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1923-2003）去世已经十年了。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启蒙思想家，为的是将他与以下两种与启蒙相关的人区别开来。一种是所谓的“纯文化启蒙者”。他们倾向于把古今中外的启蒙资源仅仅当作学问来研究，甚至以批评启蒙的政治化来强化这种“学术”。这类人的特点是把启蒙这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思想文化运动，变成僵死的教条的注脚。他们经常打着非政治的旗号，而实际上却是不懂政治，惧怕政治因而回避政治。第二种我把他们叫做没有“道义担当”的启蒙者。这类人在思想上对现实政治有一定的认识，有时也会谈及启蒙与政治的关系，但是一遇风险，他们便立即退缩回来，搬出所谓“生活的艺术”。他们为了适应现实体制将生活过好，回避一切政治风险，毫无“道义担当”精神。这类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犬儒主义”知识分子。李慎之与他们截然不同，为了作出区分，我便在他的头上加了“真正”两个字。
在李慎之去世后的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了很多变动。虽然他已经去世十年之久，但他在十年之前所追求、所呼唤的那些启蒙思想文化价值，如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三化合一，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人权、宪政与法治……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显得愈加迫切了。他的看法仍使人感到新鲜，甚至可以说，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展开好好讨论。所以在这十年里，我们感觉他似乎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所提出的问题，一个都不曾解决，仍然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来怀念李慎之，并不是追忆往昔，漫谈过去，而是谈我们的当下，谈我们的现实。
思想启蒙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李慎之在思想文化启蒙上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在他的同辈人中首屈一指，但他的最后岁月是寂寞、孤独、郁闷的，这令人感到十分惋惜和悲哀。在过去的十年里，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它与人民和时代的要求距离尚大，这与我们冷遇了李慎之一类的启蒙思想家有关，与思想文化启蒙的停滞有关。
思想启蒙与政治改革是两个范畴的问题。但从中外历史与现实看，可以说这两个范畴一直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着的，不能将它们混淆，但更不能完全分裂来看。思想启蒙是政治改革的精神助力，为政治改革扫清障碍，而政治改革则是思想启蒙结出的社会成果。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启蒙的英文为Enlightenment，本意为照亮。我每次看到这个词就会构想出一个画面：智慧而富有理性的“先觉者”举着一个火把，把道路照亮，指引着后面的人往前走。这个词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启蒙的含义。启蒙的对立物是“洗脑”。“洗脑”有时看起来像“启蒙”，但它与专制、暴力、欺骗、对人进行奴役相联系，在文化价值上与启蒙根本对立。“洗脑”留下的精神垃圾要由启蒙来清扫，“洗脑”中受奴役的精神创伤要由启蒙来疗救。李慎之等一批启蒙思想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为政治改革提供思想精神根据，为其在思想精神上的合理性进行说明，为其扫清道路。因此启蒙与政治改革必然有一种先后和互相配合的关系。
西方的启蒙和政治改革之间的互动，我认为进行得比较有序。比如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后来西方工业社会发展提供新的价值观念，两者慢慢糅合，最终诞生了现代民主政治。在中国则不然。从1840年开始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启蒙的要求一再出现，而政治改革的要求也一再出现，但两者的穿插、交汇、糅合比起西方来却不是那么有序。常常出现的现象是：启蒙还没来得及导引出政治改革，就被反改革的政治力量扼杀了；而当有一定的改革倾向的政治力量要求启蒙的时候，启蒙又能够得到部分的进行；启蒙在部分的进行时，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又会变形，变成“非启蒙”。所以，中国的启蒙，我给它起过一个名字叫做“夹生饭”，就是说这碗饭还没有真正煮熟，还需要重煮。李泽厚曾概括过这个现象，叫做“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他讲的并不是“救亡”压倒启蒙，因为“救亡”也需要启蒙。事实上，他说的是“救亡”造成的一种新的政治专制力量对启蒙的扼杀。比如用抗日来压制自由、民主思想，看上去是国人的民族主义选择，而实际上仍然是启蒙所反对的那种专制力量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将启蒙压下去，是政治专制的暴力促成的。本来应该是启蒙促进政治改革，这下子变成了不改革的政治以“国家、民族”高于一切的名义令启蒙止步。
这种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过一次，后来到了80年代又发生了一次。启蒙发展到一定阶段会由于政治的干涉而断裂。启蒙和政治改革二者交叉互动的无序性，造成一种精神领域的“夹生饭”，这样，一方面使得启蒙思想发展不够，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改革困难重重、曲折多多。关于这一点，李慎之曾多次谈到，并且有全面、深入的阐发。他特别强调政治改革之前、之中的启蒙之扫清障碍的彻底性问题。在处理启蒙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时，他往往首先从政治着眼，然后再追究到背后的文化根源，而不是像某些文化人那样首先从文化着眼，做文字游戏式的解读。比如关于人的个性的建立问题，他不是从空泛的人的个性开始说的，而是先从中国社会的状况入手，考察人存在的政治现实，从而深挖其背后的文化传统。他甚至讲过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政治体制决定的。”他特别强调政治，强调文化与现实背后的权力运作，强调人与人之间权利资源的分配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他提炼出“文化传统”这一概念，用以指称从秦始皇到现在一以贯之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对“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分是他非常重要的思想贡献，这也是他为了解决启蒙与政治改革的关系而分析的一个最深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否定，但文化传统必须否定！
在今天，人们急切地呼吁政治改革，以为我们可以一步就迈入现代民主政治。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回避思想文化启蒙对政治改革的重大意义。政治改革需要思想的助力，需要精神的支撑点，这就离不开启蒙。在80年代，李维汉跟邓小平有过一次谈话。他向邓小平建议说，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一定要批判封建专制。邓当时接受了这个看法，于是有了他1980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要不要反封建，其实就是要不要启蒙的问题。在80年代，反改革的力量都是反对启蒙的。党内就曾有人直言说：“反什么封建，反封建不就是反党吗？”李维汉与邓小平的谈话可以看成是党内高层对政治改革与启蒙的关系的重视，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可惜这种政治改革与思想启蒙之间的良性互动维持了不久就又断裂了。在这之后，直接把李维汉的精神继承下来，并将其进一步发展的就是李慎之。特别在1989年“风波”之后，他更强调启蒙的思想文化价值及其政治性功能，进一步把启蒙与改革紧密联系了起来。
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四次浪潮
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经历过四次浪潮。在这四次浪潮之前，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零星的启蒙思想火花。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最早对封建君主的罪恶提出批判，认为“君”（皇帝）是“天下之大害”，因为他们“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只有各个个人得以为其“私”才是合理的。在他所论述的这个“私”字上，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个人主义的因素。清末到民初，龚自珍、魏源，以及梁启超等都曾阐发过启蒙思想，但都没有形成浪潮。
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出现于“五四”时期，基本的内容是科学和民主。西方启蒙运动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文化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大都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中国，为新觉醒的一代中国人所接受。我们常说的“五四精神”，就是指的这些启蒙价值观念。李慎之正是在这种精神遭到破坏时起而为之鼓吹的人物之一。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他写了《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文，将自由主义明确认定为北大的精神传统。自由主义传统是现代启蒙第一次浪潮中所形成的大学基本理念。
到了上世纪30年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二次浪潮出现了，叫做“新启蒙”。这一次是由左倾激进的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发起的。李慎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在“新启蒙”里，启蒙的内容已经变了。他们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启蒙的内容，代替了“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并且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也一直都相信这是进步。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有很大的问题。首先，“五四”所建立的科学和民主的价值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按照李慎之的看法，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而不是哪个阶级的价值。第二，陈伯达等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启蒙”，从其结果看有严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好的，包括它的历史唯物主义，但当列宁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付诸实践的时候，历史证明这是一种错误。陈伯达等人当时不可能看到这一点，我们也不应该要求他们看到，但是在客观上，他们的这些理论扭转了思想文化启蒙的根本方向。更明确点说，所谓的“新启蒙”，“新”在资产阶级启蒙变成了无产阶级启蒙，实际上是把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宣传变成了启蒙，是对“五四”启蒙的反动。“新启蒙”在很长时间迷惑了很多人，李慎之也曾把它当成新的现代化追求。民主、科学追求现代，而马列主义追求更新的现代。过去我们一直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启蒙，应该启资产阶级未启之蒙。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反现代”的现代性，把毛泽东式的极“左”当成是“反现代”的现代性。反现代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现代。实践证明，我们的看法比较天真，没有什么根据。直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这个“反现代”的现代性才终于破灭。今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列宁的这一套社会革命理论，从它在各个社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的各种影响看，就是“反现代”，根本没有什么现代性。因为他仍然是试图把人拉回到奴隶状态，在上是专制主义，在下是奴隶主义。第二次浪潮过去后，启蒙就不再提了，因为在“左”倾激进者看来，“五四”的启蒙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需要它了。
一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趋势才迫使中国出现了启蒙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为开端，至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被查封而结束，历时十年。这次启蒙浪潮的核心精神，可以说是对第二次浪潮之反动的再反动，对长期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左”倾激进思潮的大反拨。代表人物有周扬、夏衍、王元化、王若水、黎澍、高尔泰等。他们发扬“五四”启蒙精神，总结“左”倾假社会主义（即异化了的社会主义）的教训，特别是“文革”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教训，结合中国现实，解释和接受西方现代启蒙的思想文化价值。周扬关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长篇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王元化关于“五四”精神的文章，王若水、高尔泰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的论文都是这次启蒙浪潮的经典之作。他们以真人道主义批假社会主义，甚得人心。但是，时机又被我们错过了，当时的极“左”势力支持了胡乔木等人反启蒙的错误观点，使得启蒙出现了曲折，周扬等人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个浪潮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被压了下去。李慎之在这一时期未唱主角，但他的思想是与这一浪潮完全相通的。
1989年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沉默了。李慎之也不能再公开发表言论。但从90年代初开始，他一直思考启蒙问题，并最终掀起了启蒙的第四次浪潮。我说这是第四次浪潮，基于以下两个事实。首先是他对启蒙有系统的见解和执着坚持的精神。当90年代有些文化人出于政治压力而“反思五四”时，李慎之则开始大力发扬“五四”精神，发表文章大谈启蒙。他把思想文化的启蒙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由政治中发现启蒙之必要性，由启蒙中寻找改革之路径。这在当时体制不允许，极“左”保守势力又很强大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丁东编选的两卷本《李慎之文集》是启蒙第四个浪潮的重要文献，将在思想史上放出光辉。李慎之提出了著名的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三化合一的观点。当时人们认为全球化只是经济的全球化，只是加入世贸组织，而他则强调全球化还应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和文化价值的全球化等问题。而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民主化。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谈得非常得意，跟我说，“实际上，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我说你这样讲很危险，他却回答说1979年访美时他跟邓小平就讲过同样的话，邓当时只是笑一笑，没有反驳。他的“三化合一”论实际上就是谈启蒙和政改问题。对于来自西方的思想，李慎之不认同照搬，强调还得看看中国自己的文化。对于现代化，他不认同匆忙地复制，而是强调吸取国民性改造的经验教训。他基本上同意唐德刚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要到2040年才能真正完成。李慎之的最大的思想成就是将世界性的文化启蒙的价值放在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之中，来进行提炼，产生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准确看法。他的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经历过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家里，也是很先进的。他非常好地吸收了捷克思想家哈维尔的文化遗产。他给启蒙赋予了新鲜的活力，使之变成了一种活生生的历史诉求。在晚年，他多次讲到，如果有下辈子，他愿意做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他把思想文化启蒙作为毕生的事业。
其次是李慎之的周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队伍。李慎之是第四次浪潮的领袖人物，在他身边围绕着一批知识分子和改革人士。老一辈的有李锐、朱厚泽、何方、胡绩伟、李普等等，他们大都亲历经济和政治改革，对中国的政治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批“两头真”的老人都在第四次浪潮中发表了很多有深度有针对性的好文章，影响很大。年轻一辈的有徐友渔、刘军宁、秦晖、朱学勤、高华、丁东等等。他们的著作也大都可视为第四次浪潮中的重要文献。他们都以李慎之为师，与他一起探讨中国的启蒙与政治改革之路。
在90年代，由于政治改革迟疑不前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文化界出现了规模不小的“反启蒙”势力。这一势力主要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延续了红色思想资源的老左派；另一类是吸收了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思想的所谓“新左派”。后一类人中也包括某些“新儒家”的文化人，他们更多地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排斥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理论更为高深复杂，但实际上这种高深复杂的背后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判断一种思想是否有价值，不能孤立地只求所谓的“深度”，更要看它所面对的文化环境和它的社会适用性。李慎之的启蒙才是实实在在的启蒙，是为中国现代化所急需的。
李慎之所领导的这一次启蒙是一次有纲领有思想有队伍的思想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自五四以来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一次现代启蒙浪潮。政治家如果能够吸收这个浪潮中的思想资源，将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改革的深入。
思想文化启蒙与道义担当精神
思想文化启蒙并不纯粹是一个文化问题，它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启蒙者很可能会遇到阻力，受到各种政治、经济的打击，有时甚至遇到人身危险。尤其在中国，启蒙不仅是文化观念的选择问题，同时还面临着道义担当的考验。李慎之就曾经历过1957年和1989年两次打击。真正的启蒙者所需要的道德上的承受力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人格精神在李慎之身上深刻地体现了出来，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能力是非常弱的。这一点可以与苏联相比较。同样的专制氛围，同样的压迫，苏联知识分子能够在狱中写出好作品，一旦社会开放，不加修改就发表，出现了所谓的“回归文学”，而我们却不能。中国作家受到迫害并没有完全沦落，为什么就不能写出真正的作品来呢？反而往往是选择顺从迫害者的价值，为文化专制服务。我想，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的影响。在李慎之看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修齐治平”不过是为了使自己的文化受到统治者的赏识，缺少独立的精神。即便是道家，也只不过是回避而不是抗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建国后的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一次又一次的“洗脑”对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精神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甚至摧毁了他们对是非善恶的基本辨别能力。我可以谈谈我自己的感受。1991年我被招参加教育部干校的学习。来这里参加学习的都是大学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照理说这样的内部学习应该是互相交流互相论辩的，但当时正是1989之后，整个政治氛围极“左”（大搞反对“和平演变”，文革那一套变着法儿又重来了）。所有与会的人都顺着官方所要求的“精神”进行学习与批判，丝毫没有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甚至人们都纷纷为执政者出计献策来怎样统治学生的思想。我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中国现代启蒙理性的彻底解体，是文革结束之后辛苦积累起来的思想文化成果的彻底丧失。我感慨在中国启蒙成果的丧失和专制的建立是多么的容易。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思想文化界人士，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以前讲“沉默的大多数”是说一种反抗的力量，但今天却已不是这样。在今天的中国，沉默是因为“生活的艺术”，因为糊涂或者麻木。这样我们回过头来看李慎之，就更能够发现他的道义担当精神的可贵了。
我一直把李慎之看成是我的启蒙老师。与他结识，深深感受到他的道义担当精神和人格力量。在1989年“风波”后，当时我的一位朋友、扬州大学教授曾华鹏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回来后告诉了我关于李慎之的一件事。李慎之由于“不合作”态度被撤了职，但是可能由于疏忽，他仍然被通知去参加了全国人代会。大会开始时，宣布取消两个主席团成员，一个是赵紫阳，一个是李慎之。分组讨论会上，李慎之在文教组，他首先发言，说：“刚才大会宣布取消两个主席团委员，赵紫阳大家都认识，李慎之可能大家不熟。所以我需要解释一下，以免给大家带来‘麻烦’。李慎之就是鄙人，我被撤职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我听到这个故事后，对他非常敬佩。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需要多大的勇气。90年代初，南京大学筹办“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匡亚明校长请李慎之来参加。他来的头一天，我们就长谈了一晚，谈当时的形势，谈未来的发展。那时他还比较乐观，觉得1989年的事在五年之内就能解决。在20世纪的末尾，为国庆50周年，李慎之写出了独特的历史感悟，也说出了大众欲言而未能言之言。他回忆了50年来中国的变迁，以启蒙思想考察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与现实，呼吁中国社会走上自由民主的现代化道路。我看了之后愈加感佩他的人格力量。一位美国作家说过：“一句真话比一颗行星冲击地球的力量还大。”李慎之就会说这种真话。
在第四次启蒙浪潮中，李慎之是当之无愧的思想文化标杆，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我们从他那里接受到的不仅是诸多的文化理念，更重要的是他的那种道德力量。在这面临转折的关键时期，真正的思想启蒙者的道义担当的人格是可贵的，值得发扬的。
2013年1月12日于跬步斋
董健 口述 高子文 整理
（董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高子文：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