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让各种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出来。要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力度，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2013年4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编者按：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发展理念将会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如何分析固化的利益格局？打破利益藩篱的突破口何在？就此，2013年4月6日，中改院院长迟福林在博鳌接受了新华社国内新闻部终审、新华视点采编室主任汪金福和新华社海南分社常务副总编宋振远的采访。本文根据专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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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前，改革思想观念的障碍主要有哪些？

迟福林：总的来说，发展理念与发展阶段需求不相适应是个普遍性问题。

（1）发展理念不适应发展型阶段的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出现许多新的矛盾问题。例如，虽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但是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生存型需求转变为发展型需求。城乡居民对公共产品需求也越来越多，面临的不再是生存性矛盾，而是发展性矛盾。就是说，现在的发展理念与发展阶段的需求变化不相适应。?

（2）政府的发展理念不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客观需求。例如，当前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还相当强。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环境的变化，如何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大战略，但是只有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企业和社会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地方层面看，政府现在还是以上项目、抓GDP总量为重要任务。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政府只有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才能为经济公平竞争和公平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另外，从社会发展的需求看，传统的政府控制型管理方式需要改变，要向社会放权，从行政控制的理念转向公共服务的理念。

（3）一些传统理念不适应改革形势的变化。比如，农村土地不能搞私有制。但是，把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确认为物权不等于私有制。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应当承认是物权性质而不是债权性质。我认为，这个产权问题一定要突破。目前，在立法上还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主要原因是，把农民土地使用权物权化等同于土地私有制。这种传统理念跟现在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不相适应。农村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没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使用权。所以，农村土地问题要破题，就要确认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把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确立为物权性质的产权，土地才能入股、才能流动，农民才能成为土地产权的主体。?

再比如，户籍制度是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的产物。户籍，本是居住权利的表现，是为居住者提供服务的一个概念。推进人口城镇化发展，一定要突破这种管控的理念，树立起服务的理念。当前，推进人口城镇化突出矛盾是城乡户籍问题。从长远来看，就是居住权和相应居住证管理的问题。?

改革开放35年后的今天，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与现有发展理念的冲突到了更深的层次，到了迫切需要变革的阶段。这种变革是具有思想解放性质的，不同于一般的理念变革，包含很深的利益因素在内。在固化的利益格局下，政府的发展理念滞后于发展需求。利益问题和观念、理念的形成是直接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要解决利益问题，需要实现理念的变革。

记者：如何分析固化的利益格局，哪些比较突出，而又确实成为阻碍改革的因素？?

迟福林：从总体上看：（1）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太低。改革开放至今35年过去了，按照低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界定标准，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的起点是6万元），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约为23%左右。这个大利益格局形成不了稳定的消费主体和稳定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导致经济社会转型和改革诸多困难的突出因素。

（2）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对其身份严重不认同。有些人收入水平达到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但看到“灰色收入”和体制机制性腐败等问题，他们不认同自己的身份。?

今年两会，我提交了“尽快制定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规划”的提案，就是出于上述的考虑。如果到2020年，即使国民收入实现倍增，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也难以达到30%。这样，就会为中长期发展积累更大的隐患。几年前，我们提出利益失衡问题，现在的利益结构严重不合理，和改革开放进程严重不相适应。这是最大的问题。“橄榄形社会”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没多大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经济社会转型。

（3）公务员的自身利益问题。现在，有的一个公务员岗位近一万人报考，反映出官员自身利益问题对社会的严重影响。改变利益结构，公共部门不能有自身利益，否则是很危险的。关于体制机制性腐败问题，有更深层次的根源。从现在来看，有财税机制、干部选拔机制、中央与地方关系、行业垄断、行政审批等，导致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和地方利益有普遍强化的趋势。当然，从更深层次上来分析，不能不触及如何解决官员的特权问题。??

记者：打破利益藩篱的突破口在哪里？

迟福林：（1）官员财产公开是重要的突破口。没有收入的公开透明，就难以从根本上打破利益藩篱。所以，要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下手，否则其他问题也难以解决。前段时间，国务院提出到明年6月底要启动“不动产登记”，引发“二手房”交易暴增，这就是一个信号。国务院已要求各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出台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过去10年，改革有一些进展，但总体说尚未取得重大突破，遗留下来的矛盾问题增多。过去10年同今后10年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过去10年还可以容忍一些问题，但是未来10年恐怕就没有了这个时间空间。这是我们思考未来几年改革的重大前提。?

（2）未来改革的三大特点：一是和经济社会转型有直接联系。如果3～5年后，经济转型没有实质性进展，社会转型继续严重滞后，那我们将失去改革的主动权。如果经济发展方式还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型，可持续增长将非常困难；二是利益失衡的矛盾突出；三是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明显增强。在我看来，未来1～2年是改革的重要“窗口期”，3～5年是“攻坚期”，5～8年是“全面突破期”。这和前10年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背景下，不能不提出“改革和危机赛跑”。?

（3）推进人口城镇化。我国现有的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到2020年，要达到世界目前52%左右的平均水平，我国的消费规模将从现在的不到20万亿元扩展到40～50万亿元。如果加上8～10年4亿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的投资，未来10年，我国的内需规模将达到上百万亿元，可以支撑未来10年7～8%的中速增长。

记者：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迟福林：改革重点的选择很重要，总体设计和行动路线的关键在于政府改革。总体来说，现在推进政府改革的时机合适，也有现实可行性，要以政府改革的突破来带动全面改革。?

（1）改革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投资与消费失衡？重要原因是政府主导投资的特点突出；为什么产能过剩加大？不仅某些传统产业出现绝对性过剩，新兴产业也开始出现过剩，比如光伏产业。重要原因是行政审批的推动。?

（2）改变权力结构。行政体制的突出问题是权力结构不合理。这次机构改革以放权破题政府职能转变是突出亮点，就在于抓到了政府改革的关键。下一步如何优化调整政府权力结构，我概括为六个字：放权、分权、限权。?

放权，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放权。?

分权，核心是让行政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比如这次的机构改革，将卫生部和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起来，但又把人口决策职能放到国家发改委。未来的权力结构改革，应当强化各个政府部门的决策主体地位，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执行主体。?

限权，把严格而独立的监督体系和广泛的社会监督结合起来，限权才能真正做好。现在的情况是，尚未建立一个严格而独立的监督体系，社会监督的机制也未形成。?

记者：从现实来看，改革红利如何释放？

迟福林：“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是一个基于现实的战略性判断。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新阶段，利益矛盾全面凸显，原有的政策和体制有相当大的不适应性。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改革的作用大大提升。例如：?

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前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未来能不能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如果能，7～8%的经济增长就有基础。而扩大内需的主要抓手是人口城镇化。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涉及一系列制度创新：户籍、土地、行政区域体制、人口政策等等。制度创新没有大的突破，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发展就会十分困难。就是说，未来要搞活市场，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关键是要把改革红利释放出来。?

记者：当前，利益集团分哪些层次？

迟福林：就利益谈利益很难，因为多数人都是利益获得者。在对增量利益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同时，也要适当调整存量利益，以增量改革拉动存量调整，这样才有能力解决深层次问题。未来3～8年将处在大转型过程中，首要问题是保持7～8%的中速增长；其次是明确抓手和条件是什么。?

保持7～8%的中速增长取决于内需，包含三个决定性因素：一是消费需求释放。老百姓有点钱，教育、医疗概念跟以前不一样了，老百姓不再舍命保钱，而是迫切需要教育、医疗这些发展型服务；二是人口城镇化率比较低，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低；三是释放社会资本在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打破国有资本的垄断，以公益性为重点推进国有资本的发展转型。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