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潮，正在涌动，一片落叶被洪水冲进大海，我今年二十一岁。我的梦想是做一个文艺复兴人：关心宇宙所有事物，赶在人类灭绝之前，成为人类文明所化之人。

一如既往地初来乍到，熹微的星光，指引我不致迷失在黑森林。这个春天，两位文艺复兴人多年前的演讲，被我从书海打捞到头上那一小片星丛里。

一九一八年冬，慕尼黑，政治动荡的中心。自由学生同盟，一群站在革命运动与爱国运动的十字路口的年轻人，发起“志业与青年”系列演讲，针对四种志业——学术、教育、艺术、政治，希望揭示在当时“精神性的志业”如何可能。韦伯应邀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是他向来关心的问题。此时重任教职的韦伯正处在学术的高产期，距他那次精神崩溃已经过去了二十一年。这位自许先知耶利米的苦行者，内心的宁静海曾被“天堂的风暴”掀起巨浪。讲台上他一副愁眉苦脸、睡眼惺忪的模样，却给人一种沉稳、自信而又真诚的印象。讲堂内外分别是激动不安的青年和风雨飘摇的时代。

韦伯在演讲中对现代性给出自己的诊断，审慎斟酌，振聋发聩，严酷得可怕。“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这是学术对人的召唤。今天的学术，不再是通往神或自然的道路，而只是人类智性扩张的一部分。学问推导不出意义，它只涉及”实然的经验土地“。那么，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如何可能？这源于一颗渴望了解、爱智求真的心。学术提供给人一个清醒的头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但是面对“应然的意义海洋“，不得不沉默，什么也说不出来。走出中世纪，现代人摆脱了共同体的束缚，同时也离开了真善一体的温馨田园。理知化对事物的祛魅，让人“不再迷恋世界”（韦伯言重了）。从纯粹经验出发，各样价值的不停冲突在所难免。韦伯担心年轻人面对“时代宿命的肃杀面容”，能否依然贾勇自持，“追求一种既不依赖幻觉、也不遁入虚无的生命实践”（钱永祥）。学术回答不了生命的意义，意味着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演讲结尾，韦伯引用以赛亚神谕中守夜人的歌：“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黎明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要问便问，可以回头再来。” 韦伯的忠告是，不要再等待新先知了，承担起眼下的要求！

这让我想起另一位文艺复兴人对同一问题的诊断。人文与科学是走出中世纪的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的变异和冲突又造成新的困境。马克思希望借“自由人联合体”统一它们，打通人间向天堂的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韦伯的绝望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独自面对“令人战栗的命运”，为了人的尊严坚守此世的价值，痛感“未来将是极地黑暗笼罩下的冰冷长夜”。

一九二九年春，起义与内战间歇的西班牙，奥尔特加在马德里大学演讲《哲学是什么》。开始不久，大学即被政府关闭，奥尔特加辗转把演讲的场地挪到一家剧院继续进行，并尝试将演讲开放给民众。因人数过多空间狭小，只好又转移到一家大剧院，在这里，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奥尔特加试图在演讲中对哲学活动做出根本的分析，提出了圣灵降临般的新发现——唯一无可怀疑的实在是“我的生活”。奥尔特加首先认定思考者与被思考物有属类上的根本区别，而理性主义的核心主张便是实体的结构与思维的结构同一。他控诉近百年来的欧洲知识界饱受”实验的恐怖主义“的蹂躏。物理学的实在是人的虚拟，而哲学要寻求无所待的实在。他转引康德对《纯粹理性批判》的总结：“致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与致使实体成为可能的条件是相同的。” 现代人靠怀疑发现了“我”，“我思，故我在”，而“我”睁开眼，却被抛弃在失乐园。莱布尼茨修正了这个观点，宇宙中应该有两个确凿的讯据：“我作为一个思想者而存在；许多事物让我思考。” 我和世界相连，我身处其中遍尝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这不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抽象都结束了，我们的哲学探索最终找着的是，一个哲学家在进行哲学活动，一个思想者在思想，一个人在生活。哲学变得如此具体实在，这还是头一遭。这是命运的奥秘。” 说不定你一会儿走出剧院，会为一张美丽的面孔而倾倒。天晓得！哲学的水落，生活的石出。 “我的生活”成了哲学的起点，一只鸽子落在了人的肩上。我位于“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像细胞一样构成了这个大千世界。更进一步，哲学的沉思，原是“爱的行动”。奥尔特加最后说，生活就是投入。

两篇演讲，两种现代立场，韦伯悲观的是“失去”，奥尔特加欣慰的是“得着”。失去了“信仰的归一”，得着了“无可怀疑的生活”，这未必不是人类趋于成熟的机会。两位仁兄均曾被称为“绝望的自由主义者”和“转向的存在主义者”，都义无反顾地爱国。韦伯临死前不久，曾在一次课堂讨论上说：“我只想将我全部心血倾注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如何才能使德意志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总部。除此之外，我别无政治上的鸿图。” 一九三零年奥尔特加出版《大众的反叛》，书中称自由主义依旧颠扑不破，此乃“命运的真理”，三年后希特勒在慕尼黑当选德国总理。一九五五年奥尔特加去世，葬礼引爆了西班牙内战之后最激烈的学生示威——反对西班牙长枪党对教育的政治控制。去年刚过世的一位文艺复兴人巴森在《从黎明到衰颓》中提到奥尔特加，“早晚有一天，人们要听取这位时代见证人的声音”。

当一个人可以自行认定或弃绝价值，而主观的认定并不能接通客观的价值，长夜中的纵欲与虚无*，或黎明前的投入与守望，就成为一念之间的心灵拷问。投入尘世的生活，担当人性的可能，每一秒钟都知道自己活着。像钻出了五指山的悟空一样，怀着无尽的喜乐和自由；像离开修道院的阿廖沙一样，从痛苦中寻找幸福；像大观园里的宝玉一样，心如“婴儿宇宙”；像皇宫中的哈姆雷特一样，优柔地站在脱了节的时代。

生而为人，对不起；生而为人，我爱你。每到这个时候，我的耳边时时响起两千年前另一位文艺复兴人在旷野的咏唱：“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 它来自心灵，又抵达心灵。

*注：照钱永祥先生的说法，企图基于信念而开脱责任问题，是为纵欲；拒绝为一己的抉择提供理据，拒绝过问责任，是为虚无。而“纵欲与虚无之上”所指的方向，乃是一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公共论述的远景。我所谓“投入与守望”，是对“纵欲与虚无”的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