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采思想的洪水泛滥过后，上帝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已经蜕变为一个纯粹外在的、轻飘飘的符号。在上帝缺席或退隐的后现代语境中，西方文明的出路究竟何在？这是一个有待深思的问题。
基督教的危机内在于它自己的理论之中。在基督教的理论中，两个基础性的理论是“原罪说”和“救赎说”，而恰恰是这两个理论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
众所周知，按照“原罪说”，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这样写道：“谁能告诉我幼时的罪恶？因为在你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纯洁无罪的，即使是出生一天的婴儿亦然如此。”在奥古斯丁看来，人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有罪的，而且没有一个人是纯洁无罪的，这实际上等于肯定了人性本恶，即人性本身已具有某种作恶的倾向。黑格尔把这个观念说得更为直白。在《小逻辑》第24节的“附释三”中，黑格尔告诉我们：“教会上有一熟知的信条，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并称本性之恶为原始的罪恶。依这个说法，我们必须放弃一种观念，即认原始罪恶只是基于最初的人的一种偶然行为。其实由精神的概念即可表明本性是恶的，我们无法想象除认人性为恶之外尚有别种看法。”黑格尔不仅把“原罪说”和“人性本恶的学说”理解为同一个东西，而且在提出这一主张的同时，还激烈地抨击了启蒙时期兴起的“人性本善”的学说。
“原罪说”和“救赎说”成为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为之苦恼的主题
按照《圣经》，上帝的使命是创造世界，当然也包含创造自然万物和人类。当上帝完成这个任务以后，他本来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在化身为蛇的魔鬼撒旦的引诱下，通过亚当的肋骨产生的、作为人类祖先的夏娃却偷尝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显然，这种行为源于原罪。于是，夏娃和亚当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这样一来，上帝在完成了创造世界的使命之后，不得不面对着一个新的任务，即救赎堕落的人类。于是，“救赎说”成了基督教理论，特别是《圣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原罪说”和“救赎说”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许多神学家和哲学家为之苦恼的主题。
在叔本华看来，这两种学说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但他暗示我们，原罪源于人的生命意志，上帝救赎人类是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人类自身对意志的认识及从意志中解脱。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他这样写道：“——实际上原罪（意志的肯定）和解脱（意志的否定）之说就是构成基督教的内核的巨大真理，而其他的一切大半只是‘这内核的’包皮和外壳或附件。据此，人们就该永远在普遍性中理解耶稣基督，就该作为生命意志之否定的象征或人格化来理解‘他’；而不是按福音书里有关他的神秘故事或按这些故事所本的、臆想中号称的真史把他作为个体来理解。”显然，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叔本华主张把上帝理解为“生命意志之否定的象征或人格化”，也就是说，救赎是通过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否定的方式得以实现的。遗憾的是，作为深邃的思想家，叔本华却没看出这两种学说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
然而，受益于叔本华思想而又与之决裂的尼采却洞见了这两种学说关系的真相。在尼采看来，如果基督教坚持把“原罪说”作为不可动摇的出发点，那么“救赎说”就成了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期票。从《快乐的科学》这部著作开始，尼采就发出了“Gott ist tot（上帝已死）”的绝望的呼喊。为什么尼采会发出“上帝已死”的诅咒呢？在他看来，这正是基督教坚持其“原罪说”的逻辑结果。道理很简单，假定人性本恶，换言之，假定罪恶内在于人性，作恶是人的本能，那么上帝的救赎必定会陷于失败，因为无论是未来地狱的威胁，还是上帝的道德说教，都不可能改变人之为人的作恶的本性。既然上帝的救赎必定陷于失败，于是，人们突然发现，上帝已经蜕变为连田里的麻雀都不会害怕的“稻草人”，甚至完全成了一个多余的存在物。事实上，每天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的罪恶都在证明上帝的无能和救赎的失败。一旦上帝在人们的意识中成了一个多余的、无意义的存在物，宣判“上帝已死”（尼采）或“上帝退隐”（哥德曼语）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由此可见，尼采关于“上帝已死”的呼喊，正是对基督教理论内蕴的“原罪说”和“救赎说”之间的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深刻洞见。
上帝已蜕变为轻飘飘的符号
实际上，在尼采思想的洪水泛滥过后，上帝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已经蜕变为一个纯粹外在的、轻飘飘的符号。上帝之于西方人，如同雨伞或小刀之于“马大哈”，走到哪里，丢到哪里。众所周知，在西方文明的整体结构中，基督教处于背景性的、基础性的层面上。如果基督教因为其学说的内在矛盾而陷入危机，西方文明的发展必定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明的出路何在？如果冷静下来加以思索的话，我们发现，面对这样的危机，基督教只可能作出如下的选择：
或者抛弃“原罪说”，比如，像中国古代哲学家告子那样，选择“人性无善无恶说”，一旦人性在其起点上是无善无恶的，实质性的引导和救赎就成为可能，于是，“救赎说”就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上帝对人类的救赎非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可行的，至少有部分成功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救赎说”就不可能被否定，上帝也不可能死亡，无论是死于谋杀，还是死于自然原因。或者是使“原罪说”得以维持下去，然而，既然人性中有原罪，那么任何救赎活动必定陷于失败，从而上帝也必定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无能的。这样一来，其逻辑结果就是：“救赎说”不得不被抛弃，上帝不得不被宣布死亡。
我们发现，不管当代西方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其结果都是基督教本身的终结，因为无论是“原罪说”缺席的基督教，还是上帝和“救赎说”缺席的基督教，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基督教了。当然，可以想见，最大的可能性是：当代西方人以不作选择的方式进行选择，即听之任之，让现状继续维持下去。其实，这里所谓的“不作选择”仍然是一种确定无疑的选择，即保留“原罪说”，让上帝死去，让“救赎说”彻底丧失自己的公信力。然而，对于当代西方文明来说，上帝死后留下的精神空间又由什么东西来填补呢？从历史上看，已有以下三种填补的方法：一是康德提出的主张，即把基督教理性化，也就是把基督教转化为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即道德学说。在青年黑格尔的宗教批判的著作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种类似的意向；二是蒂利希所倡导的“终极关怀”，即试图通过满足一个人的临终愿望的方式来淡化他无法得到救赎的遗憾；三是像麦金太尔一样，竭力复兴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倡导的古代城邦生活中的美德，但由于这些美德是先于基督教的道德观念而被阐述出来的，因而它会进一步导致基督教文化的衰微。
总之，在上帝缺席或退隐的后现代语境中，西方文明的出路究竟何在？这是一个有待深思的问题。
来源: 社会科学报第135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