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频繁发声反腐，地方反腐提速，掀起了一轮反腐败高潮。近期一些贪腐的高官被查处，一方面反映了执政党与政府的反腐败力度在加强，另一方面反映了当前腐败现象仍相当严重。可以说，当今的腐败无孔不入，渗透了社会生活各领域。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伴随着人情而发生。究其原因，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

所谓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往，本来是很美好的东西。但是，人情社会注重人际关系和人情，易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人情化，而非理性化；导致社会生活领域，人情优先理性，人情高于规则，人情大于王法。

要了解中国的人情社会，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古典社会，因为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一些历史文化传统或多或少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古典社会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而单一。从中央层面上看，帝王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历代虽有王法，但对于君王却没有约束力，君王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废法，其指令（圣旨）甚至高于王法。从州县层面上看，一个地方设有一个长官，这个长官对当地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他既是当地首席行政长官，又是首席法官和立法者，同时还行使检察官、税务官、警官等职权。这种集中而单一的权力结构，使得地方官的权力如皇权一样没有分立和制衡，因而带有很大的专横性和随意性，很多事情取决于长官意志、利益权衡或感情偏好。所以，古代中国纵然有法律，却从未形成法治，始终是人治社会。

在人治社会里，各种社会资源都集中在统治者的手中，他们掌握着下层人物的贫富、荣辱甚至生死的大权；下层人物要想取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仰面求人，通过各种人情渠道换取当权者的垂青，希望当权者恩赐一点阳光，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灿烂。于是，当权者成为人情投资的对象，受到众星捧月式的簇拥，并因此产生人情腐败。

新中国成立，结束了封建社会的治理模式，执政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各级党政干部（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代表人民治理国家。但是，由于制度设计尚不完善，权力的授予与制约方面还存在一些弊端，加上传统文化或习俗的影响，导致不少官员仍习惯于“人治”，而不能坚持依法办事，往往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经常被各种“人情”所包围，陷入人情腐败的泥潭不可自拔。

一般来说，人情腐败可分为四种，一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腐败，一种是基于地缘关系的乡情腐败，一种是基于业缘关系的友情腐败，一种是基于两性关系的情欲腐败。

血缘关系是由家庭和家族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夫妻之间通常不存在血缘关系，却是血缘关系产生的基础，研究与血缘相关亲情不能不包含夫妻关系。家庭成员及其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彼此相亲相爱，合乎人之常情，也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亲情超越了公德和法律，必然滋生出亲情腐败。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只顾亲情不讲规则，挖空心思为配偶子女或亲戚谋取好处提供方便，让他们获得更好的职位更多的利益。在少数官员以亲情为亲人谋好处的同时，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借亲情与当权者拉关系，相互利用共谋私利；有的将血缘关系无限衍生，扯出远房的表姑表舅关系，编织一道微妙的亲情网；有的实在攀不上亲戚关系，就想方设法向人家老婆孩子攻关，借助人家老婆孩子，把人家拖进亲情的陷阱；查处一些单位贪官，发现他们的老婆孩子也牵扯其中，便是最好的例证。

地缘关系是地域条件形成的社会关系。一般来说，人都曾经出生并生活在某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生活过的人们，彼此都有一种认同，都有一种乡土之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这些顺口溜，反映中国人心里怀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但是，一些人在攀老乡关系的时候，并不满足于叙谈乡情，而是巧借乡情巴结权势，以实现个人的功利目标。古往今来，依靠攀附或巴结老乡而寻求升官的案例很多。如今，人们还偏好借老乡关系跑项目、揽工程，其中也难免不夹杂着人情或利益交往。所以说，乡情固然美好，一旦蒙上浓厚的功利色彩，就容易滋生乡情腐败。

业缘关系是人类社会化分工的产物。它是以人们的阅历为基础，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业缘关系，主要包括同学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同僚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等。业缘关系非常复杂而微妙，处理得好，彼此之间产生友好之情，处理不好，彼此之间产生对立情绪。良好的业缘关系，可以产生良性互动，有利于团结友爱，有利于促进工作，有利于事业发展；但是，如果这种关系过于庸俗化，就可能犯自由主义错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更有甚者，有的利用业缘关系结成利益群体，把友情当作谋取私利的资源，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为个人和小群体谋取不正当利益，使业缘关系成了为害公众的业障。

两性关系是一种重要人伦关系。饮食男女，是人的自然属性，但是人是有社会性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性要求和性行为必须严格加以控制，人的两性关系也必须克服主观随意性，使之符合社会风俗和法律规范；因此，文明社会选择了婚姻。美满的婚姻可以实现两性关系和谐相处，有益于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男女之间一旦缔结婚姻，应该彼此负责彼此忠诚。然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对配偶保持忠贞不渝的爱情，特别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权贵，容易受到异性的爱慕和追逐。如果他（她）们经不住诱惑，迷恋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容易坠入情欲的陷阱，做出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为了讨好情人，他（她）们利用职权，不择手段地捞取金钱。杭州市场原副市长许迈永，被称为“许三多”（钱多，房子多，情人多），就是一个陷入情人腐败的案例。在查处的贪官背后，几乎都有众多的情人，讨好情人似乎成为他们腐败的动力。

人情，固然是美好的，如果过于泛滥，就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因为在人情社会里，人情以个人的私情和偏好为导向，不仅可以颠覆良知和理性，还可以颠覆规则和法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和健全了非常完备的法律和法规体系，现阶段并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受各种关系网（人情）左右，往往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某些因人情而贪赃枉法的贪官，一旦被查处，不是坦白地接受审讯，而是继续想办法找关系，企图借人情抵抗法纪的制裁，如著名女贪官罗亚平事发之后，就试图花600万元做人情，以便把事情摆平。

时下，社会上流行“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说法，人们一旦遇到诉讼，首先就是找门路，托关系，送人情；其目的并非都是要投机取巧，只是希望得到法官的公正对待。与此同时，普遍老百姓如果遇到问题，热衷于“信访”而不“信法”，因为通过“信访”，若引起上级领导重视，问题就可能解决，要是通过法律途径打官司，不但要花很高的成本，而且不一定得到公正的判决。可见，人治社会容易产生人情腐败，只有坚持依法治国，真正形成法治社会，人情腐败才能得到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