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是谁在参拜靖国神社，是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询问我们的报章和周围的人群，答案大都为日本右翼势力。日本的一国首相多年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后的教科书顺利通过了国家文部科学省的审查，功绩岂能单单让右翼势力掠美。故有识之士指出，近年来在日本掀起的掩盖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浪潮，是日本政府放任、姑息、支持、怂恿、甚至直接导演的结果。然而，在一个民主国家，政府首先代表的是民意，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也要“顺应”民意。在重大政策上，如果不从民意或有悖民意，这个政府就会有垮台的危险。因此，看待参拜靖国神社和篡改教科书问题，只看到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政府是不够的，从中，更应该看到日本整个国民对如何看待侵略历史和如何处理与邻国的关系这些重大问题的心态。

谈到中日交往，中国总是一相情愿的说：“中日间有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史，日本侵华战争仅是近代以来发生的事情。”言外之意友好是中日交往史的主流。这个估价未免过于乐观：抛开明代的倭寇不说，从近代具备了离开本土大规模外侵的经济、军事实力那一天起，吞流球、占朝鲜、夺台湾、抢满州，直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最终将战线推进到整个南亚和东南亚，日本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侵略和掠夺的脚步。我们习惯将军阀和战犯列为罪魁祸首，而将日本国民看做受害者，然而事实上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建立起了“三权分立制度”，政府和议会在受制于皇室的同时，国民已经能够对国家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没有国民的强有力支持，这么一个缺乏资源的岛国，单凭军阀和战犯在侵略战争上是不会走那么远的。要清算旧账，将日本国民视为无辜者这种看法本身就有问题。

人民，一个在我们眼里曾经多么神圣的词。而在日本，战前，“人民”没有阻止战犯的冒险，并且让他们的子弟积极参与了侵略和掠夺；战后“人民”没有推出一个真正从战争中吸取教训、对战争有负罪感的国家领导人，去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中国因为担心日本政府将负担转嫁给日本人民，而放弃对日索赔，显然，日本人民并不领情。

如果说战前日本的民主制度不成熟，战后日本已经迅速建立起了完善的民主制度。众所周知，在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下，政府的主要公职人员尤其是政府首脑由人民授权，也直接受到来自人民的监督。他们要获取权力、保住权力和巩固权力，都必须得到国民的广泛支持。也就是说，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应该有自己预设的立场、最起码他们的根本立场不会与大多数国民相冲突，最大多数国民的立场，就应该是他们的立场。换个角度说，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的立场，应该代表最大多数国民的立场。我们可以历数战后日本的各位首相，除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村山富士外，有谁对本国强加给亚洲人民的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真正反省过？德国总理能够跪到在犹太人面前谢罪，为什么日本人向惨遭他们屠戮的灵魂说声“抱歉”就那么难！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领导人在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了小泉纯一郎时代，干脆脱去伪装直接步入了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不能说小泉纯一郎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者，在他以高达八成国民支持率当选首相后的一段时间，他并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随着亚洲金融风暴冲击、日本经济急转直下，他个人的声望在国民中开始一路下跌，为稳住政权，挽回他的支持者，他开始打参拜靖国神社的歪主义。在靖国神社，不排除有小泉自己的信仰，但作为公职人员，他的参拜肯定要考虑公众的接受程度；事实上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参拜成了他讨好国民、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民主制度无疑是一种好制度，但这一制度并没有改变日本狭隘、偏执、好战、死不认罪的国民性。

日本据说是个多礼的民族，人们见了面要相互鞠躬，男人回家，妻子要迎到门口下跪，一切看来都那么彬彬有礼。在中国，走在大街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也要说声“对不起”的。那么懂得文明礼貌的日本人，占了别人的国、杀了别国的人、屠了别国的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到头来不仅不谢罪，而且由一国首脑出面向那些双手沾满被侵略民族鲜血的战犯顶礼膜拜，甚至由政府认可、将那些早就经国际法庭审判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刽子手涂纸抹粉，打扮成拯救亚洲于水火的天使。在日本，一方面，有正义感，敢于彻底反省侵略历史的政党和团体日趋泡沫化；另一方面，叫嚣中国“七块论”、蔑称中国人为“支那人”、鼓吹“日韩合并”有理的极右分子石原慎太郎，却堂而皇之的当选了东京都知事——据说他还曾有意竞选日本首相。由此不难判断什么是当前日本的主流民意。

以精明著称的日本人，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些常识性的逻辑上显得那么弱智，按照篡改后教科书上的说法，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是遇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中国“排日运动过激”；屠杀平民，是因为战争中注定要屠杀平民．．．　．．．如此歪理，不说让受害国接受，我想只要有哪怕一丁点良知的日本人，也不难看到它的荒谬。而日本竟然能够把这些东西拿到国际社会里来，并恬不知耻的用来教育他的国民。

民主国家的一大特点是言论自由，正是这个言论自由让我们看了日本的真实言论状况。在日本国内，我们也听到了一些积极的声音，比如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深信，日中关系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日本诚心诚意反省过去侵略行为的基础之上”。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原英资在《日本经济新闻》撰文写道，“决定亚洲时代的关键在于日本同中国之间的历史的和解”。日本儿童教科书全国网络秘书长多和田也对记者表示：“新历史教科书书内容过于宣传天皇，并潜伏着藐视亚洲邻国的思想”。但是，从更大的层面上看，参拜靖国神社却让首相的职位得到了稳固、满纸谎言的教科书顺利通过审查而没有遇到国内民意的有效阻止，由此人们不难看到日本的国民究竟是在想什么。对于在参拜靖国神社和篡改教科书上别国提出的质疑，日本政客们说：这是日本的文化，这是日本的制度，别人应该理解。日本文化如果可以不顾别人的感受，那么这个“文化”本身肯定有问题；日本的社会制度有它的特殊性，但文部科学省是不是政府部门？他对教科书的认定代不代表政府的态度？单就审定教科书而言应该属于内政，但这个内政如果直接涉及并损害到了别国人的利益和情感，就超出了内政的范围。是的，教科书里的观点也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那么，通过篡改后的这部教科书里所显示的日本人的自由言论，更能够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日本人脑子里的真实观点和意图。日本右翼势力把对客观历史的描述视为“自虐”，说明他们也清楚的知道他们过去犯下的是愧对子孙、不齿于世人的罪恶。先人用行动书写下的劣迹已经无法刻去，但后人可以摇动笔杆子妙笔生花加以掩盖和美化。靠玩弄辞藻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日本人把客观的历史当作了可以玩弄的工具。在他们看来，先人生下的怪胎，经后人刀砍斧剁抛光打腊涂纸抹粉，就可以打扮成花枝乱颤的人造美女，不仅不再需要愧对，而且还引以为荣。可悲、可怜、可恶、可恨的日本人！

政府和首脑当然在决定政策上有一定回旋的余地，但整个国民如此，政府民选，如果单纯寄希望于政府和首脑在一些具体政策上改弦更张，是不会有成效的。在中日关系上，中国需要的，是一套针对整个日本国民本性的战略。

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使让日本民族也遭受到亚洲被侵略民族的灾难，面对目前侵略者对侵略的篡改、美化和崇拜他们会做何感想？差点忘了，日本人不喜欢、也不习惯这么“假设”的，天照大神的子孙只会征服别人，怎么会被别人征服？这么看来，也许只有同样的灾难真的加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才能有切肤的感触；也许只有当另一场“圣战”真正加在他们身上时，他们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梦及希望”（篡改后的日本教科书用语）。

中国有句老话：“毛病都是惯的。”不说侵略的那段历史，从上述恶行到强占钓鱼岛、日美安保协定将台湾纳入“日美安保”共同战略目标，在中日关系上中国已经没有了更多的退路。

人性中的善良一直在告戒我们：放弃仇恨吧，只有放弃仇恨才能共同创造新的未来。时间也许能够冲淡南京大屠杀浓重的血腥，但齐齐哈尔当年日军掩埋的毒气弹还在伤人，残存的日军慰安妇和强制劳工心灵上的旧伤尚未抚平。而此时，我不知道日本国民、那些曾经的仇恨播种者放弃了他们的仇恨没有，我只知道当年日军“进入”中国开展“圣战”时，也是要来“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　　

日本人不能“以史为鉴”，中国人如何与他们一起“面向未来”？警惕这个“一衣带水”的恶邻居吧，别再一相情愿的做中日友好的弥天大梦了。

外交部说“不反对日本人民”，外交辞令可以理解。但我看不要把日本人民再抽象化了。坦白的说，我怀疑日本民族人性有缺陷。对大多数日本国民来说，我们不应该简单的以传统意义上的“人民”视之、况且他们又何曾拿中国人当人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