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二岁高龄的张先生还躺在医院里。他的文集终于出版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仍有遗憾。下面是我的一点感想。

前不久，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座谈会，听很多前辈和师友发言，大家都说，张先生是个忠厚诚笃、襟怀坦荡、澹泊名利的人。这是普普通通的评价，也是很高很高的评价。因为在当今社会，做一个好人，非常不易，有时比做学问还难。几年前，为调查八主祠，我到过张先生的老家，山东荣城。胶东半岛，这是最东端，海天空阔，令人难忘。登临天尽头，天风扑面，让我想起林则徐的绝妙联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是当得起这四句话的。

我佩服先生的学问，更佩服先生的为人。张先生不善言辞，常让我想起司马迁讲李将军的话，“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他也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立身正，自然赢得大家爱戴。高明先生说，古文字学家喜欢互相贬低，包括很多前辈，你们不要学，要说人品高尚，还是张先生。作为他的学生，我很自豪——他的为人比学问更让我自豪。先生的文集，可以折射其为人，特点是博大精深，包容极广（不像很多精神残疾人，人既苛狭，文亦猥琐）。这么多内容，当然要从多角度阅读，我还读得不够。但我觉得，文集的最后两篇，《我在史语所的十年》和《我与古文字学》，是先生的自述，可当阅读

全书的提纲。先生自己说，治古文字，他主要致力于四个方面，甲骨文、西周金文、东周金文和商周数字卦（用古文字材料治《周易》）。其他方面，先生只是一笔带过。他自己没说，还有个方面，是他对竹简帛书的研究。70年代，先生在红楼参加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工作，四本大书出版，与有力焉。虽然那是集体工作（不署个人名），先生不愿提起，但作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侧面，我们不能忽略。

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的古文字学家，先生是硕果仅存。读先生的文集，有一点我想强调，他这一辈子，既做历史研究，也做古文献研究，还时刻注意考古学的最新发展，喜欢到处看文物，做调查研究，古文字研究是得益于熟读古书，历史研究是取证于考古发现，四个方面融会贯通，其实是一门学问。学者有境界高下，下者是跟着材料走，跟着学科走，上者是跟着问题走，跟着兴趣走。张先生是属于后一种。对他来说，古文字也好，古文献和考古也好，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还是服务于历史研究。他是绍继罗王之学的传统，也是绍继史语所的传统。先生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但不仅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他更主要还是历史学家。

我记得，刚上研究生，先生教我们读书，参考书是两本，吕思勉的《先秦史》和马骕《绎史》。吕思勉博通经史，马骕钞撮群书。我猜，他是希望我们在进入各种专题之前，先要对材料范围有个大致了解，登临绝顶，一览群山，或如王国维“三境界”说的第一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本人是于书无所不窥，掌故烂熟于胸，我们做不到。先生脾气好，随和，美国汉学家呼为“大娃娃”。但对自己信从的观点，不管别人怎么看，他绝不随波逐流，既不与人争辩，也不强加于人。比如，作为史学家，他的观点是魏晋封建论。当年，为这事，他丢过北大的教职。尚钺先生也是这种观点，同样受过委屈。尚先生去世后，他女儿找先生，先生帮她联系出版尚先生的遗著，但对往事，他却一个字都不肯说。我记得，1979至1980年前后，俞伟超先生和郑昌淦先生打算编写为魏晋封建论翻案的论集，北京的学界中坚，很多都写了文章，俞先生请先生作序，被先生谢绝，只好作罢，各自发表各自的文章。后来，我问先生，为什么他不肯出面支持俞先生，他说，这是他一生最伤心的事，他已发誓不再提起。在《我与古文字》中，他只说“依我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魏晋以下，至今我仍坚持这一看法”。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他并没有后悔。同样，我们都知道，在甲骨卜辞的分期问题上，他也一再说，他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观点。观点对错，可以不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的性格特点，他是柔中有刚。

关于先生的贡献，我之所以要提到他的史学观点，目的并不是说，魏晋封建论是史学界最正确的观点，先生的看法就一定对。我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我想说的只是，他的具体研究，特别是古文字研究，都是围绕着他时刻思考的史学问题。比如，大家称道的《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以及他讨论卜辞所见农事制度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当然是用古文字说话，但同时也是史学研究。其他文章，也多半如此。他很少为识字而识字。先生在《我与古文字》中讲得很清楚，不用我多说。我认为，要了解先生的想法，首先要从整体上去了解，从他的基本思路去了解。现在，史学界对古史分期问题已经不太关心，很多人都以为是过时之论，迂阔之论。这类问题，是属于国情认识的问题，西方学者不关心。过去的讨论有很多问题，但有一点不能否认，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这是题中之事。我们总要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里，找到它应有的位置。学界诸说，不管哪一种更为近真，或全部都错，但对理解那一时期的史学演进，包括他们的具体研究，却是必要的思想背景。更何况，魏晋封建论最从世界史的角度讲话，也最从同期比较讲话。对前辈之研究，我们应设身处地，从当时的环境和他们的想法去理解。

先生的贡献在哪里，这里不可能做全面论述。方方面面，要大家来讨论。我仅就古文字材料，侧重说一下他致力的第四个方面，讲一下我个人的肤浅理解。张先生用古文字材料研究《周易》，从材料上讲，包括商代和西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也包括战国楚简、马王堆帛书和双古堆汉简，还有敦煌卷子和传世文献，所有材料是围绕解决一个学术界的老大难问题，即宋人早已接触，近人反复讨论，长期以来困惑不解，我叫“奇字之谜”的问题。

我说张先生是跟着问题走，不是不要材料，而是问题带动材料。记得当年，我刚到考古所不久，有一次，历史所请唐兰先生演讲。我们都赶去听讲。唐先生滔滔不绝，讲了很多问题，其中也包括这个问题。他老先生说，宋人的考释不对，郭沫若先生的族徽说也是猜测，这些“奇字”都是数字。他说，他写了文章，这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少数民族文字。但这些少数民族干吗要用数字作文字，有人写信问他，他也说不清。他开玩笑说，那不成了电报吗。

张先生的研究，是接续唐先生的研究。唐先生是张先生学古文字的老师。当年参加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整理的人都说，在唐先生面前，张先生总是毕恭毕敬。1978年底，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吉林长春开第一届年会，徐锡台先生介绍周原甲骨，上面有这些奇字，大家好奇，希望张先生能解答。他的新解是被大家逼出来的。那天散会，回到房间，先生想了很久，第二天拿出答案。他说，这些“奇字”是用数字组成的卦画。先生的发言博得一片喝彩。后来，大家都知道，张先生全面搜集材料，系统讨论这个问题，在《考古学报》1980年4期上发表文章，就是收入本书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这篇文章是“当仁不让于师”，它不仅对唐兰先生的考证是一大突破，而且是一次彻底解决。虽然，先生也承认，他在讨论，有些地方仍不免是假说，后来的学者，在材料上有补充，细节上有修正（我在《中国方术考》一书中对此有所总结，可参看），但今天看来，他的基本结论还是经受了考验，至今颠扑不破。大家都同意，这是石破天惊的开创之作，不容忽略的经典之作。凡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对先生的智慧非常佩服。比如美国的甲骨学家吉德炜教授，他在《我和张政烺先生的五次会面》一文中说，他从1969年写博士论文起，一直对这些数字符号大伤脑筋，及见张先生文，才惊奇地发现，张先生把它讲了个“水落石出”（见《揖芬集》，第25—26页）。当然，还应提到的是，本书收入的另外两篇文章，即《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易辨》，它们也是讨论同样的主题，对《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是重要补充。这里，说到张先生对《周易》的探索研究，我想做一点说明。张先生的三篇文章虽然是以商周时期的甲骨铜器为主，但他更关心的还是今本《周易》的起源。他对早期卦画的研究实与他对马王堆帛书《周易》的研究有关，从年代顺序讲，甚至就是肇始于张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参加的整理工作（参看收入本书的《帛书〈六十四卦〉跋》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我们要知道，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就是认为，马王堆本、双古堆本，其阴阳爻作一、八，这种卦画是从十位数字卦派生，为今本阴阳爻的前身。这一看法和金景芳、李学勤两位先生的看法不一样。两种看法，谁对谁错，可以争论下去，但关键要看证据。截至目前，最新出土的材料，上博楚简《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它们都证实，张先生的解释更为合理，相反的证据，至今没有发现。

最后，和《周易》的研究有关，我还想起一件事，不能不说。张先生住院前，身体和头脑还可以，有一次，他说，他这一辈子，有三件事想做，但一直没完成，一件是编《中国历史图谱》，一件是西周铜器和西周历法的研究，一件是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研究。这三件事，第一件，历史所已重新启动，但先生已无法指导；第二件，将是永久遗憾，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找不到先生留下的东西；第三件，张先生希望能参考后来的考古发现（如上博楚简《周易》），把它整理出来，和他的其他论易之作，合为一编。这最后一方面，还可以弥补，他箧中仍有存稿，今后可以整理发表。

张先生一辈子都在读书。一直到很晚，他仍坚持外出买书，小书包总是套在脖子上，挂在胸前。但有一天，他终于感到老了，感到精力不行了。他叹气说，现在看电视，画面动得太快，眼睛老是跟不上；过去的人，生活条件太差，年纪轻轻就死了，现在的人，怎么活得这么长；我读北大时，教授都很年轻，和现在不一样；裘锡圭先生出名，怎么好像是昨天的事，一转眼，多少年就过去了……

我知道，先生是在叹人生苦短。

上次座谈，很多人都说，先生腹笥深厚，肚子里的学问，还有很多没有写出来，写出来的东西恐怕不到十分之一，他把时间都花在帮助别人了。对张先生的无私助人，大家都很感激，但对他本人，说心里话，我认为，是极大困扰。在《我与古文字学》中，他说，“光阴飞逝，我从事历史与古文字学研究已六十余年。期间历经社会变革与动乱，这种时候不可能沉下心来治学。此外，多年来我还被许多事物缠身，其中最费时费力的是当评委，一年总有数十份申请职称的材料堆在案头，每份材料不管多少万字，都要认真阅读，写出意见，推荐优秀人材。这项工作每年要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另外，每年，他还要拿出很多时间，很多精力，用于解答求教者的问题，包括替他们查找材料。

就我所知，先生虽慎言，惜墨如金，但他绝不是提倡少写或不写，比如对学生，他就鼓励他们早发文章早出书，为之积极举荐，联系发表（我就受过张先生的推荐），甚至为学生手懒而着急，说“年纪不小，东西怎么这么少”。上次座谈，任继愈先生说，张先生的道德文章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但他留下的东西，跟他的学问相比，数量太少，这点你们不要学（大义）。我很赞同他的说法，而且认为，这是深知先生隐痛的肺腑之言。

研究学术史的应该思考，1949年以后，为什么很多著名学者都写不出东西？原因到底在哪里？文革前，当官、运动和审稿，是三个主要原因，张先生占了两个。文革后是什么？代替政治运动，现在是课题热，有大笔大笔的钱烧着，劲头更大，虚张声势、名目繁多的各级评审（评级、评奖、评项目、评基地），仍在无端消耗着学者的生命，评者和被评者都在劫难逃。我也无法幸免。

我曾多次和朋友说起，张先生学问大，但不会主动跟学生讲什么，我跟先生太晚，问教不勤，学得太少，后悔也来不及了。但先生送我一句话，让我终身不忘。他说，我劝你们年轻人，趁还没有出名，赶紧读书，人一出名，就完蛋了。

零虽不敏，请事斯语。

2004年8月3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原刊《书品》2005年1期）