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舒芜先生结缘于《书屋》。那是2001年秋天，我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从〈爱经〉到〈爱的成年〉》的文章，其中引用了舒芜先生文章中的一段话，时隔不久，即收到舒芜先生经由《书屋》编辑部转来的一封信，信中除对我文章中的观点表示赞同之外，还附有舒芜先生本人的电邮。以此为契机，我和舒芜先生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电邮联系，其间我曾经先后向舒芜先生请教了有关周作人、有关古籍的一些问题，舒芜先生不厌其烦、一一作答。

关于周作人，舒芜先生在回信中这样说道：“知堂的闲适，的确是悲哀的。他的悲剧，在于太超前了。他那么早那么坚决反对意识形态的统治，反对多数的专制，是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也是我们经历浩劫后才认识他的价值的原因。但是，面对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和新的多数的专制，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勉强要做，失败仍然是必然的。今天有些人（不是所有）所以只取其闲适，是不是也看透了呢？我写《周作人概观》，还没有摆脱必然论，还是在找他‘迟早要当汉奸’的必然路径，于是找到了‘中庸主义’作为起点。现在才觉得，必然论应该抛弃，天下有许多事就只决定于偶然，完全不必生拉活扯地找到‘中庸主义’那里去，况且他所谓的‘中庸主义’也并不是真正儒家的东西。可惜老病之身，已经无力再写出新论了。尊意以为如何？”从中既可看出舒芜先生研究周作人的真实用意，亦可窥出舒芜先生晚年心境之一斑。

对于舒芜先生的个人经历，我一直怀有极大兴趣，因为无论是从当代思想史的角度，还是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舒芜先生的个人经历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个案。舒芜先生祖籍安徽桐城，出身于名门世家，有着极深的家学渊源。他在“口述自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什么叫‘家学渊源’？这东西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说没有就是说，没有格外的什么秘密传授，使外面的人学不到。但要说有呢，它也有，这主要是指见闻、熏陶。他从小随便在家里听来的东西，你在另外一个家庭环境里，可能要经过比较费力的过程才能学到。”正是这样一种“见闻与熏陶”使舒芜先生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抗战期间，舒芜先生以一个进步青年的形像度过了自己在“国统区”的岁月，在这里他认识了包括胡风在内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接受了启蒙——理性思想之洗礼，非常自觉地站到了时代精神的最前沿。但是，舒芜先生虽然能够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在遨游，却对政治斗争的严酷惨烈格格不入，这为他四九年之后的思想转变埋下伏笔。

建国后的舒芜先生开始与主流政治保持一致，彼时的他完全是从思想上自觉自愿地脱胎换骨，把自己融入进那个火热的集体生活中去。而他与胡风的分歧也正是他自觉接受新思想的结果，因为胡风虽然不乏书生意气，但是比较年轻时代的舒芜先生却要理性很多。舒芜先生的选择虽然不免带有个人的功利因素，但他大致还是选择了自认为应该走的道路。在中国历史上，“小人物”向来承担着“替罪羊”的角色，因为抛出“小人物”就可以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掉“大人物”身上的污点，说穿了舒芜与胡风的命运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一样都是极左政治的牺牲品，同样反映了身处政治斗争之中知识分子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舒芜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杨荣国教授：“杨荣国的悲剧是社会历史铸定的。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自以为懂得马列、掌握了历史规律的知识分子，哪个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运？全都受尽造化小儿的颠倒播弄。……不知不觉成了被利用的工具。”这应该也是舒芜先生个人的夫子自道吧。

在时代环境的重压下，舒芜先生一度背离“五四”传统，其思想的过程正如胡风所提醒过的那样，因为“喜欢搞逻辑分析，脱离现实过程，凭观念演绎，所以‘五四’积极性的东西没有进入血肉，现在很轻易地就丢掉了，而向弱的一面浮去”，以至于“在主观上追求马克思主义，结果不自觉地走上了斯大林主义”，在思想上绕过了一个很大的“之”字。中国自古即缺少自由主义传统，所以“五四”以来建立起的独立思考意识也是非常脆弱的，极有可能被各种乌托邦的向往取而代之。舒芜先生在“口述自传”中非常客观地分析了自己思想转变的各种因素，且对时下自由知识分子的现状充满了忧虑，这种忧患意识来自老人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他已经深刻认识到身处传统社会的阴影之下，自由知识分子身上难以克服的散漫与脆弱，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老人在经过了许多年痛苦的摸索之后，才最终觉悟到个人价值的重要性，认识到“回归五四”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启蒙过程。

舒芜先生晚年寂寞，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研究周作人；研究红楼梦；侧重多写了一些与女性问题有关的文章。余世存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出这样的评价： “在舒芜晚年的写作高潮中，周作人是一个重要的写作对象，他分析周作人的投敌心理，张扬周作人的历史贡献，其复杂微妙不知有多少层次：以思想巨人读解思想巨人，以失足者看落水变节者，以今天阅读过去……这其中，更重要的可能在于，他研究周作人不一定是出于‘叛徒心理’，而是对政治的蔑视，向文化回归。这也同他晚年对胡风的态度一致。在周作人的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文化巨人在人类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纪里为政治为社会利用的悲剧。这是一个人类日益结为一体的时代，一个为达到文明本身的目的不得不以政治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的极权手段控制文化和人性的时代。舒芜研究周作人，一定对周作人倾注了无限的同情，一定对政治产生了彻底的蔑视，一定对文化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

2002年夏天，我去大连参加《新商报》的一个活动，归途取道北京，并在京小住数日，期间专程拜访了舒芜先生。当天的话题大抵还是围绕周作人展开，其中包括鲁迅的“妇女观”，对周作人的“两分法”的看法，以及止庵编辑《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得与失等等，后来还分别谈到了《读书》和《万象》。舒芜先生当年已是八十高龄，却依然关心时事、且思维敏捷，因为行动不便，先生早已足不出户，但他的饮食起居却非常规律，而且每天都会用一个上午的时间上网、与外界交流。舒芜先生的书房非常简朴，两面墙上分别悬挂着程千帆与黄苗子书写的“碧空楼”条幅，三个书架里陈列着周作人著作各个不同时期的版本，室内陈旧简陋的家具，可以隐约看出一个书生平淡生活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