种情况下的法国，贵族逐渐没落，趋于贫困化。可是，他们大都瞧不起这些腰缠万贯的新兴资产者，更不屑与其往来，纵使不少资产者纷纷成为政府官员，“若是有人提议任命大领主为总督，便是对大领主的侮辱；即使最贫穷的贵族也常常不屑于出任总督。总督在贵族看来，是一个僭权者的代表，是资产者以及农民派到政府中任职的一批新人，总之，是一群无名小辈”[3]。英国情况属于后一种。在英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贵族常与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王权的专制。这就使得英国贵族更加让人尊敬，而那些富有的资产者只能在财富是模范他们，却难以在精神上超越他们。
为什么同属于贵族的法国贵族不同于英国贵族？托克维尔写道：“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对贵族进行战争，反而如此紧密地与贵族联合在一起，这绝不是因为英国贵族具有开放性，而是因为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英国贵族的外形模糊，界限不清……所有接近贵族的人都自以为是贵族的一部分，都能与贵族政府相结合，并从贵族的权势中分享某些光彩和好处。”[4]简单地说，法国贵族与民众相互分离，而英国贵族却与民众保持联系。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法国贵族早已不能作为贵族制而存在，只能成为王权专制下的寄生虫，享有作为第一奴仆的特权，却无任何统治权。
法国贵族制的消失是伴随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而进行的。路易十四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君主，为了实现对国家的全面控制，他开始打击地方势力，削减贵族，如同中国古代的削藩一样。他在位时，将各地的贵族、领主、乡绅全部迁到规模宏大设计豪华的凡尔赛宫，并让这些人整天在那里歌舞升平。贵族们因为丧失统治权，不再向曾经治下的民众尽义务，而同时又获得更多的特权，使得他们遭民众忌恨。
作为一种制度，法国贵族已经不再存在，可是作为贵族个人，法国仍然还有不少贵族在传承贵族精神。托克维尔本人便是一名贵族，一生都非常推崇贵族精神，有荣誉感和责任感，正如他在其回忆录对过继儿子的提醒：“还有，我的孩子！千万不要忘记一个人应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不对祖国应尽义务，就不能为国献身；不能对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上帝要求人随时准备贡献一切，用自己的时间、财产甚至生命去为国家和国王服务。”[5]
像托克维尔这类贵族，可以归类为自由派贵族，既具有作为贵族的种种高尚品行，又能维护社会公正，心系整个民族的命运。在大革命期间，法国有两个自由派贵族的言语为后代研究者所熟知。一个便是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这个人虽然是一名贵族，却能够出资赞助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的出版，实属不易。更让人敬佩的是，当情绪失控的群众纷纷喊出要杀路易十六的时候，他居然敢站出来为落难国王辩护，以至于他本人都被送上断头台。这样的人，只以真相、良知、法律为依据，却不肯仰别人一时之鼻息，意志之坚定，令人佩服，临死前留下一句让人无限感慨的话——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另一个自由派贵族同样给后人留下一句发人深思的话。1815年，击败拿破仑的一群王党在维也纳集会，庆祝成功，狂欢不止，却不料这位自由派贵族冲进来，喊道：“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
法国贵族制的整体性消失，贵族精神的没落，让托克维尔感到很失望：“阅读贵族的陈情书，我们可以感到，除了偏见和怪癖外，贵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质历历在目。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委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6]
在托克维尔看来，贵族具有许多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崇尚个人荣誉，能够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不懈努力，乃至牺牲自己。贵族因为自身的教养和气质，可以大大提高一个民族的文化程度。由于自身的伟大品德，再加上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使得贵族成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强调的是，托克维尔所称赞的贵族制是有一定前提的，不是说在民主时代还想着去恢复中世纪的贵族制，而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而言。简单地说，相对于民主时代，贵族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贵族制下的贵族阶层更多考虑的是家族利益，带有一种明显的不平等。而托克维尔之所以称赞贵族制是相对于一个没有贵族制的大革命前的法国而言。旧制度下的法国倘若能有像英国那样的贵族制，大革命便难以爆发，就算爆发，也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冲击，更大的可能是由于有了贵族阶层的约束，使得法国也能进行渐进的改革，进而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因此贵族制的作用只是相对而言，倘若换了一种场景，作为比较对象的不是转型之中的旧制度，而是现代民主社会，贵族制的存在便是多余。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贵族制对于现代社会毫无用处，而是说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以有一个贵族阶层，只不过这个阶层所依据的不是地位、财富、权势，而是根据个人修养、品德、学识、能力等公认的因素。这样的话，贵族阶层就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只要你具备这些值得人们敬重的东西，就可以成为民主时代的贵族，至少可以被称之为精神贵族。
除了托克维尔外，柏克、汉密尔顿同样非常重视贵族之于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作用。1791年，柏克在《新辉格党人向老辉格党人的呼吁》一文中写道：
真正的天然贵族不是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它是自然组成的社会主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是由一个具有合法依据的阶级所组成的，这种依据总体上当为实际情况所认可。在为人敬重的环境中哺育成长；自小就未见过低贱的事物；教会自尊；习惯于公众审视的目光；早就在注意公共舆论；高高在上，因而能够对一个庞大社会里的广泛的、无限丰富的人和事物的结合采取宏大的眼光；有闲暇阅读、思考和交谈；不论他们出现在什么地方，都能引起学识宏富、智慧不凡的才俊人士的仰慕和关注；谙熟在军队里指挥服从；学着为了荣誉和责任而蔑视危险；由于最轻微的错误也会引起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因而在不允许任何差错不受罚的情况下，尽可能养成机警、明察和谨慎小心的品性；意识到被同胞认作他们在紧要关头的指导者，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调停者行事，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走向谨慎规范；被作为法律和正义的管理者，从而首先造福于人类；成为高级科学或自由灵巧的艺术的专家；跻身富商之中，他们由于成功而被认为具有锐利、活跃的理解力，拥有勤勉、秩序、坚定和端正等美德，对公平的交换习以为常。这些都是构成我所称的天然贵族的素质，没有他们就没有国家。[7]
柏克的分析是很全面的，他给我们描绘一幅更加完整的贵族头像，某种角度上可以作为托克维尔贵族观点的补充和完善。只是贵族虽然确实有许多高贵品德，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而言，必须得受普通民众力量的制约，否则很容易让个别野心家乘虚而入。换句话说，现代民主政治是精英政治和人民民主相互制约的结果。
作为比托克维尔更早的政治家、思想家汉密尔顿，在对待贵族问题上同样很执着。汉密尔顿曾在某些场合谈道：“所有的社会都分为少数人和多数人。前者是富有的，出身高贵的，后者是人民群众……人民是粗暴的、易变的，他们很少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8]正是缘于此，汉密尔顿便主张民主政治基础上的贵族政治，即让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里面，既要有人民民主的力量，也要有贵族精英的力量。为此，在美国建国之初，同时设计出众议院和参议院，其中众议院跟贴近普通民众，而参议院就相对精英化，即汉密尔顿眼中的贵族院。汉密尔顿曾经通过称赞英国上院的作用来表达他的观点：“他们的贵族院是一种最高尚的机构。贵族们凭借其忠实于国家利益的性质，并不会通过一种变革和一种充分的利害关心去期待什么，因此，它们构成了一种抵制所有有害变革的永久的屏障，而不管试图变革的是国王还是平民院。”[9]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的法制一般倾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为贵族生来总是少数……贵族制度精于立法科学，而民主制度则不善此道。贵族制度有自我控制能力，不会被一时的冲动所驱使。它有长远的计划，并善于在有利的时机使其实现。贵族制度办事讲究，懂得如何把法律的合力同时会聚于一点”[10]。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只是未将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因为现代民主时代同样需要贵族治理国家，只不过此处贵族不是以一种制度而存在，而是代表精英阶层，或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指托克维尔本人所看重的法学家。“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由衷热爱规范。他们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的行动极为反感，对民治的政府心怀蔑视。”[11]在托克维尔所生活的那个时期，选举还未完全覆盖到美国每一个成年公民身上，而之所以这样，并不完全在于现在人们所经常谈到的种族歧视和对穷人的偏见，因为就当时来看黑人和穷人的整体素质远远低于那些拥有选举资格的人。在美国建国者眼里，包括汉密尔顿，一个人如果连温饱都成问题，哪里有能力来投票产生领袖？所以初期对选举是有资格限制的，以防止国家权力落在一群素质底下的对政治一无所知的穷人和败家子手上，这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因此托克维尔说法学家对民治政府心怀蔑视是有特定历史条件在里面的，并不是指法学家们向来仇视民主制度，而今日美国的法学家对于民主政府更多抱着一种怀疑心态。
其实，贵族作为一个社会的支撑，这种观点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一点都不高深。日常生活中有句老话，即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这话听起来可能觉得很霸道，实际上却非常对。因为一个人要想获得真理，必须要综合各种因素，而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是普通人很难具备的。对于治理一个国家所需要具备的种种能力和品行，“而考虑到人性的一般堕落状况，具有正直品质与必要知识的人其为数自当更少”[12]。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贵族自有它不容忽视的作用。只要是一个组织，就必定存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完全的平等既不可能，又没有必要，过分地去追求只会带来更多负面后果。既然如此，那么由谁来充当一个社会的领袖呢？毫无疑问，在民主时代，这个领袖必须有足够多的优点，从而让人们觉得他可以担当如此重任。在贵族不再是一种制度的现代社会，贵族便可以摆脱许多中世纪时期的弊端，进而成为现代社会领袖的最佳人选。
托克维尔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已经预测到民主必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平等将会更加普遍。在这样一个时代，贵族作为一种制度肯定是不能再存在的，只能转化为一种贵族精神和精神贵族。贵族精神的核心在于高尚品德，在于一种公共责任感，在于一种内在修养，在于一种气质，在于对于国家与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在现代社会，随着知识的普及，文明的演进，贵族精神的最基本最普遍的要求理应就是今天人们经常谈到的现代公民精神。
注释：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第1版，第102页。
[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第1版，第73页。
[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第1版，第79页。
[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第1版，第79页。
[5] 《1856年9月10日致斯威琴夫人的信》，载《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转引自《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页。
[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第1版，第151页。
[7] 陈志瑞等编：《埃德蒙伯克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245页。
[8] 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页。
[9] 肯尼思搠湬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张志铭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3页。
[1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第264页。
[1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第303—304页。
[12] 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