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之后，“颜色革命”的触角正伸向白俄罗斯。革命风暴所及，一人振臂，应者云集，有人在和平示威，也有暴徒搀杂期间，出现了一些打、砸、抢的混乱局面。“革命”的人群冲破警察的封锁，包围政府和议会大楼，推翻现政权。随着多米诺骨牌的陆续倒下，人们在猜测下一个砸倒的会是谁，有媒体已经将目光盯住中亚地区另外的四个政权：哈萨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与塔吉克。
革命，一个我们曾是那样的“爱”着它、在今天却满含着诡秘和恐怖色彩的字眼，在我们不经意间，就象旋风一样在前苏联的地盘上刮了起来。动荡、骚乱，这些似已忘却的概念，伴着传媒上涌来的抗议的人浪、军警的人墙、燃烧的汽车、堆砌的街垒，重新成为世人街谈巷议的一个热的发烫的话题。苏东演变后渐趋晴朗的的中亚上空，一时间何以乌云滚滚？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根由究竟在哪里？一段时期以来，国内相关专家学者通过媒体纷纷做出评论，他们的要点不外两个方面：大国操纵和当政者心慈手软。主流媒体提供的新闻也这样告诉我们：外部势力提供的金钱和他们的代理人操纵着没有思维、没有神经、没有判断力，只有粗壮的身体和野蛮的破坏力的群氓，在颠覆这些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而这些国家的合法政府面对抗议的浪潮嘴硬手软，不敢动用手上的军警力量，在一味的妥协中黯然引退。
发生“革命”的各国曾是一潭看似平静的碧水。是外部扔来的石头激起了轩然大波？还是水面下爆发的火山掀起了惊涛骇浪？我在上高中时，就从政治课上看到了这么一个常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不能忽视外部势力的影响，但也更不能忽视这些国家内在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应该肯定的是，不管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还是地缘政治的争夺，美、俄、欧等外部势力都不同程度的对当地政治形势的演化施加了影响，而且相关各国当政者身处混乱的旋涡所表现出的优柔寡断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动荡的蔓延。然而，正如秦晖先生所言：“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是看不到真相的”，如果象我们的那些专家学者一样，把问题的核心仅仅限定在这两点上，而看不到这些国家根深蒂固的内在矛盾、或有意对这些内在的矛盾轻描淡写，那么，可以说不是无知、就是偏见。
中亚各国“革命”的发端，几乎无一例外是大选舞弊。其实只要有脑子的人都不难明白，选举舞弊，那只是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此引发的“颜色革命”，只是巨大的火山的一次喷涌，积重难反的社会矛盾和难以排解的积怨早已经象汹涌的岩浆在地层下蓄势待发，革命，是其政治、经济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的结果。
“和谐社会”是目前中国最流行的政治词汇。而格、乌、吉、白四国正是无法调和的、内在的社会和谐危机，导致内部树起了“颜色革命”的旗帜：
——格鲁吉亚。前苏联共和国中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平均日工资不到1美元，退休的人每天更是只能领到25美分，有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却越来越严重。被视为“独裁者”的谢瓦尔德纳泽当政期间未能有效打击腐败现象、解决国家经济问题、解决国家的四分五裂状态，使国内民众和政治势力对他领导国家的能力产生怀疑。
——乌克兰。在库齐马执政期间，腐败现象广泛存在于政权机关、金融领域等很多方面，经济“寡头”越来越富有，但国家的经济增长却“与人民无关”，财富全流入了“三四个家族”；国家的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失衡、族群矛盾加剧、分离主义情绪蔓延。
——吉尔吉斯。阿卡耶夫当政期间着力扶持自己的亲属从政，试图修改宪法延长自己的统治或者将自己的“接班人”迎上台前。在本次议会选举总共75个议席中，被提名的候选人包括阿卡耶夫的女儿贝尔美特和他的儿子埃达尔以及他的两个弟媳、政府总理的儿子以及总参谋长的女婿。难怪反对派攻击说：“我们生活在可汗的土地上。阿卡耶夫想发展其家族势力，像甘地家族和布托家族一样，让他的孩子继承他的位子。任何能动的，能发光的，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属于他家。”
——白俄罗斯。长久以来，卢卡申科因靠“铁血手段”对付反对派和独立媒体、遍布秘密员警严格监视民众言行早已惹下民怨，这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又“不正当地”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尽管新一轮“革命”被强力压制了下去，但国内局势未来会何去何从并不能让人乐观。
我赞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自己在执政期间，没有通过造福人民而把人民凝聚在一起，反而为了自己或自己所在的小集团的利益甘愿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怎么能责怪人民背弃你——即使这个背弃有外部势力挑动的因素。格、乌、吉、白四国的人民，有他们自己的价值，他们懂得什么是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如果认为有大国干预他们就会无视自身价值和自己的国家利益，无原则的跟着魔鬼的笛声起舞，未免低估了人民的智商和判断力。
风起于青萍之末，起初也可能只是轻拂驴耳，让人无从觉察；然而如果不加以重视，只要假以时日，它就很容易生成为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力量。
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无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相信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革命、暴力、动荡发生在自己的周围。小民求安定，国家求稳定，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自有其合理性。过去我们习惯把新中国成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统治者的一些善举理解为“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是的，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统治者有维护自身统治的本能，尽管手段不同，但目的都一样：海清河晏，国泰民安。哪一个当政者也不愿意看到天下群雄四起、战火纷飞、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就是“颜色革命”冲击下的格、乌、吉、白的领导人，尽管他们也许没有简单明了的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但他们没有谁愿意挑动社会矛盾，没有谁不愿意追求社会和谐，没有谁不想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族群融合，一直以来他们的执政党和执政者又何尝不想增强执政能力。但为什么到头来还是落得如此下场？这只能说他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企图，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因触及到了自身的利益而没有真正落实、或落实的过程中走了样、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导致适得其反。
看着延烧在我们国土西大门外抗议的烈火，我们不仅要问：从中亚的“颜色革命”中，我们的国家应该接受什么教训、得到什么启迪。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有这么一句话：“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愿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和每一个成员都能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也正是有鉴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党和国家才把建设和谐社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于建设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有过这么一个重要的论断：“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他还就这个论断的几项内容分别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我认为这些阐述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是的，“民主法治”，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而不应该是视公民为弱智群氓、以“仁政”取代民主法治，忽略公民的政治参与，施政凭良心和觉悟，而缺乏监督和科学的制约机制；
“公平正义”，应该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而不应该是沿海城市象欧洲、西部农村项非洲，黑心矿主和他们的后台日进斗金、而矿难者的家属欲哭无泪，毕玉玺捏一次脚消费20万、而普通农家供应一个大学生需支付11年纯收入，腐败成风、被捉的贪官是倒霉蛋、没被捉的污吏是幸运儿；
“诚信友爱”，应该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而不应该是官民对立、互不信任、上访者不绝于途，欠账者是爷爷、讨账者是孙子，政商勾结令黑心棉、黑心肉、黑心奶粉大行其道；
“充满活力”，应该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而不应该是继续把户口和身份作为要件死卡社会精英，让他们如龙困浅滩、虎落平阳、直至把他们推向对立面，或容不得不同意见、听不得不同声音、在万马齐喑中人为的制造“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
“安定有序”，应该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而不应该是黑恶势力抬头，黄、赌、毒泛滥，人民缺乏起码的安全感；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应该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而不应该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为取眼前蝇头小利而砸掉子孙后代的饭碗。
和谐社会，更不应该是只念喜歌、只听颂扬、遮遮掩掩、自欺欺人和讳疾忌医。
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增强足以让我们满怀信心的面对未来，但总体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各种利益的失衡。从哈尔滨的宝马撞人事件，到万州「10·18」事件，已经警示性地反映了社会蕴涵着的一股异样的情绪。何况即使居安、也应思危。“颜色革命”的发生关键在内因，是长期的、内在的社会根本关系不和谐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内在的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十分必要，但是建设和谐社会不能回避体制上的问题、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要避免重蹈格、乌、吉、白的覆辙，仅有“正确的理论”和“崇高的理想”是不够的。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头绪，人们也没有指望一夜之间实现和谐社会，重要的是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要让人民看到自己在作什么和怎么做，让人民感受到自己的努力。
我们的国家从来就没有放松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警惕，也一直在加强着专政机关的力量，这对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无疑是必要的。而更重要的，是着眼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下决心从解决些困扰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入手，缔造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