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做出具体论述，不过在他们的著作中却暗含着对“社会主义多样化模式”的设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冷战后国外共产党在审视苏联模式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各党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建设适合本国的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对备受世界关注的“中国模式”给予高度肯定。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实践

“社会主义模式”是指一种具有本国特色的、在社会中已经达成共识的社会主义体制——包括有本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体制的总称，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是一个关系着社会主义生存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能否在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二战后，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各国共产党人纷纷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走了不少的弯路、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不过正是这些经验与教训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有了突破性的认识飞跃，推进着各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向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方向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多样化”的设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没有做出具体的描述，但是他们的论著中却暗含着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及其建设基础做出的“多样化”设想。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设想社会主义革命会首先在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并且指出：社会主义胜利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比较发达的基础之上，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预想社会主义“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1]522。到了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对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特殊性有了初步的认识，认为东方国家早晚将会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最终由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不过，到了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对东方国家必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论述进行了修正，反对将西欧发展模式搬到东方，而且初步设想了东方社会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可能性。针对当时俄国还是一个封建军事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刚刚起步这样的情况，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于1881年写信给马克思，请教马克思是否各国都必须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这样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8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对这一设想做出了进一步地补充，阐述了俄国等不发达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社会主义胜利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基础之上，而且会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也同样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初步提出了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非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这是他们承认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基础多样化的体现，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和原则的指导。

世界历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俄国等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是由时代和历史条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预测的——因为他们坚决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错误态度，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562，而且他们还强调理论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5。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并不主张社会主义只有单一或固定的模式。

列宁对“社会主义多样化模式”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因而走向社会主义各有自己独特的道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道路多样化的观点。十月革命前，列宁在谈到世界各国发展道路时就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5]163。列宁在晚年又重申，俄国革命的“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6]358

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及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苏联进行了短短六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就病逝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简称“苏联模式”)基本上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人们又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称之为“斯大林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大体上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指苏联在推进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的具体制度。

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苏联深处帝国主义的仇视和包围之中，随着国际形势的紧张，苏联每时每刻都要防止被资本主义吞噬。在这样极其险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需要迅速增强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需要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高度的集中化，需要有集中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宏观调控的能力，于是高度集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建立就有了现实可能。再加上，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某些原则性的设想作为标准，生搬硬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

不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于巩固和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功不可没，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建立了国有制为中心的生产关系体制，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开创性；保证了苏联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的高速发展，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利于国家的宏观管理，在法西斯德国反动军事侵略面前，保卫了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为政局稳定提供了基础，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培养了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等等。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高度集权的弊端到了40年代、50年代以后日趋显露出来，最主要体现在中央统得过多、管理得过死，官僚主义、平均主义的现象十分严重，产业结构完全失衡，人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等方面[7]314-315。

可以说，苏联模式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思想基础的产物，在一定范围、一定历史阶段具有历史进步性，而且它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但它同时又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创造者的主观色彩和因素。更为不幸的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的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而形成的具体体制，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加以固守，甚至把这种“单一模式”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推广、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欧亚十几个国家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各国共产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上并不清楚，加之东西方冷战逐渐拉开帷幕，于是它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把苏联形成的具体体制奉为社会主义建设之圭臬，照搬照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此外，苏共为了达到政治霸权的目的，确保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操控，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关系时以“老子党”、“领导党”自居，在这些国家极力推行苏联模式，并对各党横加干涉、党同伐异。被移植到东欧各国的苏联模式既不能快速地推动各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不能适合战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僵化的、教条化的单一传统模式使苏东各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泥足深陷，严重阻碍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二战后国外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中积累了经验与教训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已逐渐显现，现实迫切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制度上进行调整、改革和创新，使本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都要适合本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和地缘环境发展。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除阿尔巴尼亚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的不足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但是即便如此，苏共也仍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本国的单一模式、否定社会主义的多样化模式，这种做法的目的归根结底无非是为了确保其“正统”的旗号，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护它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苏共把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多样化社会主义模式探索的政党归之于“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列，把它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当作是“离经叛道”的行为而随意加以批判；凡是没有严格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行事，坚持走独立的人民民主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均被扣上“反苏”、“右倾民族主义分子”等罪名加以清洗。于是，曾经威震一时的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四分五裂、矛盾冲突不断的局面。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世界中率先摆脱苏联模式、开始探索独立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国家。南共领导人铁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遵循一个刻板的模式，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采取不同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南共谋求发展异于苏联模式的新制度，提出并实践了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和制度。不过，南共在纠正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的过程中犯下了矫枉过正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推进“国家消亡”的理论前提下实行“工人自治”，为了保障实现“工人自治”不断下放中央权力，削弱党的领导等等，这些做法不仅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国情和实际，更削弱了南共联盟的领导力，损害了联邦内部和联邦与地方的团结，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也或多或少地涉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方面做出了初步的尝试。1956年波匈事件后，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的二届八中全会上，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进行了探索和阐述。他指出，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是多样化的，可能是在苏联出现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人们在南斯拉夫看到的那种形式，更可以通过其他形式。[8]106匈牙利也提出了要开拓自己特色的“匈牙利道路”，1969年卡达尔还在莫斯科会议上公开提出，今后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在道路和方式上将呈现出更大的多样化。[8]108-109虽然各国共产党提出了走多样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但是由于它们的改革大多没有深入触及体制本身，因而改革的收效甚微。

除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外，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共产党人在领导本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深刻地意识到应该遵循一种独立的道路。以意共、法共、西共为首的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7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积极探索社会主义之路，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奉行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在民主、自由中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主张。其中，长期满足于参照苏联模式、与苏联共产党保持了几十年亲密关系的、被西方称之为“亲苏”党之一的法国共产党，也逐渐恢复和增强了自主意识，开始了独立发展之路。1964年，法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多样性”问题。1979年法共二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没有“模式”，强调在一个欧洲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来要有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创造。1982年法共二十四大进一步地强调，不能把一种模式生搬硬套到法国来，也不能创造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或“反模式”，而要根据法国的实际情况、矛盾和法国社会本身的条件建设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总之，战后各国共产党根据时代要求和各国实际，建立各具特色的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还是在对苏联亦步亦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僵化而单一的发展模式注定会“久病不治、必有后遗”。回顾历史，虽然苏东剧变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错误改革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但是单一、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种种弊端也为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土崩瓦解埋下了潜在的隐患。

四、冷战后国外共产党对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达成普遍共识

苏东剧变后，各国共产党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建设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曾经发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总结了其经验教训，进而强调社会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共同特征；同时，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又必然形成各自的发展道路和民族特色。因此，不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模式是不同的，不能把某一个国家的道路和模式说成统一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

当今社会主义各国在历史传统、发展水平、资源与市场状况、国民素质、周边环境等方面有显著差异，面临的困难与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国情的差异性，要求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的改革与建设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于这种共识，越、朝、老、古四国都强调要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越南共产党认为，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应以创造性的精神走自己的道路，不存在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样板；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现成的和完整的模式；朝鲜劳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突出“主体思想”；古巴共产党也认为，应该根据国情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不仅反思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而且对冷战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也有了新的理解。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2000年修订的党纲中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本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积极贡献，还指出：“苏联的成就也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被迫以建设福利国家的名义，为自己的公民实行和扩大社会保障。”[9]此外，它还指出：“在没有路标的道路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苏联和东欧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犯了严重的错误”[9]。巴西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的单一模式是违背科学的，尽管从总的方面来讲，科学社会主义在各国是一样的，但它在每个地方的具体实现要考虑地区与国家的特性。秘共(团结)总书记拉弗也强调要从本国的现实出发，以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分析这一现实，建设“秘鲁式的、可行的社会主义”。

冷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传承了“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更加明确地表达了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立场，并且更加确信：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以色列共产党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步骤千差万别，一个国家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社会主义应根据形势变化不断革新和发展，同时不断积累经验和修正错误。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以往在苏联的影响下，曾认为苏联模式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模式，后经过党的反思，改变了过去的看法，认为世界是复杂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具有不同特点，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法共的“超越资本主义”和“新共产主义”、日共“科学社会主义”、美共“权利法案社会主义”、西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主张。

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人在苏东剧变后也先后放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积极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发展之路。例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1990年成立伊始时还强调坚持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过，在苏联解体后它在总结与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时，既肯定了十月革命、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认为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反对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去。俄共声称，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不符合实际的理想化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过去那种失去社会主义优越性和脱离群众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更新了的”社会主义新形式。

五、“中国模式”成为了许多国外共产党人关注的新焦点

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因为苏联僵化的传统模式而陷入困境之时、当西方资产阶级为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弹冠相庆之时，“中国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却在悄悄地崛起，并且近年来已然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国外共产党除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外，在“社会主义模式”研究中关注的新焦点莫过于——既区别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又异于苏联模式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中国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具体体制，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的习惯称呼。“中国模式”不仅使经济落后的中国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做出了贡献，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多样性、创新性提供了范例。在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时，西方世界全面爆发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政治的动荡，而中国的经济表现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因此，大多数国外共产党对“中国模式”予以高度的肯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进步予以高度的评价。

日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绪方靖夫认为，“中国模式”是一条依靠经济力量而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谋求政治、社会稳定发展的道路，它的基础是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正是这条道路让中国富裕起来并且享有国际地位。[10]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指出，当前西方的经济危机使得许多自称民主的国家遭受了失败，而中国经济却仍持上升姿态，中国的政治模式是帮助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的关键。[11]

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与腾飞给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实参考，因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模式”作为它们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榜样，越南、古巴等国共产党还对“中国模式”进行了积极的学习和借鉴。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越南也于1986年提出了实行“革新开放”的政策；中国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南也在2001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目标。

然而，在“中国模式”被国外政界和学界广泛热议和追捧之时，也有个别共产党人发出了质疑之声。在2012年4月结束的印共(马)第20届党代会上，代表们在肯定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成绩之外，也提出了中国模式中的各种问题，包括贫富分化、贪污腐败、不平等和失业率上升等，因而印共(马)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塔拉姆指出“印度需要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模仿俄罗斯或中国模式”[12]。

其实，世界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在“社会主义模式”问题上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中国模式”的确对中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它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目前为止“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苏联传统单一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勇于创新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

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及基础的多样化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多样化，二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因果联系。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多样化道路在著作中有间接的阐述，可惜他们都未能在实践层面上进行验证和探索。斯大林执政后，不仅没有对社会主义多样化这一重大问题继续研究和探索，反而为了确保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牛耳地位以及在各国党和人民群众中树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不惜以“老子党”自居，强制他国党服从他的指挥，将己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推及他国，犯了重大错误。这是重要的历史教训。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挫折之后，各国共产党终于在理论上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他们都正在努力寻找着、探索着和实践着适合各党、各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

总而言之，苏东社会主义模式带给人类的财富和价值不容忽视，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后的发展也让各国共产党人感受到了“单一、僵化”传统模式的种种弊端。近年来，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社会局势动荡等问题的凸显，“中国模式”下悄然崛起的中国让更多的国外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走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各国共产党应带领本国人民根据具体国情出发，走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发展模式，只有这样，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生机永存、繁荣兴旺！

【参考文献】

[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M]//列宁.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列宁.论我国革命[M]//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周新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辨析[M]//李慎明，等.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张志军.20世纪国外社会主义理论、思潮及流派[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

[9]Party Programme[EB/OL].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2012-06-12.

http：//www.cpim.org/content/party-programme.

[10]郑萍.中国走的是和平振兴道路——访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绪方靖夫[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3-03.

[11]吴佳俊.俄共主席赞中国政治模式集体决策比美国做的好[EB/OL].搜狐新闻网，2009-09-16.http：//news.sohu.com/20090916/n266756657.shtml.

[12]SITARAM YECHURY. CPI-M not Following Models in Other Countries[EB/OL]. The

Economic Times， 2012-04-07.

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2-04-07/news/31304906_1_sitaram-path-ideological-doc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